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帝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正说”就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中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正说”是针对“戏说”而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0年间，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明朝历史、清朝皇帝和清朝宫廷，情有独钟，戏说成风。既引发了民众对清史关注，又使得人们对之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如同“久旱望甘雨”。“正说”讲的是历史，“戏说”编的是故事。小说家、影视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戏说，塑造人物，编创故事，那是艺术家们的一。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知道这是“戏”，瞧的是热闹，不可以当真。史学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正说，传承历史知识，提升文化素养，这是史学家们的事。对受众来说，看“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学家去“戏说”，也不必苟求影视家去“正说”。然而，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向广大观众和读者，正面讲述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故事。

清朝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页。在二百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清朝既为中华民族做出了的重大贡献，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量的失败与屈辱的辛酸记录。二百多年间，从努尔哈赤到溥仪，先后有十二位皇帝统治着这个泱泱大国。无论是康熙帝，还是短命的同治帝，都对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说清朝十二帝，就是正说一个王朝的兴衰没落，正说一个时代的岁月变迁。

作者简介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燕步集》共4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古都北京》、《天命汗》、《清朝通史太祖朝》、《清朝通史太宗朝》、《清朝皇帝列传》等25部。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七辑、《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等14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200余篇。

书摘

乾隆帝弘历

在清朝皇帝中，可以作为英杰人物来论说一番的只有四位皇帝－－清太祖天命大汗努尔哈赤、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极、清圣祖康熙大帝玄烨和清高宗乾隆大帝弘历。

乾隆帝，名弘历，属兔。25岁登极，在位60年，太上皇4年，享年89岁。乾隆的祖父康熙实际执政53年，乾隆实际执政63年。

乾隆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同时，乾隆又是在民间传闻最多、被文艺作品演绎最多和官方文献记载疑点最多的皇帝之一。出生地点之谜清朝12位皇帝中，出生地点不明的只有两位皇帝，这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高宗弘历。努尔哈赤出生时还没有创制满文，他当时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所以他的出生地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乾隆不一样，乾隆是雍正帝的第四个儿子，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出生，他的出生地怎么会不确定呢？这里面必定大有蹊跷。

关于乾隆的出生地，他的父母都没有留下明确的说法，倒是乾隆自己曾经反复说明，这就是关于乾隆出生地的第一种说法－－雍和宫说。

乾隆自己认为：他生在雍和宫。雍和宫坐落在北京城安定门内，是著名的喇嘛庙。在康熙时代，这里原是雍亲王的府邸，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王府，当时并不叫雍和宫。乾隆登极后，把他父亲雍正的画像供奉在这座府第里的神御殿，派喇嘛每天诵经，后来这里就改名叫雍和宫。乾隆曾经多次以诗或以诗注的形式，表明自己出生在雍和宫。

（1）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新春，乾隆在《新正诣雍和宫礼佛即景志感》诗中，有“到斯每忆我生初”的诗句。这说明乾隆本人认定自己出生在雍和宫。

（2）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新春，乾隆又一次在《新正雍和宫瞻礼》的诗中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在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指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乾隆自己说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东厢，应当算是比较权威的说法。

（3）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新春，乾隆再一次到雍和宫礼佛时说：“十二初龄才离此，讶今瞥眼七旬人。”在这首诗下注云：“康熙六十一年始蒙皇祖养育宫中，雍正年间遂永居宫内。”

（4）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七日，乾隆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云：“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康熙辛卯年为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初七过去称作“人日”。据晋朝董勋《答问礼俗说》记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乾隆每年正月初七日都要来到雍和宫瞻礼，平时路过这里也要进去小驻片刻。

（5）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月初七日，乾隆又作《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云：“岂期莅政忽焉老，尚忆生初于是孩。”其下自注云：“予以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至十二岁始蒙皇祖养育宫中。”

（6）乾隆还有一次到雍和宫瞻仰礼拜，尔后作了一首诗。据《清高宗御制诗集》记载：“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乾隆的意思是，在正月初七日（人日）这一天，到雍和宫瞻礼，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

