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鼎新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易鼎新
易鼎新（1887—1953），字修吟，著名民主人士，电气学家和电工专家，教育家，湖南省醴陵县人。曾任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大学校长。 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5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归国后，历任长沙高等师范学校教师、电灯公司工程师、杭州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湖南电灯公司总工程师、湖南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学识渊博，思想进步。1948年11月，公推为湖南大学应变委员会主任。次年8月1日，率先通电呼吁长沙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校长、湖南省任命政府委员。1950年任省民革筹委会委员。著有《有线电报》、《有线电话》等。
人物概述
人物生平
1910年赴美留学专攻电机学，1915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归国后执教湖南大学前身的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兼湖南电灯公司工程师。
1918年，应聘汉阳铁厂，相继任汉阳冶炼钢铁、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工程师。为解决铁厂发电装置，煤矿内变电站的修建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6年9月，任湖南大学教授。次年春，被浙江工业学校（后改浙江大学工学院）聘为教务主任。1929年5月，任杭州机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
1933年8月回长沙，任湖南大学教授，湖南电灯公司总工程师。
1938年，日军轰炸长沙湖南大学，学校被迫西迁辰溪，先后任国立湖南大学辰溪分校教授兼总务长、教务长。
1943年回醴，任东方中学校长。
1944年8月，赴贵州遵义，任浙江大学教授兼机械系主任。
1945年日本投降，湖南大学迁回长沙岳麓山，易鼎新重任教授兼电机系主任，教务长。
长沙解放前夕，支持学生运动，在“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斗争中，被公推为应变委员会主任委员，力保湖南大学完整及师生安全。
1949年8月1日，以易鼎新为首的湖南大学教授首先通电呼吁和平，推动了长沙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代理校长、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和长沙市政协委员等职。
1950年8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53年3月在长沙病逝，享年67岁。逝世后归葬于长沙岳麓山湖南大学校址附近。
学术著作：
主讲电力学、原动力学、热工学，电厂设计等课程。先后出版《有线电报》、《有线电话》、《励磁机震荡及反极现象》、《汽轮发电机最近的进步》等著作和论文。
成就及荣誉
易鼎新归国后,执教同时兼任湖南电灯公司工程师。1918年应聘担任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工程师，为解决铁厂发电装置、煤矿窿内变电站等作出较大贡献。1926年任湖南大学教授，1927年任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工学院教务主任。1929年任杭州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1933年任湖南电灯公司总工程师兼湖南大学教授,用两年时间筹建了两万千瓦新发电厂，称道于华中数省。
1938年长沙大火以后，湖南电灯公司停止发电，他转到辰溪任湖南大学教授，兼任总务长、教务长。1941年为恢复长沙电气业，曾拟就《长沙市电气事业计划草案》。1942年任醴陵东方中学校长。1944年任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教授兼机械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湖南大学任教授,兼任电机系主任和教务长。在20多年教学生涯中,曾主讲电力学、原动力学、热工学、电厂设计等课程,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撰写出版了《有线电报》、《有线电话》等著述。
