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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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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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司化，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简称，具体有两层含义、两种理解，一是学者说的“政府公司化”，指一些地方政府像公司一样，把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成行政目标，运用手中的权力，大干与民争利的事情；二是另外一种现象：某些政府或部门的领导，把自己“管辖的地盘”当成自己的私营机构，肆无忌惮地通过这个“公司”或谋取私利、或恣意胡为。

概要

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确实更像一个追逐GDP最大化的政企结合体，它们基于狭隘的局部利益，担当了推高地区经济的重任。这是实践中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普遍过分强调GDP指标权重的结果，哪个地方似乎都难以独善其身，有赖于制度上的纠偏。对于政府公司化倾向，还没有哪个地方的县市长公开宣称“我们就是个大公司”，多少有些羞羞答答。也有嘴上不说，拿近乎莽撞的行动来诠释、来演绎的，四川省三台县政府即是一例。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汶川地震后，三台县政府将国家下拨的9000万灾后重建款，拨给县属国有企业宏达公司增加其注册资本金，而该公司又将其中8000万拨给下属房地产开发企业。就这样，国家救灾专款没有得到专用，反而被拿到企业搞起了房地产开发。

与民争利式的政府“公司化”也好，把机构当自家店铺经营式的政府“公司化”也罢，都是腐败的重要表现，因此也都是反腐斗争的重要对象。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纪委全会，对反腐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热切期待各项新举措的严格落实，热切期盼尽快用制度消除种种群体、个体的权力寻租现象，有效避免“少年得志”、“最后疯狂”的贪官前赴后继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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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一位当地方领导的朋友曾经这样介绍他们那个地方人事方面的运作情况：常委会就像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副董事长，常委就是董事。研究下一级领导职位空缺填补问题之前，组织人事部门先要把空缺数字等情况向“一把手”报告，假如有10个，就请他先提4个位子的候补人选，“董事长”嘛，理应“占大头”；市长安排3个；剩下的名额才由常委轮流分，每次每人 1个。这番“交底”的介绍，虽然让“孤陋寡闻”的笔者很是吃惊，但说者认认真真，听者也就确信不疑了。昔日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演变成现代的“当了董事好分肥”，不光有“卖官”的丰厚进项，还建起了各自的“嫡系队伍”，何乐而不为？恐怕这正也是近年来贪腐“窝案”连连的一个主要原因。那条不称“同志”、不称职务而称“老板”的官场“新规”，不过是这类特殊“公司”人事关系的外部表象而已。

最近，这种政府“公司化”现象，又增添了新的注脚。俨然以私营公司老板自居的河北省武安市教育局局长，就上演了一场典型的批发调令闹剧。在市委宣布对其免职决定的当晚，这位即将离任的教育局“董事长”，竟然利用“免而未交”的空隙，连夜突击，签署了大批调令，将上百名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如果不是这位局长已经被免或者一次“批发”过多，这种人事“大权独揽”的情况可能就不会暴露、也不会引发异议。至于是不是存在利益交换、买卖岗位、是现金还是“期货”等问题，那要等最终的组织结论，现在不便乱猜。但“若要富，动干部”，一个农村教师进城至少得花几万“买路钱”，在不少地方早已是流行多年的“潜规则”。武安市教育局前局长“谢幕”后大加夜班的反常表现，引起可能存在权钱交易的猜疑，也是情理中事。

据最新报道，武安市纪委经过调查，认定“批发调令”行为违反组织人事纪律和干部交接工作纪律，进一步深入调查后，将严格依照党纪政纪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至于权钱交易问题，经过专案小组调查取证，截至9 月20日18时，尚未发现；有关人员目前仍在深挖细究，一经发现违法违纪问题，将严肃追究。也许，武安发生的卸任局长“批发调令”，只是一起若干偶然因素“碰头”酿成的严重违纪事件，确实不存在权力寻租问题，但只能说这也是一起极“偶然”的个案，因为似这般权力的滥用，给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留下了太大的“发挥空间”，“纯洁的滥用”反倒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凤毛麟角。

评述

改革30年间，地方政府就像一些巨大的地区“总公司”，尽管“公司”的领导不断升职和更换，但是 “公司”的业绩——地方GDP和财政收入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中国奇迹”正是由这些持续不衰的众多发动机推动的结果。

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与公司有本质的区别。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个地区的收入分配，关注谁会在增长中受益，谁会在增长中受损。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效率并不一定是衡量好政府、坏政府的首要标准。政府应该首先追求决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而高效率对此并无多大的帮助。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对政府的考核不应该只是由上级政府来做。检查评比、奖励惩罚由上级部门来实行，只能培养出“唯上是从”的地方政府。要对政府的行为作出真正有益的评价，舆论和民意的参与必不可少。

实话说，眼下不少地方政府对于民生并无太大动力。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习惯以“为民办十件实事”等花边形式示人。三台县强行将中央灾后重建资金改为它用，说明某些地方政府不仅在为民谋利方面毫无兴趣，而且赤膊上阵与民争利。官员求利，部分是为公，亦即通过经济增长表现，向上级展示不赖的政绩。问题是一旦过度关注“利”，官员的私利心就难免滋生膨胀。政府及其官员的生产性职能丧失，寻租性职能与日俱增，结果是政府在民众心目中失去“合法性”，转化为“分利集团”，其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多种紊乱和不满。真不敢想象，类似三台县政府这样的公司化思维普遍开来，没有不敢用的钱，没有不敢争的利，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政府变身公司，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司不同，后者要受到相应合约和规则的制衡，政府公司则无所顾忌。政府是市场规则和合约的制定者，拥有一般市场公司所不具有的强制权力，它为所欲为且“常有理”。也许三台县政府官员面对鼎沸的舆论会作委屈状：发展房地产经济就一无是处了吗？是的，以追求经济增长甚至小集团私利为最高动力的政府逐利化或公司化，在某些时候也能够带来社会财富的大幅增加，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但在社会治理方面，它更多带来的是什么，从近些年越来越严重的官员腐败和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中，不难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