从以上六个例子来看，乾隆一贯认为自己就出生在雍和宫。乾隆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可能有所耳闻，他的诗作就是强调自己确实生在雍和宫。

但是，乾隆皇帝还在位的时期，就有人对他的出生地发出不同的议论，认为他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这就是关于乾隆出生地的第二种说法－－避暑山庄说。

（1）当时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后入值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随乾隆一起去避暑山庄，去木兰秋狝(xiǎn)，写下《扈跸（bi）秋狝纪事三十四首》（收在《韫山堂诗集》），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

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

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里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在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

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到热河避暑时，雍正作为皇子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避暑山庄狮子园是乾隆的降生地。

（2）嘉庆元年（1796年）八月十三日，乾隆帝86岁大寿，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写下《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庆贺。诗中提到乾隆的出生：“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其诗下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嘉庆在诗后注解说，皇祖康熙辛卯年（康熙五十年）题写了“避暑山庄”匾额，皇父乾隆也恰好于这年降生在山庄，这是值得庆贺的福寿无量的因缘！然而，有人认为“都福之庭”是泛指，不一定在避暑山庄。

《正说清朝十二帝》质疑

（作者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研究员）

阎崇年编写、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本文仅就“正说”其中一帝努尔哈赤，提出如下质疑。

一个人造的神话

近一、二年间，一个易中天《品三国》（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个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以下简称《正说》），真是红遍全国！其书发行量之钜，使人顿生“洛阳纸贵”之虑；其人俨然成了“学术明星”：电视访谈、报纸采访、请作报告，尤其是四处签名卖书，痴迷读者争先恐后，人人争识“韩荆州”……诸如此类，铺天盖地，声势猛烈！

在学术界看来，果真如此，史学成“显学”，真乃学术之大幸。可惜，这一切不过是人造的虚拟神话！易中天学中文、教中文，本不懂历史，却是那么大胆妄品三国，到底品出了什么？给读者、观众什么教益？却是俗不可耐的调侃、做秀！信口开河，把真实的历史变为荒诞不经的闹剧。以学术来衡量，其书不伦不类，其说谬言歪理，毫无评论的价值。

阎崇年则不同。他是专门研究清史的，自号是研究努尔哈赤的专家，被某些媒体奉为“学术权威”、“阎清史”。实在说，其实阎崇年仅略知努尔哈赤，稍及皇太极，其余，即入关后直至末帝宣统，计十帝，本无研究，与易中天相类，敢讲自己不懂的东西，先在《百家讲坛》为十二帝“解密”，继之形诸文字出版。此书既非学术专著，又非专题研究，亦非故事、演义，与《品三国》同属不伦不类的“四不象”，只能算做是十二帝的“简介”或“说明书”罢了。但就是这样一部硬伤累累的书，何以如神话一般？并非其书其人的魅力，乃媒体之伟力，才造成其大红大紫之奇效！

神话，毕竟不是真实地存在。现在，该是打破其神话，还源历史本来面貌的时候了。

努尔哈赤历史定位质疑

努尔哈赤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迄至天启六年（1626）去世，跃马弯弓，驰骋40余年。终其一生，做了三件大事：其一，统一女真诸部，初步形成满洲；其二，创建国家政权－－史称后金；其三，向明宣战，断绝同明的隶属关系，揭开了明清（后金）战争的序幕，也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此三件大事，足以给努尔哈赤做出的正确的历史定位：他是清帝的直接始祖、清朝的开创人、满族形成时期的领袖。不论从哪个方面说，无论后世子孙取得何等伟大成就，都代替不了他的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如果真是一个研究努尔哈赤的专家，那么，给努尔哈赤定位，既简单又容易。但阎先生为其定位大误，史实大错，有错而不知改，又在《我为何重视努尔哈赤》（见《北京晚报》6月2日）一文中，连连铸成新错，其荒谬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阎先生有意抬高努尔哈赤，其定位远远高于其他十一帝，即使如康、雍、干三帝亦不能与之相比，唯独给努尔哈赤以“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称号；又评其贡献最多，总结出“十大功绩”，连康熙与乾隆两位“大帝”也望尖莫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阎先生制定的“十大功绩”究竟是什么。

