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始末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真理标准讨论始末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要作品，是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和研究工作。要了解30年前拨乱反正的起步，了解改革开放的发启，都必然要了解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就拉开了序幕，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这场大讨论涉及范围之广、层次之高、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国史、党史中堪称重大事件。

书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作者：沈宝祥 ISBN： 9787509800263，7509800269 类别：哲学理论页数： 373页　定价： 39.80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8年9月装帧：平装开本： 16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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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央党校教授。1932年生，江苏武进人。1949年6月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参加工作。196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毕业。1965年1月到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6月起，在胡耀邦指导下参与筹办《理论动态》，为理论动态组成员，后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在拨乱反正中，撰写多篇有影响的文章。1978年11月20日在《理论动态》第98期发表的《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人民日报》于11月2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81年3月5日在《理论动态》第263期发表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一文，鲜明提出反“左”，《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作为社论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所写文章被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发表的有30多篇，其中多数由新华社转发。多年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兼及党建理论和中共党史。主编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学习纲要》等13本书。专著有《温故察今论党风》、《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书。参与中央党校三基本”教材《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编写，承担统稿任务。1999年参与筹办《学习时报》，后仟《学习时报》顾问。

第一章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一、“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二、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三、实践标准的酝酿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奏第二章一个起了重大作用的刊物一、《理论动态》的创办二、《理论动态》的办刊方针三、《理论动态》的特点和影响四、“特约评论员”的由来第三章一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一、《实》文的撰写和修改二、《实》文的定稿和发表三、最初的争论第四章强大的压力与强有力的支持一、一段时间内“不明朗”的局面二、邓小平明确而强有力的支持三、在罗瑞卿支持下对“凡是派”的正面回答，第五章理论界新闻界密切合作有效推进讨论一、理论界和新闻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密切合作二、新闻界的勇气与机智三、理论界卓有成效的努力四、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积极行动第六章《理论动态》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一、阐述真理标准问题的第三篇主要文章二、其他若干篇重要文章的撰写和发表三、胡耀邦呕心沥血，精心组织第七章 “诸侯”的支持和参与一、黑龙江省委的龙头作用二、1978年秋季的中国政治形势三、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领导同志的鲜明态度第八章《红旗》杂志的“一花独放” 一、所谓“不卷入”的背后二、“一花独放”放出了什么? 三、《重温(实践论)》重温了什么? 四、谭震林的文章中止了《红旗》的“不卷入”方针第九章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的决战和胜利一、以实践标准推倒“两个凡是”的重大之举二、对“两个凡是”的严肃批评三、对实践标准的明确肯定四、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第十章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上) 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由来和目的二、对“两个凡是”的全面揭露和尖锐批评三、几位同志的发言和与会者的评论第十一章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是非(下) 一、理论工作务虚会取得的成绩二、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和再评价第十二章中央党校结合教学深入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一、学员的生动回忆二、教学中突出和贯穿了真理标；隹问题三、一批撒向全国的“真理种子” 第十三章地方党校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的重要作用一、主动投入，在讨论中起带头和推动作用二、培训大批干部，使讨论广泛深入展开三、面向社会，积极宣传第十四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讨论的不平衡发展二、补课的部署和展开三、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的大普及四、大讨论的结尾第十五章大讨论总览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展阶段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局面的形成三、这场大讨论的特点和历史作用，四、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五、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远影响附录一 1978年全国各地召开的关于真理标；隹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附录二中央和地方报刊关于真理标；隹讨论补课的社论、评论篇目辑览

序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早已为大家所熟知，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判断是非的根本标准。这是1978年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的结果。在文献上，这场大讨论被称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或“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结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从国史、党史的角度，还是从其他各种史（中国的社会主义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等）的角度看，要讲这一段历史，就必然要了解这场大讨论，就必然要从某一特定角度讲这场大讨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场大讨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这场大讨论结束以来的这些年中，已有不少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论著在海内外问世。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些年来，本人很有兴趣地拜读了不少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论著。这些论著或者记载了这场大讨论的有关情况，提供了史料，或者对这场大讨论作出了分析评述，提出了学术见解，从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有些论著对这场大讨论的记载和评述，也确实存在不准确不全面的问题。有的是只见其表，不见其里，有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恕我不客气地说，也有的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历史老人常常给似乎是不相干的人提供某种机遇。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本人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居然发生了一点联系，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事。大家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著名的文章，首先是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时，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这都不是偶然的。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中，《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起了带头和重要的推动作用。《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是胡耀邦到中央党校工作后亲自创办的。创办这个刊物，是胡耀邦的主意。刊物的名称、性质、宗旨，以至刊期、形式等，都是他设计的。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他是实际上的主编，尽管当时没有主编这个职务名称。为了办这个刊物，就需要找几个人，建立一个工作班子。由于别人的推荐，我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我记得第一次会议是1977年6月4日，那时，一共四个人，外加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以后，陆续增加了一些人。胡耀邦就把我们这一摊子人称为“理论动态组”，或简单地叫做“动态组”。

