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英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尹文英
尹文英，女，河北平乡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1960年后系统地进行原尾虫的分类、形态、生态、胚后发育、生物地理、比较精子学和亚显微结构等研究，记述我国原尾虫164种，其中141新种，18新属和4新科，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
中文名：尹文英
国籍：中国
民族：汉
职业：昆虫研究所研究员
毕业院校：中央大学生物系
代表作品：《中国动物志：原尾纲》
中科院院士、昆虫学家
1985年后，尹文英主持和推动土壤动物学的系统研究，联合60多位学者在6个气候带完成土壤动物组成(3千
多种)、变动规律及其在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等试验研究，其结果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相关研究
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
新中国成立初期，尹文英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由于淡水养鱼业的迫切需要，尹文英开始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由于池塘养殖鱼类——青、草、鲢、鳙鱼是我国特有鱼种，国外并无可借鉴的参考资料，只有白手起家、从头开始。1953年—1956年，尹文英等在浙江菱湖养鱼区设立的鱼病工作站，艰苦创业，开展鱼病病原调查、防治试验和门诊、出诊工作，根据群众养鱼经验并通过试验研究，总结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防病养鱼措施，向全国各养鱼区推广，并形成由水产部门制定的淡水养鱼操作规范的主要内容。在鱼病治疗方面，他们对十几种流行广、危害大的鱼病，先后找出了有一定疗效的药物和措施，在全国推广使用，基本上控制了淡水养鱼业中鱼病严重危害现象；同时在工作中注意积累病理学和其他基础研究数据和资料，为建立我国鱼病学奠定了基础。因成绩显著，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和中科院优秀科研奖。
研究原尾虫
1963年尹文英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工作。不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我国以前尚未有记载的原尾虫，此后三十多年来，她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和比较精子学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不足，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好评。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也为我国原尾虫研究走在世界前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项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调查和种类记述。由于原尾虫身体微细(长0.5—2.0mm)，又生活在土壤中，给采集调查带来很多困难。尹文英及其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跋山涉水，走遍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采集调查。截止1995年，已记述了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和4个新科，约占世界已知种的四分之一。1965年她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们的极大兴趣，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 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同时赞誉尹文英为当代原尾虫学家的四大权威之一。继华之后，尹文英又陆续发现了旭、沪、中国、多腺、异、丽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经典的分类系统中也难以包容。
2、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的形成。多年以来，著名的原尾虫专家们一向都认为有气管系统的古是原尾目中最原始的类群，理由是：①气管系统是祖征，在演化过程中渐渐消失；②原尾虫是由多足类动物演化而来，腹足的节数和毛数越多，就越是原始类型。尹文英在研究有气管系统的古和华的胚后发育时，发现它们的前幼虫期是没有气管系统的，蜕一次皮发育成第Ⅰ幼虫时，才出现气管系统。证明古和华是从无气管系统的祖种演化而来。以后，她又对原尾目8个科、16个属的21种不同原尾虫进行了比较精子学的研究，发现无气管系统的科种类的精子为螺旋体状，有顶体和鞭毛；而古和华的精子则是既无顶体又缺鞭毛的盘形和球形。这也有力的证明了古和华不是原始的，而是高度特化的类群。由此，尹文英1983年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认为无气管系统的亚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和华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目前国际上有关学者已普遍接受了这一见解。
3、尾虫新的分类系统的建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各国原尾虫学家们都以丹麦Tuxen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为准，该系统包括3科、16属、208种。1983年尹文英根据上述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将当时世界上已知属、种重新分群，建立了与Tuxen 完全不同的分类体系，包括2亚目，8科和17亚科的新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原尾虫分类学研究的新的里程碑。
4、分类地位的探讨和比较精子学的研究。从华科建立以后，由于它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对于它的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还是接近始，争论不下。欧洲的学者们主张应隶属于始类，而亚洲的学者们则主张归属于古亚目。
1979年尹文英访问哥本哈根时，就此曾与著名昆虫学家Tuxen长时间地交换了意见，遗憾的是最后并未能取得一致的见解。但双方都认识到只有找出新的证据，才能进一步确定华的分类地位。为此，自1981年开始尹文英等与意大利的Dallai合作，开展了原尾虫精子的系统研究。通过10年的努力，锲而不舍，先后对8科、16属的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的观察比较，发现它们的精子无论从外形上，还是结构上都极富多样性，主要可分成两大类：一类为具鞭毛和顶体的长形精子，其演化趋势是顶体构造渐趋复杂，轴丝边围双微管的数目渐趋增多；另一类精子是既无鞭毛又缺顶体的球形、扁圆形精子，其演化趋势是形状逐渐短缩、结构逐渐简化。这一结果为原尾虫的系统发生和相互间的亲缘关系提供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同时也了解到原尾虫的精子结构和昆虫的类型完全不同。为了解决华分类地位的争论，尹文英首先对华和古的精子作了比较，结果发现华的精子和古的精子都是无鞭毛、缺顶体的高度特化了的精子，这和始科的有鞭毛、具顶体的较原始的精子很不相同。这些结果，使Tuxen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归入始科的主张。不久，他与世长辞，未能见到共同关注的全部研究结果。
由于尹文英在原尾虫系统分类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杰出成就，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为我国原尾虫研究走在世界前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6年，尹文英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最近出版的《中国动物志》中的《原尾纲志》，除了包括种类记述和内部各个系统的解剖和超微形态的描述外，对于近年来国际讨论的热点——原尾虫是不是昆虫已有新的突破。此外，从全世界已知原尾虫的分布情况来看，我国是原尾虫种类最丰富的地区，特别是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种类多样性尤为突出。因此，尹文英除对我国各地区生物多样性进行探讨外，已开始进行原尾虫的生物地理学研究，使用HENNIG 86系统发生计算机分析程序，和Page氏1993的COMPONENT生物地理支序分析程序，对原尾虫各类群的系统关系、特征演化和扩散途径等进行分析讨论，并且对各类群分布的类型和地区关系、分衍替代事件的发生等也将做出分析与假设。这项工作将使原尾虫生物地理学的研究迅速赶上国际领先的步伐。
鉴于土壤是陆生生物的载体，也是人类生存与生活所需的物质源泉，欧美学者一百多年前就认识到了土壤动物和土壤微生物一样，是活化土壤物质循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了土壤动物的研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交战双方急需增产食品，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与改良土壤有关的土壤动物学研究上，在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学科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土壤动物学研究仍是很薄弱的学科。上海昆虫研究所先后开展了白蚁、原尾虫、螨、弹尾目和双尾目的研究，为开展土壤动物研究做了必要的准备。1982年尹文英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参加，以推动该学科的发展。987年—1991年，由尹文英牵头，协同六个单位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亚热带森林土壤动物区系及其在森林生态平衡中的作用”，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他们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由于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尹文英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3年为了继续深入开展土壤动物学的研究，尹文英又广泛联系国内外有关专家合作，申请到“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基金重点项目，选择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科学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社会评价
尹文英不仅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做出了开创性的卓越贡献，而且治学严谨、平易近人，在多次国内和国际合作项目中，都能与合作者团结和睦、愉快相处，出色地完成任务。她平时重视对青年科技人员的培养，并卓有成效。1990年，她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生导师。此外，她还多次获得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迄今为止，尹文英已发表论文、专著和译著等140余篇(册)，并多次获得国家和科学院的奖励，其中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
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0年7月获得政府第一批特殊津贴和证书。1998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