京城老字号匾牌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京城老字号匾牌
老字号是咱老北京文化的标志，或说是商标，也是新北京代言。说起北京的老字号在东四牌楼、西单牌楼、鼓楼前、前门、天桥、大栅栏，店辅林立，比比皆是。这老字号名字响亮又含义深远。
老北京牌匾概述
您象老字号的“八大楼”就有：东兴楼、正阳楼、泰丰楼、新华楼、万德楼、悦宾楼、庆云楼、会元楼；“八大居是：砂锅居、天兴居、鼎和居、广和居、义盛居、同和居、天然居、会仙居；您瞧这名字有多么响亮。除了“楼”和“居”，还有坊、德、顺、台、处、轩等字号，比如：便宜坊、全聚德、东来顺、玉华台、都一处、壹条龙、来今雨轩、同益轩、柳泉居。过去，在咱老北京的长安街上还有“长安十二春”风味餐馆。这“十二春”是庆林春、方壶春、东亚春、大陆春、新陆春、鹿鸣春、四如春、宜南春、万家春、玉壶春、淮扬春和同春园。
不管是“楼”、“居”，还是“坊、德、顺、台、处、轩、春”名儿起得好、字儿用得妙，就是不去吃，聊起来也为人津津乐道。
上面儿说的老北京的餐饮。下边儿再别的老字号。药铺喜欢用“堂”、金银首饰喜欢用“楼”、绸布业喜欢用“祥”、钱庄业喜欢用“恒”。还有内联升、马聚源、同升和、亨得利等等吉祥、兴旺的字号。念起来上口，便会过目不忘。
北京的老字号也远不止上面说的这些，还有天兴居、便宜坊、月盛斋 、稻香村、谦祥益、晋阳饭庄、内联升、步瀛斋、马聚源、瑞蚨祥、张一元、长春堂、亨得利、四联美发、普兰德、同升和、盛锡福、萃华楼、东来顺、全聚德、中国照相馆、碧春茶庄、同盛祥泡漠馆、东兴楼、成文厚、元长厚、一得阁、戴月轩、清秘阁、萃文阁、荣宝斋、文盛斋、全聚德、惠丰堂、瑞蚨祥、馄饨侯、小肠陈、王麻子剪刀、来今雨轩、泰丰楼、同春园和厚德福、烤肉宛、王致合、仿善、曲园酒楼、信远斋、天福号、月盛斋。说起来，这些个老字号是咱老北京的无形资产。
老字号和牌匾也有着不解之源，文化内涵丰富。而老字号的牌匾也多出于名人之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名人效应”。“有头有脸”的大字号，都要请名人、名书法家来书写牌匾。像茶叶铺中的张一元、吴裕泰、永安茶庄的匾，都是出于名人之手。这里特别一提的是“永安茶庄”的牌匾就是民国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老先生写的，名声自然远扬。而且，当人们说起永安、张一元等店名时，也马上想到的是茶叶，而不是别的什么。
只要是老字号，大商家，上至皇上、下至宰相，也都愿意出手挥毫。比如北京的都一处烧麦馆的牌匾据说是清乾隆皇帝所书；鹤年堂中药铺和六必居酱园的牌匾出自明朝宰相严嵩手下。
再往下说，还有清代的同治、光绪二帝的老师、户部尚书、常熟人翁同和就写有菇古斋、尊汉阁、宝古斋、赏奇斋和秀文斋等5块匾。清代著名书法家宝熙、多罗克勤郡王、乾隆朝礼部尚书梁诗正等人的也都为当时的老字号写过牌匾。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现代，书法家、政界要员、文人也在光顾琉璃厂时，写了很多牌匾，这里边儿有李鸿章、梁启超、康有为、徐世吕、吴佩孚、郑孝胥、黄宾虹、张伯英、曾国藩、张大千等人。现代文人和书法家写的牌匾也不少，如郭沫若、启功、赵朴初、邓拓、舒同、李可染、吴作人、溥杰诸人，都在琉璃厂留下了墨迹。
如今，数十年、数百年过去了“老字号”和它的牌匾仍然是咱老北京的文化的标志。
老北京牌匾轶事——六必居、鹤年堂
北京的老字号是宝贵的财富，是老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字号大都有流传下来的牌匾，这也是老字号的无形资产。牌匾基本是历史上各界名人所题，但其中一部分真假莫辨。如都一处烧麦馆是否为乾隆所题？如瑞蚨祥绸布店的牌匾，至今不知何人所写；再如六必居、鹤年堂的匾，一直传说为明嘉靖年间的奸臣严嵩所书，是否如此？其实是很令人 怀疑的。
