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散论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19世纪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现代思想散论》涉及到19世纪中西哲学和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关于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流，海内外已有不少质量很高的论著论及。但在《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笔者看来，仍有若干问题尚待澄清。

版权信息

内容简介

前言

精彩书摘

版权信息

书名: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作　者：袁伟时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08

ISBN: 9787542627711

开本： 32

定价: 25.00 元

内容简介

我认为《我和我的书》是不错的，但必须换一种写法——袁氏制造的，袁氏风格的，别什么记者采访，假情假意的哈!"或褒或贬，变着法子逼迫我另写，而且还要什么风格的!害得笔者猪年春节不得安宁，老想怎样完成这个颇为刁钻的任务。

前言

这部小书从交给出版社算起，整整十年了；上海三联书店认为此书仍有可取之处，愿意出个新版。责任编辑彭毅文小姐是责任心很强的新锐，要求笔者为这一版写个序。我想偷懒，把一篇答记者问《我和我的书》交给她作为新版代序。她意犹未足，先是发来邮件：“先生，我觉得对话的形式有点老土和矫情，没劲!”后来不打自招，说：“先生，再版序，你得好好考虑一下!

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所谓“袁氏风格”的文字；假如有的话，又有哪些特点。人人几乎都有自己的个性，大部分中国人都识字，总会写点什么。但写出来的东西不是模子里印出来的，有给人们深刻印象的独特风格，谈何容易!何况自知从小没有在文字上下功夫，又长期生活在学舌是免祸不二法门的环境中，要养成个人风格更是戛乎其难!这位编辑小姐要笔者交出有“袁氏风格的”再版序，岂非刁钻?

童年在家乡，不时可以看见路边或山坡上有砖砌的小火炉，嵌着一块刻上“敬惜字纸”的小石碑；给十几家人放牛的老汉宫生常常把捡到的有字的纸张放到里面去，用火燧点燃烧成灰烬。

精彩书摘

19世纪中西哲学和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

19世纪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关于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和哲学交流，海内外已有不少质量很高的论著论及。但在笔者看来，仍有若干问题尚待澄清。

“道同理一”论及其影响

人们熟知，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后，中国上层社会(官僚及士人)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第一个完整理论是“中体西用”论。即冯桂芬所说：“愚以为在今日，又宜日鉴诸国。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从19世纪60年代提出这个理论之日起，就明确地包含着学习西方和实行中西文化结合的思想。那些推行洋务运动的官僚们把这个原则奉为圭臬。史家们也已指出，这个理论的负面影响，在于把学习西方限制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乃至被一些人用以反对深入系统地进行改革。

但迄今为止，史家们对19世纪的中困社会精英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另一重要理论——“道同理一”论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这个理论是王韬首先明确地提出的。1867年，他在牛津大学　同该校学生讨论中西学术时说：“夫天道无私，终归乎一。由今日而　观其分，则同而异；由他日而观其合，则异而同。前圣不云乎：‘东方　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　请一言以决之日：其道大同。”①心同理同这个古老的命题在新的形　势下被用作评论中西文化现状和未来的重要依据。如果把他的论　断同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考察，其含意的深邃就显露出来　了。“严夷夏之大防”，不准“以夷变夏”，乃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　会上层中为数众多的人物所固守的观念。他们关注的是中西文化　的差异，并力图使之固定化。这是冀图拒西方文化于门外的理论屏　障。在香港生活了多年的王韬，亲身到欧洲考察后，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自然有深刻的感受。然而他却在异中看到了同：这是同一人　类文化的分支，而展望未来则又是百川归海，世界人类文化共同繁荣。

他曾多次重申这一观点，并以古老的理一分殊说作为另一论据。他说：“闲赏论之，天下之理一本散为万殊，万殊归于一本。五千年前全地球由合而分，五千年后全地球由分而合。”②同上述论断一样，这里运用的思维方法仍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屡见不鲜的弱点——由直观、体验中直接得出结论，缺乏严密的论证和分析。史家已经证明，人类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人类文明史并非他所猜想的一分为多的过程。可是，透过这些不准确的议论，他所表达的却是当时中国的最先进思想：平等地对待各国文化，各国互相吸收对方之长，让各国的优秀文化逐步汇合为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

上述思想的先进性还在于他敏锐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看作未来世界文化发展和实现大同理想的基础。他说：“今日欧洲诸国日臻强盛，智慧之士造火轮舟车以通同洲异洲诸国，东西两半球足迹几无不遍，穷岛异民几无不至，合一之机，将兆于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道不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①近代中国理论思维发展史由此而增添了一些新内容。

首先，这些论述揭示出“道同理一”论是中国历代大同理论的新发展。大同世界的理想也由回到古代黄金世界的恋旧情结转化为对未来世界充满信心的憧憬。信心的来源则在于这个理想第一次以科学技术和世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为凭藉。

其次，这些论述还揭示出，“道同理一”是同“道器统一”互为表里的。在中国哲学发展的长河中，道器统一说由来已久。程颢就说过：“器亦道，道亦器。”②后来的薛季宣、陈亮、叶适及王夫之等人皆持这一观点。王韬则在新的形势下重申：“道以成器，而器以载道，二者无相离也。”③19世纪下半叶，来自西方的器物远胜中国，已成了多数人的共识。卫道士们抗拒西方文化的一条主要堤防是中华固有的孔子之道是西方望尘莫及的。确认道器无相离，等于宣告西器所载之道也是优越的，中体西用说赖以存在的基础便被掏空。因此，尽管王韬等人也说过一些中体西用或中道西器之类(体用、道器、本末虽有差别，但内涵基本相同，常常可以互相替代)，但不无根据可以视之为门面语。不应忘记王韬曾直截了当地揭露无知者流的大言：“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西人亦只工其下焉者已耳!……不知西儒何尝不讲性理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