“统一东北地区”，为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之一。阎先生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证明：“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正说》页3）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原则性错误。稍知一点清入关前史的人都知道，努尔哈赤终其一生，只统一了半个东北，至皇太极去世前，才基本“统一了东北全境”（尚余四城，仍为明守）！阎先生自称研究努尔哈赤数十年，出此大错，谁人信之？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引文，原载《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本系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告祭其父努尔哈赤说的一段话，对其执政16年，最终统一东北的业绩的总结。顺便指出：皇太极已于崇德元年任命梅勒章京（入关后改称副都统）吴巴海镇守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管辖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疆土。清在黑龙江正式设治，即始于此。但阎先生（为省文，以下称“作者”）不明历史真相，却把皇太极说的话及其业绩廉价地移植给了努尔哈赤！本来努尔哈赤并没有统一东北，又强加给努尔哈赤的这一段话，纯属张冠李戴，成了无稽之谈！说到此，并未结束，他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进，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这话说得也不错，但关键处却说错了人：本来属于皇太极的功绩，硬是强加给努尔哈赤。试问：为何如此颠倒史实，任意篡改历史？

《正说》开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促进满族形成”、“制定满族文字”三项功绩，实则就是满族形成的一件事。统一女真各部，重新凝聚，以创制新文字为标志，才使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得以成立。换言之，满族之形成，恰是女真诸部统一的必然结果；没有其统一，也就没有满族。二者互为因果，不能割裂。作者硬是把一件事给分解为三，以凑足“十大功绩”。

诸如“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抚蒙政策”、“丰富军事经验”、“迁都沈阳”等，何须以“功绩”论！因为这些与历代创业之君所行相类，努尔哈赤并无特别之处。试看历史上哪个创业帝王不建政权、不建都？迁都也是常有之事，如元太祖、元世祖屡次迁都，最后定都于大都（北京）；明成祖自南京迁都至北京，辽与金的都城亦一迁再迁。他们各自制定民族政策，指引他们走向成功！这些必做之事，无须论为“功绩”。如以迁都为功，多尔衮决策迁都北京，其功绩之大，不在努尔哈赤之下吧！唯《正说》把此类事看得过重，做了不正确的表述，大书特书，无非是刻意抬高努尔哈赤吧！

至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创“猛安谋克制”，都是本民族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巨大作用。此制为努尔哈赤原创，仅编满洲八旗与一蒙古旗而止。毕竟是草创，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还是皇太极完成的。他增建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是对八旗制的进一步创建；又把此制推广到内蒙古，皆为努尔哈赤所不及。作者将八旗制的创建全部归功于努尔哈赤，亦失历史真实。

在作者评出努尔哈赤“十大历史功绩”中，其“推进社会改革”最具社会进步意义。在作者看来，努尔哈赤“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即“贵族共和制”；经济上实行计丁授田、按丁编庄、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田庄等，都是实行“社会改革”。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在女真（满族）社会内部，建国家，定制度，应看作是女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他把上述制度和做法带到发达的辽东汉人聚居的农耕区，实则把辽东社会拉向倒退。

所谓“贵族共和制”，无疑保留了原始军事民主制残余，可以看作是女真（满）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进入一个发达而先进的辽东地区，仍行此制，不能认为是先进的制度，与明制相比，显系原始而落后。

所谓“计丁授田”，并非真正实行“均田”。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后，将该地区因战争而荒芜的无主地，首先分别授给各驻守当地的八旗满洲贵族及其士卒，而在战争中被掳的大批汉人，一在其满洲王公贵族包括将官之家为奴，一在其庄园－拖克索，供其役使。连清人也承认：“国初时，浮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啸亭杂录》）他们在名义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但其所有权属于他们的主人。当然，也规定给“乞食之人、僧人”分地，但改变不了“计丁授田”的农奴制本质。总之，这是在战后打破明在辽东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由满洲王公贵族及农奴主对土地的重新占有，并无社会改革的意义。

