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大流感

在1918年横扫世界的大流感中，大约有 5000万—1亿人丧生。这个数字远高于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但这场被称为“全球性世纪瘟疫”的大流感也带来了美国医学研究、人才培养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巨大变革。 对那场流感死亡人数最保守的估计是2100万，而当时全球人口总数还不及今天的1/3。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对疾病的研究估算的，后来经常被报纸引用，但这个数字肯定不准确。现在的流行病学家估计，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5000万人在大流感中丧生，这个数字甚至可能高达一亿。

简介

水兵死状可怕而奇特

1918年，作为一名海军少校，保罗刘易斯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似乎从未适应军旅生活，军装常常令他局促不安，但他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勇士，一位与死亡搏斗的勇士。

然而，1918年的9月中旬，死亡以前所未有的架势出现在他面前。费城医院的院子里摆满了一排又一排的病人，很多人浑身是血，死状可怕而奇特。

这些血不是外伤所致，大部分是鼻血。有些水兵还咳血，另一些人耳朵出血。有些人咳嗽非常厉害，死亡后的尸体解剖表明，剧烈的咳嗽甚至导致他们的腹肌和肋软骨撕裂。还有很多人受剧痛折磨而发烧、说胡话，几乎所有尚能交流的人都抱怨说头疼，就好像有人在他们眼睛后方拼命将一根楔子敲进脑袋似的。他们还觉得身体剧痛无比，甚至连骨头都快痛断了。

有几个人还呕吐。最后，一些水兵皮肤颜色出现异常，有些唇边或指尖发青，还有少数几个人浑身发黑，以至于根本无法分辨出他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们看上去几乎就是黑色的。

躺在院子里的这些病人使刘易斯深感困惑，同时也让他冷汗直流，这种疾病已经暴发性地蔓延开来了。

医院已经没有空床位了，海军方面将数百名病得更厉害的水兵送往费城的市民医院，水兵和市民医院的工作人员开始在海军基地和市区间往来穿梭。与此同时，患者们开始被送往全国各地……

刘易斯认为，这是一种流行性感冒，尽管它与以前所知的所有流感都不一样。

人们无法确证流感病毒是由来自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的某个人带到福斯顿军营去的，但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1918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哈斯克尔县的尼尔森等其他一些也许未在当地报纸留名的人被征召入伍，从“重流感”正在扩散的哈斯克尔行进到福斯顿军营。他们可能是在2月28日到3月2日之间抵达的，而部队医院首次开始接纳患流感士兵的日期是3月4日。这个时段恰好同流感的潜伏期相吻合。三周内，福斯顿有1100人因病重需要住院治疗。

福斯顿出现第一个病例后两周，也就是3月18号，佐治亚州的福瑞斯特军营和格林利夫军营也显露出了流感侵袭的迹象，两个军营中都有一成士兵请病假。接着，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其他军营也相继暴发了流感。那年春天，36个最大的军营中有24个经历了流感的浩劫。全国55个大城市中的30 个也因流感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到达顶峰而遭受了黑色4月。

疫情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扩散全球

疫情在全国暴发后，流行病学家们着手调查美国军方和平民的健康记录，想要找出早于福斯顿疫情暴发的异常流感活动的任何征兆，但他们一无所获（关于哈斯克尔的疫情警报错报了日期，被记录为福斯顿暴发之后）。法国曾在冬天有过几次局部性流感暴发，但并未蔓延，还只是地方性疾病而非流行病。

欧洲首次非比寻常的流感突发于4月初，出现在布雷斯特，那正是美军的登陆地点。布雷斯特的法国海军司令部突然瘫痪。疫情从布雷斯特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开来。

法国军队在4月10号出现第一个病例。流感在4月底袭击了巴黎，几乎在同一时间，疫情波及意大利。英国军队的第一个病例发生在4月中旬，随即疾病暴发。5月，仅英国第一陆军就有36473人入院，症状稍轻的病人有数万名。6月，军队从欧洲大陆回国时，又将疾病带到了英国。4月下旬，德国军队也突发流感。

与此同时，这个病毒在西班牙获得了名字。事实上，5月之前的西班牙病例并不多，但战争期间西班牙是一个中立国，这就意味着政府不会审查新闻，不像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报纸——这些报纸不会发布任何负面的、有损士气的新闻，西班牙的报纸充斥着疾病的报道，尤其是在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也患上严重的流感之后。很快，这种疾病就以“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或“西班牙流感”为世人所知，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只有西班牙报纸发布这个起源于其他国家的疾病的传播情况。

