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国家银行的资金有着落了！

在启动银行代理金库业务时，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记账。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仔细查阅后，毛泽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们对四联单认真分析、研究，从中得到启发，对金库的制度和流程进行改进，终于制定出了银行金库管理方法。这样，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有效地杜绝了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浪费。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国家银行立刻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掉。

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银行逐步运转起来。

红色货币的诞生

背景

中央革命根据地处于经?济落后的农村，尚无工业，只有分散的个体农业和少数的小手工业。频繁的战争，加上国民党日益强化的经?济封锁，要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极其困难。根据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样的杂钞劣币充斥市场。劣币驱逐良币，使得银元甚少流通。

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根据地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还有光洋和国民党的纸币，甚至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人们购买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样的票子出来，有时连账也算不清。不仅老百姓头疼，商家也是不胜其烦。

有些红军战士思想单纯，认为革命战士不用国民党的钞票，有时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现钞，就放火焚烧，甚至不知道这些钞票在国民党统治区可以买到许多苏区奇缺的物资，比如食盐、大米等。当时，国民党的法币、军阀和土豪劣绅发行的杂币，同时在苏区流通，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市场的机会。

设计和绘制纸币的图案

设计人；黄光亚

黄亚光。他曾留学日本，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绘画。一番打听后喜忧参半，喜的是黄亚光确实有绘画才能，忧的是他在席卷闽西的“肃社党”的运动中，被定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关进监狱。毛泽民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刀下救人，亲自批准让黄亚光戴罪立功。

当时苏区正受到国民党严厉的经?济封锁，工作条件很差，黄亚光连绘图用的笔和圆规都没有，加上自己又无设计货币的经?验，可谓困难重重。毛泽民从上海秘密买来绘图笔、圆规、油墨和铜?板等，黄亚光仅凭着对所用过的一些钞票的记忆，开始了货币图案的设计工作。

在设计货币图案过程中，毛泽东要求苏维埃政府货币的设计，一定要体现工农政权的特征。因此黄亚光在设计货币时，都绘有??刀、锤子、地图、五角星等图案，并把这些图案有机地组合起来，给人以既美观大方，又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货币的特点。他原?想在纸币上绘制毛泽东头像，被毛泽东拒绝，后来改为列宁头像。黄亚光临摹红色书刊上的列宁头像，代表苏区人民在马克思列宁思想指导下改天换地的新气象。

货币的发行

在克服了资金、设计、印刷钞票等种种问题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国家银行成立仅5个月后，印制出第一批苏区纸币。货币是以银元为本位，纸币为银币券，1元银币券兑换1银元，银币券为国币。有了统一的货币，国家银行会同苏区财政部门宣布，一切交易和纳税均按国币计算，国民党的纸币禁止流通，原?苏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外，还发行了银币和铜?币。当时国家银行中央造币厂还铸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流通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墨西哥“鹰洋”等3种银币。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种杂币，使中央苏区的货币实现了统一。

为了控制纸币的发行量，苏维埃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十条规定：“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这样就保证了货币有足够的现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实现货币的有效扩张。

长征路上

在长征途中，红军仍然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为使红军指战员在长征途中能用国家银行纸币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和及时补充部队的给养，而又不使当地群众受损失，他们每到一个休整的地方还要紧张地发行国家银行纸币，在离开时又要用当地紧缺的物资和银元从当地人民群众手中将发行出去的国家银行纸币收回来。”“长征途中先后在贵州的遵义、桐梓和川西的冕宁共发行四次国家银行纸币”。

防伪

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由于条件限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为了能够做到最大限度的防伪，毛泽民采用在纸币上加签他同财政部长邓子恢的俄文签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货币的流通，国民党与军阀开始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输入了大量的假币，对苏区金融秩序进行破坏。