所谓“编庄”，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要同吃、同住、同耕。实行此“三同”，满人为汉人所供养，汉人备受欺凌，直接被与之“三同”的满人所剥削。还有一种形式，即把汉人编入拖克索（庄园），每13个汉人编为一庄，给牛与耕地若干，其粮食除自食用，还将另部分缴纳官赋。果真实行此制，对汉人不无好处。但关键不在此。努尔哈赤把这些庄园按品级都分给了满官，如，每一备御官则赐给一庄，级别越高，其分得的庄园就越多。编入此庄的汉人成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因不堪忍受奴役，故引发大批庄丁逃亡。这证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正如《清太宗实录》所载，满洲大臣直白：“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连清太宗也说过：“我国将士向来骚扰辽东民人。”一个先进的辽东地区，行此落后的制度，这哪里是“推进社会改革”？作者称：努尔哈赤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看看事实，哪里有“和解”？努尔哈赤晚年，民族矛盾尖锐，到处都有汉人的反抗，国势岌岌可危。

在辽东真正实行社会改革，决不是努尔哈赤，而是继承其汗位的皇太极！他一即位，就大刀阔斧改革其父的弊政与落后的体制。据《清太宗实录》载：皇太极力主“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将满汉合住改为分屯别居，汉人自立一庄，用汉官管理；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编为户籍。优礼汉官，大量吸纳汉、蒙古人加入后金（清）政权，续建汉军、蒙古八旗，从而彻底改变其父所建单一的女真（满）族政权，改造成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权。又如，改官制，变体制，按明制设六部，废“贵族共和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皇太极的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努尔哈赤晚年的社会危机，将清政权引导到蓬勃发展的道路。

作者对历史事实缺乏认真研究和考证，将正、误乃至错谬混淆一处，统统作为努尔哈赤的“功绩”加以赞扬。所列“十大功绩”，硬是凑数，何如实实在在，将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这丝毫也不影响对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我绝非否定努尔哈赤。前列努尔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将他置于开创者、创始者的地位，还嫌低吗？作者绞尽脑汁，事无巨细，不计是非，甚至将他人如皇太极的实践活动也算到努尔哈赤身上，正如前已指出，竟将皇太极说过的话也变成努尔哈赤的语言！绝非治史者所为！

“正说”努尔哈赤中的谬误再举例

作者给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已经远远地背离了努尔哈赤自身的历史真实，大失史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作为一个学者，亦失应有的学风与史德。上文仅就作者杜撰的“十大功绩”予以质疑，除此，《正说》与《晚报》刊文中的错谬之多，俯拾皆是，这在史学界实属罕见。

作者写道：“金亡之后，女真各部，纷争不已，强凌弱，众暴寡……”到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300年来”未获统一（《正说》页3）。这段话来源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原文是：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史载明确告诉人们：这段话是对努尔哈赤起兵前夕女真社会局势的真实概括。但作者把它断为“金亡以后”，历“元明300年来”，女真社会就是这种状况。这完全是误读误解。事实是，金被元灭亡后，女真族遭到极度摧残，元气大伤。其残存的女真人散居东北，既无力抗元，亦无力内争。换言之，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团势力。在元朝统治下，按民族分等，女真族被列入“汉人”之中，身份低于蒙古和色目人，受其控制与压迫更甚于其他民族。入明，境况有所改善，女真诸部酋长不断受到招抚，赐以官职，生聚渐兴旺。自元迄至明中叶，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后，才渐次恢复了民族的活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努尔哈赤出生前后，延至其起兵时，女真社会才出现了如上面所描写的互相战杀的局面。可惜，作者连这个常识问题也出错，对女真社会的演变做出了不正确的解释。