流感侵袭了葡萄牙，随后是希腊。六七月间，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猛增。德国最初只在6月出现一些零星病例，不久后流行病羽翼渐丰，横扫整个德国。丹麦和挪威在7月发生疫情。到8月份，荷兰和瑞典也在劫难逃。

流感在接近5月底时到达上海。一名观察员说：“它如海啸一般席卷全国。”据传闻，半个重庆都病倒了。随后，流感又在9月份相继突袭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悉尼的流感病人数量占到了城市人口的30%。然而，流感虽然暴发性扩散，但与哈斯克尔严重的致死症状大不相同。法国的一次疾病暴发期间，有 613名美国士兵被送入医院，仅一人死亡。法国军队的40000名入院者中，死亡人数不到100。而英国舰队中有10313名水手患病，海军兵力虽暂时被削弱，但最终只有四名水手死亡。士兵们称其为“三日热”。但这种疾病也许不会总是表现得那么温和，在猛烈发作时还异常严重——比麻疹更严重。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流感统计出现了令人恐慌的反常现象。路易斯维尔的死亡率不低，更令人惊讶的是，死者中40%的人年龄在20—35岁之间 ——一个统计异常出现了。5月下旬，法国的一个有1018人的小型新兵站里，688人病重入院，最后有49人死亡。5%的总人口——特别是健康年轻人—— 在短短数周内死去，令人恐惧！

6月1日到8月1日之间，200万驻法的英国士兵中，有1200825人被病魔击倒。随后，疾病绝尘而去。8月10日，英军指挥官宣称疫情已不再蔓延了。8月20日，英国的一份医学期刊评论流感疫情“已全然消失了”。然而病毒并不曾消失。它只是潜入了地下，就像残留在树根处燃烧的林火，慢慢变化，伺机死灰复燃。

隔离病人，进行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人体试验

1918年6月30日，英国货船“埃克塞特城市”号在海关检疫站短暂停留后就在费城码头靠岸了。致命的疾病也随之而来。虽然货船未被扣留，不过，船员的情况实在骇人听闻，英国领事不得不提前安排货船停靠在一个空置的码头，码头上救护车随时待命，司机们都戴上了外科口罩。船员接二连三死亡，数量与日俱增。他们看似死于肺炎，但据一位宾州医科生的判断，肺炎只是并发症，他的根据是一些奇怪的症状，包括鼻出血。

1918年的所有传染病都是令人恐惧的。美国人已经意识到，“西班牙流感”已经严重到足以拖延德军的进攻。有流言说这些船员也是死于西班牙流感，全城人心惶惶。控制战争宣传机器的人们不希望任何有损士气的新闻出现。有两名医生斩钉截铁地向报纸声明，这些人并非死于流感。他们隐瞒了真相。

在伦敦，7月8日的那个星期就有287人死于流感性肺炎。一名进行过几次尸体解剖的医生记录道：“肺部病变，存在复合病灶或者变异病灶，它与过去20年所解剖的上千个病例的普遍特征都极不相同。它不像是通常所见的普通支气管炎。”

8月3日，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接到一封电报，立即为其加盖了“绝密”印章。他认为消息来源是“可靠”的，于是报告说：“我被秘密告知……现在流行于整个瑞士的疾病就是通常所说的黑死病，但对外宣称是西班牙流感。”

在大西洋彼岸的波士顿联邦码头，海军拥有着一艘“接收船”。这个名字有些名不副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兵营，运送的多达7000名水手在此船上吃睡。8月27日，两名水手患上流感。8月28日，又有8人病倒了。8月29日，58人被确诊患病。患病者开始陆续死去。50人很快被转移到了切尔西海军医院，罗西瑙少校和他年轻的助手基根上尉在那里工作。

水手们遇到了救星。罗西瑙是当时的天才之一，就在几个星期前，罗西瑙还与韦尔奇、戈加斯以及沃恩一起讨论如何预防和控制新的流行病。罗西瑙和基根立即将这些水手隔离，并竭尽全力控制病情，他们上溯这些病人曾经接触过的人，并将这些人也隔离起来。但是，这种疾病的暴发性太强了。他们将注意力转向细菌学调查，寻找致病菌，这样他们就可以制备疫苗或者血清。不过，他们的研究结果不尽如人意。几周后，他们开始在来自海军军舰的志愿者身上进行试验，检验是否由一种病毒引发了该疾病，这是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人体试验。