文摘

但是，他完全避开了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要知道，所谓“运动和工作落后于当前的形势”，是一句很不确定的话。而且，他还认为，大字报给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紧紧跟上新长征的步伐(这是华国锋的提法)。这样，他就把大字报对他批评的实质问题巧妙地挡回去了。二、“一花独放”放出了什么? 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面评述1978年5月到12月《红旗》发表的文章，只是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拨乱反正的角度，有重点地评述几篇文章，以此看一下《红旗》在这一时期坚持“两个凡是”的政治倾向。据说，从1978年的第7期开始，《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由熊复主持，而每一期的编辑工作都是他和汪东兴定调。《红旗》1978年第7期的《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社论)、第8期的《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署名黎石)、第9期的《“四人帮”是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署名晋楫)、第10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本刊特约评论员文章)、第11期原拟刊用的《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都是重点文章。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属于“独放”的花，究竟放了什么? (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第7期的社论中说：“在新时期中，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要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篇社论是介绍毛泽东1962年初的一篇著作，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社论把毛泽东的这一篇著作完全纳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子，竞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这篇著作中光辉思想的“新证实和新发展”。在第8期的《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的理论》这一篇中，则说什么“人民公社是在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人民公社的“整顿必须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在第10期和第11期拟刊用的文稿中，也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二)一再提出要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在《红旗》1978年9、10期和拟于第11期刊用而未成的那篇文稿中，连续出现这方面的内容。在第9期的那篇文章中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这就会产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数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③第10期的文章说：“执政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而且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但是，只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的手中，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会被不断揭露和清除。”④在原拟第11期刊出的那篇文稿（定稿）中，又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文稿说：“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常表现为主要危险倾向的修正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否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稿还特意引用毛泽东关于中央出修正主义的两句话：其一是“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其二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以上这些话，是要提醒人们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中央的修正主义作斗争。时间是1978年。（三）影射有人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在第9期署名“晋楫”的文章中（有人指出，“晋楫”乃“进击”之谐音）第二个小标题是：“借口所谓‘新变动’，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文章说，“四人帮”这种借口“新变动”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把戏，人们并不生疏。新老修正主义者‘‘修正”马列主义的惯用手法，就是借口“新情况”、“新材料”篡改它的基本原理。这篇文章举出社会主义阶级关系新变动为例，列举了毛泽东的一些话，然后说，毛泽东已经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了。文章是借这个问题证明，只能照搬毛泽东的话，如果因为情况变了而要讲新的话，那就是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大家知道，林彪、“四人帮”背离毛泽东思想，要害不在这里。但这篇文章恰恰想出这么一个问题来大加挞伐，这是为什么？在当时的形势下，显然是有它的针对性和目的的。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二个问题就是讲的“新的历史条件”。邓小平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他从部队政治工作的角度阐明，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他详细地阐明了部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他批评说，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邓小平这些话，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这个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并在报纸上全文公布，得到军内军外和全党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这些，作者和《红旗》的负责人当然是很清楚的。可是，他们在9月份的《红旗》杂志上，却大力批判借口新情况篡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并说这是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惯用手法”。他们只字未讲“新时期”中的新条件、新情况，这恐怕不是疏忽，而是显示了作者和编者的某种意图。（四）反复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定了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这是党内一大冤案。从一开始，许多人就想不通。在1978年，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拨乱反正的呼声日高。彭德怀的问题，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之一。可是，在1978年的《红旗》杂志的文章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彭德怀。在第8期关于人民公社的文章中，说什么“1959年彭德怀反党集团跳了出来，从右的方面吹来一股冷风”，诬陷彭德怀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⑤第9期的文章中，又说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反党集团向着我们党，向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猖狂进攻”。还说，“当时不批判彭德怀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就不能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⑥在原拟第ll期刊用的那篇文稿中，多处提到“彭德怀反党集团”，说什么“彭德怀在政治上搞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彭德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反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这样大反彭德怀，同他们坚持反修正主义、反走资派的立场是一致的，用意也是相同的。上述5篇文章，都是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的人撰写的。熊复原就是这个机构的党委常委。对《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的文稿，这里稍多讲几句。熊复调到《红旗》工作以后，毛著办公室党委常委曾要大家积极为《红旗》写稿。选集室曾在一段时间中放下工作，集中力量为《红旗》写稿。据说，毛著编委会办公室的人写的稿，一般都直接交给熊复，由他直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