作者在解释努尔哈赤的“抚蒙政策”时，写道：“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作者将清朝逐渐实行的对蒙古政策，统统都归为努尔哈赤所制定。但事实却否定了作者的信口开河。满蒙联姻，实始于努尔哈赤，与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军事与政治同盟，努尔哈赤以“保护人”的身份，与他们共同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努尔哈赤与之联盟的蒙古如科尔沁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后来的那种君臣关系。到皇太极时，才开始把这种隶属关系确立起来。给内蒙古诸部按八旗制编旗，也是皇太极做的一件大事；“会盟”并非努尔哈赤所为，确是康熙帝为解决喀尔喀蒙古问题，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举行过一次“会盟”。更重要的一次“会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亲自前往多伦并亲自主持“会盟”，决定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作者归纳努尔哈赤对蒙古实行“编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项并无史实根据，却是将其后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尔哈赤的名下！

更为离奇的莫过于说：“迁都沈阳后”，“沈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还“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是事实吗？自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以来，辽东、辽西先后辟为战场，努尔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杀戮与抢掠，撤走时毁城，夷为平地，如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广宁等，都变成一座座废墟！明代辽河流域的经济及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芜，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无人之域！当时，朝鲜人、明辽东将吏等，都留下了战乱实况的真实记录。如，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写道：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一年内，辽东十余万人死亡，“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号。”朝鲜学者李肯诩记述：辽东大批人口逃入朝鲜，“前后数十万口”。明人陈仁锡记载：辽东百姓死十之八九，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辽东“盖州、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辽西锦州、义州、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类似记载，史不绝书。皇太极时，与明朝继续在辽西地区展开拉锯战，对峙10余年，以至人烟几绝，一片荒凉。努尔哈赤占据辽东，辽河地区处于激烈交战状态，战争乌云密布，谁来“全面开发经济”？即使个别地区，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仍恢复不到明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准。在作者的笔下，辽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宁。如此歪曲历史，莫此为甚！

作者不顾历史事实，把战争残破的经济说成是“全面开发”、“迅速发展”，甚至奉努尔哈赤为“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区域经济”开发的“创始者”！这是作者的又一大“发现”？简直是闻所未闻之奇事！

努尔哈赤之死，又是作者解不开的一个谜。本来，学术界对其死事早有定论，确认其非为炮击伤而死，实死于疾病。明官书《明熹宗实录》载：指挥宁远战役打败努尔哈赤的明将袁崇焕奏报：“奴酋（指努尔哈赤）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死于八月初十日（实际死于十一日）。”此报出自当事人袁崇焕给熹宗皇帝的奏疏，其他任何传言包括炮伤致死，皆不足信。作者在20年前出版的《努尔哈赤传》中，提出炮伤致死，或病死，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多种说法。那时，水准不足，不能辨真假，情有可原；而今已成“权威”，却仍含糊其词，声称：“清史界有不同见解，有学者认为：这个（被击伤的）‘大头目’就是天命汗努尔哈赤”。所谓的“有学者认为”，实则就是作者本人！而在另一处行文中，却又说：努尔哈赤“忧愤而死”。努尔哈赤到底是怎么死的？作者还是坚持炮伤而死，但又不敢明说，便假托到清史界“有学者”的身上。治学之不实，于此可见一斑。关键是，作者读书不足，连《明熹宗实录》都没有认真全读过，又不信袁崇焕之说，难怪解不开不成问题的努尔哈赤死事之谜！

《正说》标榜“解密历史真相”，究竟解了几个“密”？恰恰相反，诸如努尔哈赤之死，以及以上所举事例，不但没解密，却是制造了史实混乱。努尔哈赤以下，还有十一帝，其谬误多得惊人。阎崇年“正说”的要害，严重违背历史真实，充斥唯心史观，给努尔哈赤及清史作出了错误的解读。