很长一段时间内，任何控制这种疾病的希望都破灭了。9月3日，一个患上流感的平民住进了波士顿市立医院。9月4日，哈佛的海军无线电通讯学院的学生也病倒了，学校所在的坎布里奇与波士顿仅以查尔斯河一水相隔。接着，病魔来到了德文斯军营。9月6日，德文斯的士兵数量已经超过了45000人。整个军营混乱不堪，医院成了战场。

医学专家沃恩记录下了这个场面：“数以百计的身着各国军装、原本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以十人或更多人为一组的方式来到医院病房。他们被安置在帆布床上，所有的床位都被占满，但仍有病号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面色青紫，剧烈地咳嗽，不时吐出血痰。”到处都是血迹——被单上、衣服上，一些人咳血，还有一些人从鼻子甚至耳朵往外冒血。

更令人胆寒的是看到尸体被胡乱丢在停尸房周围的走廊上。一个护士日后被噩梦苦苦纠缠。她记得“停尸房内的尸体像薪柴垛一样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噩梦中她还在思忖：“停尸房尸体堆得如薪柴垛的底部的那个人会是什么感觉。”

在尸体解剖室内，解剖台上躺着一个差不多还是孩子的年轻人的尸体。哪怕最轻微的移动，液体也会从他的鼻孔里涌出来。他的胸腔被打开，肺脏被取了出来，这并不是普通的肺炎。其他几例解剖也得到了类似的异常结果。科尔、沃恩、罗素以及科学小组的其他成员都百思不得其解，并深感忧虑。

他们转而向韦尔奇求助。韦尔奇说：“这一定是某种新型的传染病或者瘟疫。”

史上最“致命”费城大游行，报纸对瘟疫只字不提

在获悉海军码头出现流感后不久，刘易斯就赶到了那里。刘易斯要负责病原体追踪和血清及疫苗的开发，这通常是一个循序渐进、缜密缓慢的过程。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按照惯常的科学程序来进行工作。

就算刘易斯成功研制出疫苗，要生产出足够的量还得花上几个星期。因此，只有采取极端措施才能防止流感在整个城市中扩散。禁止公众集会、关闭商店和学校、对海军码头和平民病例进行彻底隔离，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明智的。卫生局的建议是：注意保暖，保持足部干燥及大便通畅。它还建议人们避免集会。

七天后，即9月28日，一场计划销售几百万美元战争公债的大型自由公债游行被安排在那天举行。这次游行已经筹备了几个星期，它将是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有几千人参加，而旁观人数将达到几十万。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去看这场全国流行的流感。威尔逊已经实现了他的目标，美国全面打响了战争。已有200万美军开赴法国，估计至少还需增援200万。当时，自由公债运动仅在费城一处就需筹集几百万美元，这是需要完成的配额，而完成配额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定于9月28日的游行。

一些医生力劝州政府的健康慈善部官员克鲁森取消这场游行。安德斯告诉报纸记者，集会将传播流感并使人致命。没有报纸复述他的警告。

9月27日是游行的前一天，费城的医院又接收了200名感染流感的病人，其中123人是平民。克鲁森感受到了人们要求取消游行的与日俱增的强大压力。

费城的五大日报没有刊登过任何表露出对目前形势怀有忧虑之情的内容。

9月28日，参加这次费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的人们昂首挺胸地行进着。游行队伍延伸了三公里多，几十万人簇拥在游行线路上。流感的潜伏期是 24—72小时。游行过后两天，克鲁森发表了一份严峻的声明：“现在，平民中出现了流感，而且流感表现出的类型同在海军训练站及基地发现的一样。”9月 21日，有几个人病倒了。他们立即被送往基地医院实施隔离。

然而收效甚微。当天午夜，步兵学校和邻近的部队共有108人生病住院，每个病人都戴上了纱口罩捂住口鼻。警卫严格地执行隔离命令。然而，被流感感染的人在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症状以前就可以感染其他人，所以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48小时之内，军营里所有部门都有人感染上了流感。

接下来的一天中住院人数增至194人，第二天是371人，再过一天则是492人。发现首例患病军官四天后，开始有士兵死亡。接下来的一天之内又有两人病亡，住院士兵人数达到711人。六天内医院被占床位从610张升至4102张，几乎是以前最多治疗时人数的五倍。

