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和

张安和，字联珍，生于一九零四年农历三月十二，属龙，那年是清朝光绪三十年。卒于一九八零年农历五月十三，那年，他老人家七十有七。又说，七十七是喜寿。理由是，人们把七十七连起来草写，所组成的汉字，恰好是一个喜字。

张安和的母亲，虽说是位妇道人家，但她老人家明是非，晓大义，知书达理。全家五六口人的嘴，都爬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尽管日子过得有今天没明天，更不知道后天的饭菜，该怎么做？就这样一个世道，就这样一个处境，就这样一个条件，并没有压倒她老人家热爱生活的骨气，她老人家就认准一个理儿：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读书。读书。白天下地干活，回到家还要担水劈柴。春天耕地拉肥下种，夏天锄田薅苗追肥，最忙得还是秋天。

到了冬天，人们不那么累了，可家里的事情，就像地里的活儿一样，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不是担水，就是砍柴，你不做就没人替你做。过去读书人都用毛笔写字，祖父因为家穷，买不起纸和笔，他老人家就想出一个办法，找一根树枝，把前面削成毛笔那个形状，然后就在院子里写，院子写满后，用扫帚扫去再写。冬寒夏暑，从不间断，这是祖父练习硬笔的方法。

硬笔字练习得差不多了，再写毛笔字。他老人家又想出一个非常简朴的办法，就是用人家扔掉的烂毛笔，再找几块方砖，把粘土放进一个小铁桶内，倒上水，把它搅拌均匀，之后用那枝烂毛笔，沾上粘土糊糊，在方砖上写字，写满一块，再写另一块，另一块也写满了，那一块也就干了，然后用扫帚扫去粘土，再写。春天是这样，夏天是这样，秋天是这样，冬天也是这样。到后来，祖父的毛笔字写得出神入化，力透纸背。因为祖父毛笔字写的好，就有人请他老人家把“字”写在石碑上，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在我村附近地区，就有好几块碑文出自祖父之手，我知道得就有，同族伯父张安祥祖父的碑文，祖父外父的碑文，还有坡头村有个庙的碑文，等等。

祖父母亲本姓王，娘家世居忻州城西门坡，是忻州城里有名的大户人家，又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尤其是祖父舅舅王敦武老先生，他老人家年长祖父十二岁，是忻县中学校的高材生，在忻州城里很有名气，满腹经纶，风流倜傥，为人豪爽，热情大方，在忻州城上层社会，更是无人不晓，无人不敬。据父亲讲，祖父小时候，经常随母住在姥姥家，他舅父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来往无白丁。祖父又是一位追求真理、胸怀远大抱负、求知欲望极强的年青人，对他老人家来说，就好比久旱逢甘雨那么渴望，他乡遇故知那么欣喜，洞房花烛夜那么激情。在这样的环境下，耳闻目睹，耳濡目染，祖父自然是受益匪浅的。

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开始在县城做工了，相当于现在的外出打工。那时没有打工这个名词，但意思差不多，现在是出外挣钱，过去还有学手艺的意思在内。他老人家在一家铺子里学徒，结果是没干几个月，他就病了，只好回家休养。这时，距离我村二十多华里的田庄村“招聘”教书先生，依祖父在家学过的那几本书，应聘是富足有余的。于是，开始了他老人家近半个世纪的乡村教育生涯。自己喜欢，又有基础，教起书来，得心应手，何况他老人家性情温和，说话和气，待人接物，礼字当先，他的名声很快在附近村庄传开。

那年，他十八岁。

人们奔走相告，互相传说着：田庄村那位教书先生，真好！村里人不会用太多的形容词，所有的赞美之词，就两个字：真好！

这时候，祖父特别辛苦，省吃俭用，拼命挣钱，然后置田买地，先后买下二十多亩地。这时，家中的生活才多少有些好转，祖父在田庄村教了七八年的书，积累了许多教学经验，也结识了许多有文化的朋友。

后来，祖父又来到下社村（在我村西面，也在庄磨村附近）教书，下社村有赵全红、赵全恭兄弟俩，他俩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赵全红是学政法的，还考取了县长一个职务，但是，他老人家看不惯官场上那种尔虞我诈的高级游戏，也就没有赴任，而是隐居乡里，为村民做些善事。据父亲讲，他老人家还是我大姑父（名讳邢联壁，本村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二零零四年农历九月二十七下世）的姑父。小时候，我见过他老人家的三儿子，小名叫三忠。他弟弟赵全恭学得是采矿，整天在家里研究煤炭之类的东西。兄弟俩家境富裕，爱结交读书人，共同的志向和爱好，使他们三人成为无话不谈的至交。

祖父业余时间爱好音乐，笙、管、琴、胡都在研究水平之上，他老人家在下社教书期间，组建了一个音乐会。乐谱与佛乐差不多，在我们那个范围，这个音乐会很有名声，每当村里人有白事宴，就请音乐会前来超度亡魂，吹拉弹唱，甚为庄严，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程序：读祭文，给亡者送去神圣的安慰。

记得祖父走的那年，他老人家的学生们知道后，还自愿前来给他们的老师，送上最后的祝福。

据父亲记忆，祖父并没有因此放弃乡村教育的追求，也没有忘记肩负的沉重职责——开启愚昧，树人灵魂。依然回到村里，依然站在讲台上，依然拿起他老人家的教鞭，依然教他老人家的书。一九四九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人民翻身做主，歌声随着红旗飘，神州处处生机勃勃。这时的祖父，也随全国人民一样，心情自然十分舒畅。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一件事情，是担任村里的义务教员，简称义教。所谓义教，就是尽义务，没有报酬。一九五二年春，忻县成立扫盲委员会，学习祁建华速成识字法。同年十月，扫盲运动在全县展开，祖父被聘任为义教。据父亲记忆，为此祖父还在忻县城里培训了半月时间。当时正值收秋时节，祖父进城培训去了，家里所有收秋重担，就落在祖母与大姑身上。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二件事情，时间同上。那年冬，忻县在各村镇开展“查田定产”工作。各行政村相继成立清丈组，清丈组里有各类人才，有丈量土地的，有拉尺划线的，有计算面积的，有书文造册的。因祖父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老人家从事后一项工作。同时还有同族祖父张宇文，他老人家有个小名叫张稳堂，村里人习惯称他为稳堂先生。还有同族伯父张尧。先在各户人家地边插上牌子，写清地名、户主、亩数。然后，清丈组根据每块地边牌子上的数字，重新丈量。然后，汇总造册登记。然后，逐级上报。这项工作，一直搞至第二年春季，才算完成。然后，开始发放土地证。据父亲记忆，那时祖父非常劳累，常常工作至半夜才回家休息。

祖父为新中国做得第三件事情，是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开展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对此父亲没有记忆，好像祖父也是从事文字统计工作的。据《忻县志》大事记中记载：全县（忻县）有二十三万八千二百四十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