湖南和平解放前夕,被公推为湖南大学应变委员会主任委员,团结广大师生,开展反迁移、反破坏斗争,保护学校,营救被捕学联代表,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8月1日,以他为首的湖南大学教授会发出通电呼吁和平,他还被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聘为顾问委员会委员。建国初期,历任湖南大学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湖南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代理校长,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他担任湖南省、长沙市政界、科技界、教育界多项职务,认真工作,努力为建设新湖南作贡献。1950年8月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国立湖南大学校长由易鼎新出任，这一结果受到该校师生好评，易也受到格外拥戴。该校一有力人士称，易服务湖大，校中有许多教授还是他的学生，因此效忠工友、学生、老师，得知易出掌湖大，均感安慰，认为易之学养甚深，精明能干，严谨治学，从不过问政治，为最符合的校长人选。今易受此新命，于湖大乃前途之幸。（《小春秋》1949年8月1日报道）
易鼎新传略
易鼎新，字修吟，湖南省醴陵县楚车乡四柱坪人，生于一八八七年二月七日，卒于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享年六十七岁。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致力于电气工程和大学教育事业，历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汉冶萍公司工程师，杭州电厂厂长兼总工程师，湖南电灯公司总工程师，浙江大学教授兼电机系主任，湖南大学教授兼电机系主任、总务长、教务长等职。解放后任湖南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工学院院长，代理校长，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民革湖南分部委员等职。他在任职期间，竭力主持与推动了湖南大学的改造与建设，积极参与人民政府各项工作，特别是团结带动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奋斗，为湖南省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
易鼎新家里世代业农，十二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见他聪明好学，叫他多读些书。自八岁起至十七岁(一八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三年十二月)止，都在乡间读书，始则学做八股文、诗赋。继又学做经义、策论。其间经常回家务农。一九O四年二月人醴陵渌江高等小学肄业，始学英文，数学等课程。监督刘揆一先生系革命党人(与黄兴友善)，传播革命学说，易鼎新耳濡目染，颇受影响。是年下期刘揆一被通缉远遁，易鼎新则于十月间以第一名考入长沙府中学堂肄业。该校系初办，监督彭青藜是老翰林，非常顽固，学生对他多不满。次年(一九。五年)夏，学生列举彭的罪行向巡抚端方控诉，彭被撤职。下期改以郭宗熙为监督，郭亦是翰林，曾留学日本，思想较进步，所聘教员亦多贤俊，学生始安心读书。但次年郭又离职往奉天(今为沈阳)做官。易鼎新乃考入游学预备科肄业，当时该校监督为张鹤龄(湖南提学使)。是年葬陈天华烈士于岳麓山，游学预备科学生出力最多，招致政府痛恨，趁年假期间(当时张鹤龄已离职赴奉天)将游学预备科封闭。易鼎新於年假期满回省，始知此事。适萍乡栗江高等小学征聘英文数学教员，易鼎新即由同乡刘今希介绍应聘。一年期满．稍有积蓄，乃于一九。八年束装北上，抵达奉天，“蒙张鹤龄、郭宗熙两先生之助，人方言学堂肄业，专习英文。一年半后(一九零九年夏)，方言学堂因故停办，改设高等学堂。当时张鹤龄已故，郭宗熙亦他调，易鼎新感到留在奉天，毫无依靠，于是去北京投考度之部新设之财府学堂，有幸录入该校特科肄业。一年以后(一九一零年八月)，留美学务处招考第二批留美学生(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资助)，易鼎新应试被录取。旋与其他六十余人同船渡海赴美，是清末民初派赴欧美习新兴工程技术的少数中国青年。他在留学期间，为了祖国强盛，刻苦用功，力求胜过美国学生。读完三年级时，成绩列第一名，四年期满毕业时(一九一四年六月)列第二名，创造了中国留学生在该校的荣誉纪录。毕业后不久，即往美国最著名的奇异电器制造公司实习，同时又在附近有名的纽因大学研究院电机部当研究生，至一九一五年六月获理科硕士学位。那时，易鼎新还和其他留学生一道，创办了《留美季刊》，并撰文多篇，阐述发展科学、复兴民族等新思想。
(二)