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好办法。一天晚上，他闻到妻子织毛衣时，用火烧毛线头所发出的臭味，于是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毛线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撕开或火烧纸币，通过嗅一种羊毛的臭味，来辨别出真正的苏区货币，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

意义

纸币在苏区顺利流通，一举肃清了昔日货币市场的混乱。

就这样，国家银行的创建者经?过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钱袋子。

国家银行存款与信贷工作两头并进,在吸收存款步入正轨后,国营工矿、手工联营、耕田农民、个体商家均成为国家银行的放款对象,当时根据地各行各业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兴起,造纸、织布、铁器、榨油、砖匠等行业都得到了国家银行的扶助支持。尽管国民党在外面层层封锁,但中央苏区内百业俱兴。

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金融组织已经向国家银行集中统一发展。国家银行这种初步的组织体系以及内部的架构设计成为后来中国人民银行的雏形。而且,国家银行培养了大批干部力量,一部分随着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成为新中国金融业的干部队伍。

趣事

关于创始人

毛泽民，国家银行行长。出身农民，4年私塾。工作经?历：小学庶务（管理日常经费和伙食），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发行部经理，《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曹菊如，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出身店员家庭，小学文化。工作经历：在南洋当店员，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

赖永烈，国家银行业务科科长。工作经历：店员，红军战士，永定县农民银行创始人。

莫均涛，国家银行总务科科长。出身店员，12岁辍学做童工。工作经?历：汉口铸造厂??砂工，英资银行信件传递员，红军战士。

钱希均，国家银行会计。出身农民，上海平民女校学习。工作经?历：中共中央出版部发行科科长、交通员。

这些人就是苏区千挑万选出来的跟银行“沾过边”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银行的来往，仅仅是替老板存款取款，而莫均涛在汉口的银行当过蓝领工人，甚至从来没有点过钱。如果这5份简历摆在罗斯柴尔德或摩根面前，告诉他们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银行，他们最好的反应也只能是嗤之以鼻。这5个人既没有“常春藤”大学的学历，也没有华尔街的工作经?历，甚至连当时上海外滩银行的保安都不一定当得上。

如果说他们能办好农村合作社，有人或许相信。办中央银行，跟罗斯柴尔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话！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银行都相差十万八千里！

而当时摆在这5位面前的任务，是要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这简直比登天还难！

准备金的储存

为了将在漳州筹集来的部分资金储存起来，国家银行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他们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了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这个地窖空间不太大，但是十分干燥。而且在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国家银行将秘密金库选在此处。

为了保密，存库那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金条、金器、金饰等）由部队的战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个挑担里。另有20担的银元和银元宝也提前包裹好。还有3个担子的珠宝和2个担子的纸币（外币和国民党的法币）。这30担“宝贝”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那间房子还有一里路的山下停住，然后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个排的战士将这30个担子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内，再存到房后的地窖里。为了防火，这30个担子都用事前准备好的石板盖起来。当这些“宝贝”清点打包时，毛泽民都亲自过目。放置到地窖后，毛泽民也亲自视察。他们将30个担子的东西造好清册，一共两份，一份由毛泽民亲自保管。为了保密，清册上写的是黄酒若干，白酒若干。黄酒代表黄金，白酒代表白银。那些担子放好后，由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伪装。第二天，参与贮存的红军战士全部撤离，另外换了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卫。

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首先不让国家银行的人沾边，然后又组织了4批战士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警卫的更是毫无线索。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真可谓思虑周详。“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十分高明。在后来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当初储备的这部分资金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金融“空城计”

1933年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刚从外地回到瑞金的办公室，正准备查看账目，会计科长曹菊如匆匆闯了进来，焦急地说：“毛行长，最近有不少老乡来用纸币兑换现洋。金库里的现洋少了一半，我看要出问题，你赶紧想个法子吧！”