“正说”充斥唯心史观

传承历史与文化，除写成严肃的学术专著、论文，又可借助多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诸如历史小说、评书、故事、演义，乃至影视、戏剧等，还有“正说”、“品说”，都可以用来阐发历史。但是，不管采取那种方式，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应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准确地解读历史，阐明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换言之，历史的真实性与唯物史观，是史家阐释历史与文化的不可背离的两项基本原则。舍此，必然将历史引向歧途。阎崇年、易中天等人无视解读历史应遵循的原则与规则，随心所欲，以个人好恶的唯心史观，胡乱评说历史。易中天的所谓“品说”，表面看，应是严肃之作，以高品位、高格调来品出三国史给人们的教益。但与人们期望的正好相反，却完全是戏说，把一部如英雄史诗的三国史“品说”成一部荒唐的闹剧！不论他说得何等天花乱坠，不过是一堆文化垃圾！

照理说，阎崇年的“正说”，应比易中天的“品说”更正宗，更严肃，如《正说》明文标榜：其“正说”正是针对“戏说”而发。这说明该书应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学术高端之作。但事实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作者打着“正说”的旗号，却不正说清史，不顾历史事实，不惜无中生有、张冠李戴、随意纂改，甚至杜撰清史；其史观之荒谬，提出诸多荒唐的说法，哗众取宠。如前已指出，作者研究清史很有限，除了研究过努尔哈赤、袁崇焕，其他研究，特别是清入关后，迄至清亡，基本没有涉足。质言之，没有做过哪怕是一般性研究。故其所说所写，多吸收他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简单归纳而成。正因为没做过研究，在识读和取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时，也是生吞活剥，不可避免地错谬累累，亦属自酿之恶果。

在“正说”清十二帝中，颇多“理论”发明。以努尔哈赤为例：他“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衰世’的基因。”据说，这就是努尔哈赤“对清代历史产生了原生性的影响”！这是什么话？清朝走向鼎盛，是努尔哈赤的“种子”所致吗？清朝走向衰亡，就是努尔哈赤的“基因”所害吗？这就叫“原生性影响”？何为“原生性”？清朝之兴与最后亡国，都是努尔哈赤决定的吗？无限夸大努尔哈赤的作用，视同神人，作者的唯心史观真发挥到了极限！用这种“血统论”来解释努尔哈赤与清朝兴亡的关系，谁都看得清其中的荒谬。作者“总结”努尔哈赤成功的“秘密”，有“天合、地和、人和、己合”之说，其主观臆造，牵强附会，充斥唯心说。以“300年也会有王者兴”的宿命论，宣扬“天命”必归努尔哈赤！又称，清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八旗制度的腐朽。而八旗制度就是努尔哈赤开创的。”且不讨论清朝灭亡的原因是否是八旗制的“腐朽”，当初创立此制，不可否认，它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最终夺取了天下。最后，此制度变得“腐朽”，怎么也清算到努尔哈赤的头上？时代总是要变化的，原先的制度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也该变革，这是后代子孙的事，他们不变革，听任制度“腐朽”，怎么可以让努尔哈赤对二百多年后的事负责！这种不合情理的逻辑推理，不顾事实的解析，只能陷入荒诞不经的泥塘！类似的事例，在《正说》中俯拾皆是，是其唯心史观的大泛滥！

我本无意于阎崇年之学术，况且学术差错、失误难免，不必大惊小怪。但其谬论之多、错误之严重，为多少年来史学界所罕见！而其本人对此毫不在意，蔑视学术界。眼下又“正说”《清兴明亡六十年》，故伎重演，继续以想当然的唯心史观传播错谬，如此下去，岂不搞乱了清史！以假当真，以次充好，既败坏了学风，又败坏了民风。有鉴于此，不得不略为指谬，也期待阎崇年先生有所反省。

本文仅仅指出“正说”努尔哈赤些许错谬，至于其他错谬，及其后所谓“正说”的清十一帝，同样错谬累累，非本文所能容纳。如有必要，我很乐意继续讨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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