六必居是北京最著名的老酱园，传说最初为六个人所开办，请严嵩题匾，严嵩便题“六心居”，但又觉得六人不可能同心合作，便又在“心”字上添了一撇，成为“六必居”。清代的一部笔记《朝市丛谈》也写明六必居为严嵩所写，但却是孤证，其它野史笔记均不见载。民国以后的蒋芷侪所著《都门识小录》云:“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时，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严世藩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这也是照抄前朝野史笔记，更不可靠。但也有人认为六必居原先是小酒馆。为保证质量，酿酒要“六必”，即“黍稻必齐，曲蘖必实，湛炽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所以取名“六必居”。这种说法流传甚广。
但据六必居原经理贺永昌的解释:“六必居”不是六人而是山西临汾赵氏三兄弟所开专卖柴米油盐的小店，店名即据“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来，除不卖茶，其他六件都卖。也兼营酒，还卖青菜，制酱菜是以后的事了(《驰名京华的老字号》，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如据此解释，严嵩题“六必居”的原意就根本站不住脚了。
又据叶祖孚《燕都旧事》(中国书店1998年版)载:六必居最初确为小酒店，但本身不产酒，只是从其它酒店趸来酒经加工制成“伏酒”、“蒸酒”再出售(“伏酒”是买来后放在老缸内封好，经三伏天半年后开缸。“蒸酒”我查资料，皆未记载如何制作)，后来才变成制作高档酱菜的酱园。更重要的是，上世纪60年代，邓拓通过六必居大量房契与帐本，考证出六必居不是传说中的创建于明朝嘉靖初年，而是创建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至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间。而且原来也不叫“六必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的帐本上都称“源升号”，直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才出现“六必居”的名字。这是邓拓极为重要的钩沉发现。这就铁证六必居既不开业于明代，何来严嵩题匾？我读过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79年版)，知道60年代他为研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现象，调查研究了北京地区商号、煤窑等大量契约、账簿资料，他最初可能也相信六必居是明代老商号，但一经实物调查，才发现它是清代商号，与他研究的课题年代不符，所以《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引用附录了不少资料和契约照片，并无六必居的资料。
由此可见，关于严嵩题匾只不过是六必居老东家为商业利益利用了民间对于严嵩的知名度，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名人效应”吧？其实，假设六必居真的开业于嘉靖初年，也不会去找严嵩题匾，因为那时严嵩还供职于南京，五十多岁还一直坐冷板凳，根本没有什么知名度。
当然，严嵩的匾无下款。因此有人以为他是奸臣，题款被后人抠掉，再如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认为鹤年堂药店是严嵩所书，所云何据，无缘请教。鹤年堂也是一家老字号，相传也创于明嘉靖末年。有一种说法认为鹤年堂之名原为绳匠胡同严府花园一个厅堂的名字，严嵩倒台之后，这块严嵩自书匾流落出去，后来成了店名。店外还有一块“西鹤年堂”的匾，传说为严嵩之子严世藩所书，更不可信。过去鹤年堂的配匾、竖匾分别传为戚继光、杨继盛所书，戚、杨二人均为忠臣，尤其杨继盛当年弹劾严嵩十大罪被下诏狱而死，将忠、奸死对头的匾额配在一起，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其实是店铺老板文化浅薄的表现。再者，严嵩在明嘉靖年代炙手可热，是内阁首辅(明代不设宰相，以内阁大学士集体行使行政等权力，为首领班的大学士地位最重要，称为“首辅”，颇相当于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怎么可能以“首辅”之尊一而再为当时的小酒馆(六必居)、小药店题匾？
鹤年堂