毛泽民一听，连忙向银行的营业厅赶去。营业厅外面排起了长队，挤进营业厅一看，厅里挤满了等候兑换的人群，大家议论纷纷，情绪激动。有人大声嚷嚷：“现在做生意的只收现洋，不收纸币，我要换现洋！”有人接话说：“是啊，现在纸币快成废纸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皱着眉头一言不发，转身出了大厅。他在瑞金县城的大街小巷转了一圈，果真看见一些日用品商店、布店和盐摊插着“只收现洋”的牌子。毛泽民意识到他最担心的挤兑现象终于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回财政部，向部长邓子恢汇报，并同时找来刚上任的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一块儿商量。

毛泽民说：“银行最忌讳的就是挤兑，最近我隐隐约约有预感，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第三次反“围剿”后，国民党对我们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另外，敌人制造大量假币流入苏区，并四处造谣破坏，干扰苏区金融市场。我们必须尽快想个办法，制止这种状况。”

无论如何，决不能让苏区货币的信用破产。毛泽民坚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块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

决心下定，国家银行立刻从金库里提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两天过去了，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银行门口的队伍越来越长。曹菊如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不多了，是不是停止兑换？” 毛泽民回答：“现在老百姓换币热情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 曹菊如叹道：“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果钱局长他们明后天赶不回来，麻烦就大了。”

毛泽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突然眼睛一亮，说道：“看来我们要学学孔明先生，唱一出‘空城计’。今晚半夜，你们……?”

第二天一早，瑞金县城街道上，出现了由红军警卫开路，曹菊如带队的箩筐运输队。一些箩筐里装满了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元、银锭，另外的箩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光洋。蜿蜒似蛇阵的运输队经?过闹市，经?过街面，十分壮观。两边围观的老乡越来越多，把街道堵得水泄不通。

运输队在人群中挤开一条路，把一担担的首饰和光洋挑进银行。每通过一担，就有老乡一边数着，一边兴奋不已，啧啧地夸赞：“银行真是财大气粗！”

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中，金银首饰堆起一座金光灿灿的“金山银山”，前来兑换银元的人们看见后，咋舌道：“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真阔气！”

兑换的群众散去不少，毛泽民心中焦虑减轻了一些，终于能够耐下心来等待钱之光的归来。

当天，钱之光终于按计划运回来红军在反“围剿”中缴获的银元和棉布、食盐等大批物资，毛泽民称赞他们救了苏区银行，救了苏维埃政府。毛泽民还告诉他，“空城计”已经?用上金库里压箱底的全部金银。要是钱之光再不回来，“空城计”就要穿帮了。

有了前线运回来的物资，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标价牌上写着：“只收纸币，不收现洋。”

人们纷纷议论：“不是说纸币要过期，不是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出光洋换纸币，现在卖东西又只收纸币呢。”

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购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

没有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面对挤兑危机，毛泽民机智应对，使出金银的“空城计”，打了一场漂亮的心理战，并及时采取措施，保证苏区的物资供应，成功地巩固了国家银行和政府的信誉。国家银行信用的维护，保证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经济基础。

红色货币印制

纸币的发行，还要解决纸张和油墨的问题。由于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印制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钞版、购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后，国家银行只能暂时一边用白布印刷，一边自己动手造纸。没有造纸原料，大家捡些烂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剥树皮，收集鞋底、绳头。于是，人们常常在村头街口看到这支国家银行的“捡破烂”队伍。捡回来的东西全部砸碎后，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后捣成纸浆用于造纸。

后来听老乡说，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造出来的茶叶包装纸，既耐磨又坚韧，国家银行的人马立刻上山采集。最初造出来的纸不甚理想，韧性不好，又厚又黄，后来加入胶水和细棉花来增加韧性和洁白度，才终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钞票的纸。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是历尽艰辛。从赣州购买的油墨在回来的路上被国民党没收。一位钱庄老板建议用传统的松烟法造墨，把松树的松膏烧成烟油，然后掺些桐油即可。一试之下，果然效果不错，这样油墨的问题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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