易鼎新学成归国，怀着科学救国的强烈愿望，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但当时的政府对归国的留学生毫不理会，须各自寻找职业。他一人回到长沙，往湖南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一试，被校长宾步程留校任教。同时，由旧友文湘芷介绍，在岳麓山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兼课。到一九一七年一月，课务减少，乃兼任湖南电灯公司工程师。次年二月，应汉冶萍公司的征聘，去汉阳钢铁厂担任电机工程师，后又到大冶铁厂和萍乡煤矿工作，直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这八余年中，易鼎新即已表现出具有精湛的电机工程技术与操作本领以及深入工程实际、与工人同甘共苦的精神。在萍矿期间，易鼎新曾目睹工人的罢工斗争，寄予同情，并结识了工人运动领袖刘少奇、李立三同志。(一九五二年刘少奇同志回湘视察时，特意会见了易鼎新，还同游麓山，追叙了当年在安源的情景，并合影留念。)
一九二六年八月，易鼎新离开汉冶萍公司。九月至次年四月，在湖南大学任教授。一九二七年春，湖南大学因故无法开学，遂应聘于浙江工业专门学校。该校在暑假后改为浙江大学工学院，易鼎新任教务主任。
一九二九年五月至一九三二年底．易鼎新又在杭州电厂任厂长兼总工程师。他接办了一个半官僚资本半私人资本的电厂，改为公营，竭力进行整顿，使之盈利，把原来的官僚资本和私人资本一概还清，并付以较优厚的利息，表现出他富有经营电厂的能力和经验。一九三三年八月回到长沙，任湖南电灯公司总工程师，并兼任湖南大学教授，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即长沙文夕大火之日)离开。
易鼎新到湖南电灯公司不久，就积极筹建容量为二万千瓦的新厂(初次装置暂为七千五百千瓦)。各项设备于一九三七年五月装置完成，经过缜密试验后，即正式使用。计自筹备至完工日止，为时两年，工程之巨，造价之廉，在当日华中各地，实属罕见。
易鼎新一心想把自己掌握的科学技术贡献给祖国和人民，力图振兴我国的电气事业和民族工业。为了恢复、发展长沙的电气事业，他凭借自己办电厂的丰富经验，经过长时期周密的考察研究，于一九四一年三月，拟就了一个《长沙市电气事业计划草案》。
《草案》分为经过情形、恢复计划、扩充计划、经营问题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长沙市电气事业创建三十年来的变迁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在第二部分恢复计划中，提出了切实具体的实施方案。第三部分是扩充计划，第四部分为经营问题。这份《计划草案》，表现了易鼎新高超的电气工程技术和远见卓识，也体现了他抱有使国家强盛的强烈愿望。
为了发展湖南的电气事业，在抗日战争以前，易鼎新还极力倡导、开办了益阳、醴陵两个小电厂，他自己还拿出多年苦心的积蓄予以资助。后益阳电气公司因股东意见分歧，以低价售予益阳士绅办理。醴陵电气公司则在沦陷时遭焚毁。无情的事实给予他以很大震动，他深深感到，中国如不改变腐败的政治制度，工业的发展是没有希望的。
(三)
易鼎新既是一个比较卓越的工程技术专家，又是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前期主要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也兼任大学教授；后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日军轰炸长沙湖南大学，湖大开始西迁辰溪。同年十一月长沙大火后，易鼎新离开长沙市湖南电灯公司，赴辰溪任湖南大学教授四年，先后兼任总务长和教务长各一年。一九四二年八月离开辰溪返醴，任醴陵县东方中学校长，直至一九四四年六月。一九四四年八月，他接受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聘请，不顾日寇袭击的危险和路途的艰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临时校本部任教，兼电机系主任。一九四六年八月，他重返湖南大学任教，兼任电机系主任和该校教务长。
易鼎新前后在大学执教二十多年，主讲电炽学，原动力学，热工学，电厂设计等多门课程。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电气工程师和学者。他既有博大精深的理论学识，又有丰富的电厂设计和电厂管理的实践经验，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紧密，深入浅出，旁征博引，不为书本文字所约束，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深得学生的爱戴和敬重。不少学生毕业后，仍常来函或亲自拜访，询问工程设计和电厂管理中的疑难。他总是给予满意的答复。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易鼎新不仅传授学生以知识和技术，还启迪学生奋发进取，担当起救亡图存的责任。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他赋词一首，送湖大毕业同学兼祝青年节。词云：“名山大川，钟灵毓异。沅芷澧蔺，出类拔萃。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补弊救偏，文兼武备。为大於细，图难於易。临别赠言，言不尽意，青年运动，肇端五四。蓬蓬勃勃，名归实至。革新文化，赞襄政治。力挽狂澜，高张学帜。继往开来，顶天立地。复兴民族，肩任重寄。”寥寥数语，极表修吟先生高度的爱国热忱和以进步思想教诲和感染青年的精神。