相比之下，用于运送病人入院的救护车太少了，只好用骡子拉救护用的手推车，直到骡子也累得筋疲力尽不肯前行为止。床单不够，红十字会不得不从芝加哥调运来6000床床单。病床也不够用，于是数千张帆布床被塞到走廊、储藏室、会议室、办公室以及阳台的各个角落里。

游行结束后的72小时内，全城31家医院里的病床全部爆满，开始有患者死亡。在没有任何医生或警察指令的情况下，医院开始拒收病人——给护士塞100美元的红包也会被拒绝。然而人们还是排长队等待入院。

10天之内流行病就从每天有几百个平民患病、仅死亡一两例，发展成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患病、几百人死亡。联邦、市政府还有州立法庭都关闭了，满街都是巨幅布告，警告公众避免公共集会，告知人们打喷嚏、咳嗽时要用手帕掩口。还有一些布告上写着：“吐痰等于死亡。”一天之内，就有60人因在街上吐痰而遭逮捕。

约5000万人丧生，年轻人经历“双重死亡”

病毒横贯整个国家，在大西洋、墨西哥湾、太平洋、五大湖上建立了据点。它并没有立即以流行病的形式暴发，而是暗暗撒下病源的种子，随后种子开始慢慢发芽，最终怒放出绚烂的花朵。整个城市笼罩着恐惧，如死一般的冷寂。

刘易斯和韦尔奇是正确的。1918年出现了一种流感病毒——它很可能是在美国产生的，而且即将席卷全球，其致命的威力最早在费城等地显现。

到1920年它销声匿迹之前，在这场全球大流感中丧生的人比人类历史上在其他所有疾病暴发中死去的人都多。虽然14世纪死于黑死病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高（超过了欧洲总人口的1/4），但粗略估计，在这次流感中丧生的人更多，比目前死于艾滋病的人还要多。

对流感死亡人数最保守的估计是2100万，而当时全球人口总数还不及今天的1/3。这个数字是根据当时对疾病的研究估算的，后来经常被报纸引用，但这个数字肯定不准确。现在的流行病学家估计，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5000万人在大流感中丧生，这个数字甚至可能高达一亿。

这些数据显示出流感的可怕，但其他一些数据蕴涵着另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普通流感的受害者是老人和儿童，而这次流感中近一半的死者是正值人生顶峰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库辛——一位年轻聪颖而且后来颇具声望的外科医生，也曾因患流感而重病不起，并且终生未能从可能是流感引起的并发症中恢复过来。他称这些流感的受害者为“双重死亡”，因为他们死的时候还是那么年轻。

沃恩：“别再说什么医学就快征服疾病了”

从疾病暴发的第一天起，所有这些科学家就开始在实验室中狂热地工作，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沃恩对同事这么说：“别再说什么医学就快征服疾病了。”他以自己的失败为耻。他还说：“医生们对这场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医生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

但是，他们并未放弃。

这次流感的流行病学是令人感兴趣的，那些异常的症状是令人感兴趣的；尸体解剖（一些症状只有在尸体解剖后才能显现出来）也是令人感兴趣的。这种病毒造成的伤害及其流行病学呈现出一个难解之谜。解释自然会有——但姗姗来迟了数十年。

同时，这种流感几乎使所有的内脏都受到了影响。另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记载道：大脑表现出“显著充血”——大脑充满血液，可能是由一种失控的炎症反应造成。他还补充说：“大脑的沟回变平而脑组织明显干燥。”

1918年，年轻人的免疫系统就对病毒发动了大规模应答。那些免疫应答令肺部充斥着液体和碎片，使肺无法进行氧气交换。免疫应答成了致命的东西。

1997年，香港暴发流感，那时一种新病毒从鸡跳到了人类身上，仅六人死于这次流感，而病毒也没有适应人类。超过100万只鸡被宰杀以防止流感发生，人们对这次暴发已经进行了很多研究。病理学家在尸体解剖中注意到了极高的细胞因子水平，发现甚至连骨髓、淋巴组织、脾——参与免疫应答的一切—— 及其他器官，都受到了“叛变”的免疫系统的攻击。他们认为这证明了“症状不同于先前描述过的流感症状”。实际上，1918年的研究者已经看到了同样的事。