再假设严嵩败落，“鹤年堂”匾流落出来，当时的形势是万人痛恨严嵩，恨不得碎尸万段，开业于严嵩倒台之后的鹤年堂药店老板怎敢把严嵩的匾额堂而皇之悬挂？鹤年堂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挂严嵩的匾，肯定要被愤怒的士子百姓们砸烂的。抠掉题款也不行，严嵩当年是诗文书法大家，《明史》也不得不认他“为诗古文辞，颇著清誉”，并以擅写“青词”(一种诗书俱佳的带有道教色彩的文体)名传天下，这瞒不过人们的眼睛。
正因为严嵩是奸臣，他的书法和秦桧、蔡京一样一幅也没有流传下来。如果有实物，也可以鉴定比较。从鹤年堂、六必居的匾看，字体苍劲、笔锋端正。严嵩的字是不是这种风格呢？据《燕都旧事》载:琉璃厂宝古斋的老板邱震生曾见过严嵩真迹。上世纪30年代，山西榆次有人来京求售明人书札册页，其中一页是严嵩手札。内容是他写给下级的手谕，签署“严嵩具示”。书为二王体，字颇娟秀。邱震生后来成为国内有名的鉴定专家，他毕生只见过这一页严嵩真迹(同册页还有文征明等明代名人手札)，他认为是真迹无疑。因而研究老北京掌故的叶祖孚先生断定，六必居等所谓严嵩题匾与真迹完全不同。老北京老字号的牌匾还有相传曾为严嵩所题，如柳泉居。我在青少年时代就听老辈人讲过，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似乎发生在严嵩被贬谪的途中，这更不可能了。北京沙河明代巩华城的匾额，传说也是严嵩所书，当然存留至今字体已模糊难辨。查正史该城确是严嵩向嘉靖皇帝进言而修建的。但严嵩死后，依惯例他的题匾是应该被换掉的。
严嵩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知名人物，除正史外，俚曲多有表现，如京剧《打严嵩》。其它以严世藩为主角并涉及严嵩的杂剧《丹心照》、《一捧雪》、《万花楼》、《鸣凤记》等，使得老百姓对这对奸佞父子家喻户晓。再比如山东孔府大堂通往二堂的通廊，几百年来放着一条红漆长板凳，据《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记乃严嵩被弹劾时，跑到孔府求衍圣公替他向皇帝求情，这是他所坐过的板凳。严嵩之孙女曾嫁与衍圣公第六十五代孙孔尚贤，但稍有文史常识熟悉明代典章制度的人都不会相信“板凳”的传说是真实的。
传说尽管是传说，但人们仍然在口碑流传，这似乎成为老北京老字号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文革”当中，为保护这些牌匾，还产生了若干故事。这些牌匾至今仍在，我可以肯定，这些牌匾的真正题写者应该是当时无名的文人，岁月的流逝已不可考证出他们的名字。惟一的科学态度是不要以讹传讹，例如，某出版公司出版的《北京新老字号名匾荟萃》在“六必居”、“鹤年堂”照片下均注明“严嵩书”，还特意指出“其历史和书法价值较高”，这就违背真实了。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曾出过一部《北京名匾》，也收入“六必居”、“鹤年堂”匾照片，注释写明不知书写者姓名，这是正确的，因为不误人子弟。
老北京——经典“牌匾”的经典传说
01、鸿 宾 楼
——镇店金匾藏三谜
有着“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美誉的鸿宾楼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京城老字号，而是有着１５３年历史的天津老字号。５０年前，天津鸿宾楼的堂头王守谦用包袱皮兜着两双象牙筷子，护着鸿宾楼的金字招牌，将鸿宾楼从天津迁到了京城和平门外李铁拐斜街５０号。现在，斗转星移，鸿宾楼在京城地面上已经红火了半个世纪 也就成了京城老少爷们公认的老字号了，而且还赢得了“京城清真餐饮第一楼”的美誉。
５０个年头过去了 鸿宾楼在北京经过了几次大的搬迁。现在，食客们可以在西城区展览路的店堂里看到的只有这三件宝物之一：藏着三个谜的金匾。这块被作为鸿宾楼创业之宝的金匾至今看上去依旧辉煌。
至于这金匾中藏有的三谜，到了今日还没有谁能完全点破。
第一迷是：金匾上的鸿宾楼三个字由清代两榜进士于泽久题写。繁体字“鸿”字左边为三点水，中间为一个工字，右边繁体的鸟字下边应该是四点底，但是这个鸟字写的却是三点底，为什么？有人猜测说“鸟”字是借用了三点水下边的一点，但是鸟字上边一点却写成了一横，于泽久为什么只用三点水？