这仍是流感，仅仅只是流感。

刘易斯：大流感最后的殉难者

在大流感过去后的最初几年里，刘易斯继续执掌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普斯研究所。

后来，一种尤为致命的黄热病在巴西出现了，刘易斯站了出来。一个月后，刘易斯乘船前往巴西。1929年6月25日，刘易斯病倒了，体温摄氏 39.9度，脉搏80，猛呕不止，几近黑色的呕吐物表明病情严重；病毒侵染了他的胃黏膜，引起出血，使呕吐物变为黑色；病毒侵染骨髓，导致剧痛。第二天，他的肾脏开始衰竭，无法制造尿液。患病第四天，出现黄疸。

1929年6月30日是一个星期天。刘易斯痛苦了一整天，在胡言乱语中翻来覆去。他陷入了昏迷。只有这时候他才轻松一点。这是他患病的第五天。不会再有第六天了。

将近午夜的时候，刘易斯博士获得了解脱。

刘易斯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一个恋爱中的人。他有渴求，他对事物的渴望和喜爱比帕克和埃弗里都要热切得多。但与许多浪漫主义者一样，比起对事物本身的热爱，他一样热爱这个事物的概念，甚至更甚。他热爱科学，也热爱实验室，但它们却不服从他。当受他人指引、当别人为他开启一道门缝时，实验室在他面前展现出其深刻蕴涵的奥秘；但当他只身来到门前时，那道缝又合上了。他找不到提出问题的钥匙和道路，实验室一脸冷霜，对他的恳求无动于衷。最终，不论他的死是自杀还是意外，他所热爱事业的失败将他送上了绝路。从他个人角度讲，我们只能说，刘易斯是1918年流感大流行的最后一个殉难者。

肖普：对猪流感的研究发人深思

1918年9月30日，联邦畜牧局的兽医科恩参加了在锡达拉皮兹市举行的全国养猪业展览会。许多猪都病了，一些已经奄奄一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追踪了疾病的传播，调查了几千只死亡的猪，推断这些猪得了流感——危害人类的同一种疾病。农夫们对他的诊断群起而攻之，因为那将令他们遭受经济损失。

虽然如此，几个月后科恩还是在《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推论：“去年秋冬时，就算那不是一种新的疾病，我们也遭遇了一种新情况。我相信我对这些猪作出的诊断，同医生在人身上作出的类似诊断一样，具有充分的证据。人身上的流行病和猪身上的流行病如此相近，发病报告也如此频繁，一个家庭暴发疾病后，紧跟着猪中间也暴发疾病，反之亦然。如果两种情况不是存在紧密的联系，那就是出现了惊人的巧合。”

这种疾病继续在中西部的猪圈中肆虐。1922年和1923年，畜牧局的兽医用呼吸道的黏液在猪之间转染这种疾病。他们过滤黏液，并且试图用滤出液转染疾病。他们失败了。

肖普是刘易斯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位医生的儿子。肖普在从家去爱荷华的途中观察了猪流感。他开始对它进行研究。刘易斯帮助他分离出一种几乎同流感嗜血杆菌一样的杆菌，将之命名为猪流感嗜血杆菌。肖普也重复了兽医们的实验，并且开始超越他们。他发现这个工作可能会非常有趣。后来，他返回爱荷华，更进一步地研究猪流感，并观察猪的另一波流感。

1931年，刘易斯去世两年后，肖普在《实验医学杂志》的同一期上发表了三篇论文。他的工作看来很不错。同一期上还有医学专家埃弗里的文章，是肺炎球菌系列中的一篇，导致了他对“转化原理”的发现；有杰出病毒学家里弗斯的文章，以及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兰德施泰纳的文章。所有这些科学家都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

肖普的每篇文章都是关于流感的。其中一篇将刘易斯列为主要作者。他已经找到了流感的病因——至少是在猪身上。它是一种病毒。我们现在知道，他在猪身上找到的病毒就是直接从1918年那个使全世界变成生死场的病毒演变过来的；但还不清楚这个病毒是由人类传给猪的，还是由猪传给人的，似乎更可能是前者。

那时病毒可能已经变异成了温和型，或者猪的免疫系统适应了它，或者两者都发生了，因为病毒好像只引发了温和的疾病。肖普还证明，流感嗜血杆菌作为继发性感染菌时，仍然具有极高的致命性。后来，他将证明1918年人类幸存者的抗体能够保护猪抵抗这种猪流感。

1933年，在英国的一次小型人类流感暴发期间，安德鲁斯、莱德劳、威尔逊史密斯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肖普的方法论，将新鲜的人体材料过滤并且用它转染流感给雪鼬。他们发现了人类的病原体。它是一种滤过性微生物，一种病毒，类似肖普的猪流感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