第二谜是：这块匾上下无款，这在名家为商号所写牌匾中是极为罕见的。有人猜测于泽久是文人，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为商贾题字。
第三谜是：１９９８年秋，鸿宾楼迁址时将这块金匾送到荣宝斋准备见新，当打开这块百年老匾时，从背后的底板中发现藏有一幅工笔画——牡丹美人图，画于宣统年间。这幅作品有人要用重金收购，因为宣统在位三年，传世作品甚少。作为鸿宾楼“创业之宝”的组成部分，这幅画使人不解，为什么百年老店要“金匾藏娇”呢？
02、都 一 处
——乾隆年间的“注册商标”
清朝乾隆十七年，也就是１７５２年。乾隆皇帝大年初二出城微服私访，从城外返回前门地带时已经是半夜了。那时做买卖的，一般都是到了正月十五才营业，他看到前门大街上只有一家黄酒馆亮着灯，于是就进去叫掌柜的烫了些黄酒，叫了玫瑰枣、马连肉、煮小花生几样小菜。
大冬天的，乾隆早已饥肠辘辘，加上吃腻了宫里的山珍海味，初次尝到民间菜肴觉得味道清香可口，不多时吃了个酒足饭饱，跟店伙计闲聊中道：“你家灶上手艺真不错，不知酒饭钱该付多少？”店伙计见这衣着华丽的老人夸奖，忙答：“老爷子，伺候您满意了算我们有福气，哪能多收您的钱，您给三吊钱就成了。”乾隆听了哈哈大笑，对随从说道：“给撂下五两银子吧，多的算是赏钱！”店伙计从没见过如此慷慨给赏钱的主顾，冲着乾隆作揖道谢。乾隆问店伙计：“你们这家小酒馆叫什么字号？”店伙计说：“买卖太小啦没起字号。”乾隆皇帝哈哈大笑，说道：“大过年的，一路上就你一家开门迎客，就叫‘都一处’怎样？”
几天过去了，店伙计对多给赏钱的老顾客渐渐淡忘。有一天突然有地方官员来铺，说是奉圣旨来给送御赐匾，店伙计惊呆了，如入五里雾中，不知怎么回事，官员告知前些天晚间在铺里饮酒用饭的老人是当朝圣主乾隆爷，圣主御书赐你铺“都一处”一方匾额，赶快接旨悬挂吧。店伙计这才知道先前喝酒用饭的老爷子是当朝皇上，暗想，多亏了招待得还很满意，要是有个不周到可就糟了。店家恭恭敬敬将匾悬挂。从此这家酒饭铺就叫“都一处”了。就这一手，招来了成千上万的顾客，谁不想看看皇上坐过的地方，谁不想尝尝皇上吃过的东西呀，上至官府大员，下至平民百姓，都以此为荣。从此，“都一处”的名声传遍天下。
03、全 聚 德
——羊肉胡同“飞”出的烤鸭
北京的西四大街上有一条羊肉胡同，现在是国家宝玉石鉴定中心所在地。再往羊肉胡同里面走，应该还有一个叫财神胡同的小胡同。可是，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这个胡同被拆了。而全聚德创始人杨全仁的后代自从胡同拆了之后又住进了红砖板楼，却仍旧没离开这个胡同。
话说１８６４年，羊肉胡同内有一家山西人经营的杂货铺经营不下去，当时做小买卖的杨全仁经人介绍，用做小买卖攒下的一点钱把杂货铺的铺底子盘了过来，自己开了个挂炉铺。这家杂货铺的字号叫德聚全，意思是“以德聚全，以德取财”。杨全仁把这个字号颠倒过来，改为全聚德。全字，暗含着他的名字，聚德，取“以全聚德，财源茂盛”之意。这就是全聚德这个字号的来历。
后来，杨全仁的生意越做越大。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全聚德，他请了当时一个书法好的秀才钱子龙题写匾额。虽然不是皇帝或者名家的真迹，但是这块匾额几经风雨，一挂就是１００多年。
民间对老字号的传说总是源远流长。比如说对这个“德”字中间少了一横，就有很多版本的猜测。比如说是题字的钱秀才喝了点小酒，笔误少了那么一横；再比如说是掌柜的杨全仁为了让店里的所有伙计一条心，就把“心”上横的刀给去掉了，于是就让钱秀才把心上的那一横给去了。
这些都是民间善意的猜测，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现代我们有多音字一样，同治年间也有一字多写。钱秀才题字的那种写法，在后来中国文字的演变过程中逐渐消失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就见不到这种写法的“德”字了。而百年老店全聚德为了保持原始的风貌，也一直没有把这个同治年间的写法改过来。
现在，因为全聚德的名气，北京烤鸭逐渐有了“天下第一美味”之称。外国游客又有了“到北京，两件事，游长城，吃烤鸭”之说，全聚德真正地成为了国际知名的中华老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