抗战进入最艰难的时期，易鼎新返里任醴陵县东方中学校长，冒着日寇的炮火，不惜用尽心力，培育湘东弟子。他在赠该校师生的一首诗中道：无端烽火逼三湘，孤雁南飞痛失行；夙契芝蔺萦梦寐，新栽桃李费思量。弦歌风雨伤中断，丑虏猖狂兆速亡；待到群芳开遍后，归来异眼看新妆。”先生对敌寇蔑视憎恨，对青年寄予厚望的情感，跃然纸上。
易鼎新在执教期间，十分注重学术研究、切磋交流。他倡导与组织了湖大电机工程学会，创办了《电工通讯》专刊。自己也很注重对多年从事工程建设和教学的经验，加以总结、提炼，进行著述。现查到的有：一九三三年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有线电报》、《有线电话》，一九四七年撰写的论文《励磁机震荡及反极现象》(载《湖大工程》创刊号和《电工通讯》第二期)、一九四八年撰写的论文《汽轮发电机最近的进步》(载《电工通讯》第三期)。两文言简意赅，真正体现了“文不取冗长而求精悍”的精神。仅此两文，堪能证明修吟先生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熔为一体的治学精神。
(四)
易鼎新进入晚年，即解放前后数年，其思想、事业，跨人了新的境地。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日益高涨。湖大广大学生、教授、职员、工人行动起来，发起了“要吃饭运动”。学生首先罢课，接着，教授们也纷纷酝酿罢教，给国统区当局施加压力。在这一正义的举动中，易鼎新是积极参加者。
一九四九年一月，为了进行“反迁移、反破坏、反紊乱”的斗争，湖南大学成立“应变委员会”，百余人参加，公推易鼎新为主任委员。校应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储存粮食、维护安全、保管财产和保护历史文物。易鼎新责任心强，忠于职守．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团结、镇静，坚守岗位，相互勉励，使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当时，储存粮食是件大事。湖大经过几次罢课罢教斗争，才争得省政府拨给的三千石谷子。该年六、七月青黄不接，滨湖水灾严重，粮食紧张。有少数人趁机在湖大食堂煽动学生签名，要求应变委员会变卖谷子，增加副食品。针对这一情况，易鼎新立即在岳麓书院御书楼召集会议，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绝大多数委员认为，战火纷飞，水灾严重，粮食来源无着，反对卖谷，质问：“粮食吃光了怎么办?难道散伙吗?”个别人则以群众利益为名，藉口伙食质量太差．要求变卖谷子．增加副食费。易鼎新严厉地予以驳斥：“这是吃光、散伙，破坏护校运动，是帮敌人的忙。”他义正词严，讲得气愤时还摔坏了一只茶杯。由于易鼎新和绝大多数湖大人的共同努力，保证了粮食的储存，使护校运动得以胜利进行。
一九四九年四月，长沙市成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那时正值白崇禧率部逃窜长沙，并采用血腥手段镇压群众。六月十二日，长沙学联湖南大学代表龙汉河、湖南一师代表钟振龙被白崇禧的军队绑架。对此，正义的师生无不愤恨已极。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指示下，由湖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学联主任委员刘湘皋率领群众前往白崇禧行营进行面对面斗争。与此同时，易鼎新则以醴陵同乡关系请程潜、陈明仁出面保释，白迫于形势，只好答应开释，但一定要有殷实户铺保。于是，易鼎新偕同湖大代表等一行，到司门口中国内衣百货公司找到朱季臻(朱是易鼎新的学生，一九四一年毕业于湖大电机系，当时任中国内衣百货公司经理)，朱问明情由，当即以“中国内衣百货公司”名义盖章保释。于是，龙汉河得以在十九日出狱。随后，一师学生钟振龙也由三益盐号保释。
一九四九年七月，人民解放军向长沙胜利挺进，湖南大学师生员工和全市人民呼吁长沙和平解放，易鼎新利用与省政府主席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同乡的关系，积极参与和推动湖南和平解放的工作。八月一日，在易鼎新等先生的带领下，湖大教授会首先通电呼吁和平，获得了程、陈两将军及全市三十万同胞的热烈赞许。四日，长沙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宣告成立，易鼎新为顾问委员会委员，热情地投入了迎解工作。八月五日夜，人民解放军进城，长沙终获和平解放。次日晚，易鼎新又和“迎解联”主席团、顾问委员会成员及各团体代表一道，去东屯渡迎接以金明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
在湖南大学的应变、护校和长沙迎解工作中，易鼎新费尽了心血，功绩是卓著的。
(五)
长沙和平解放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长沙市军管会派军代表余志宏到湖南大学接管，易鼎新予以积极协助和配合，使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同时，将省立的克强学院、音专、国立师范学院和省立民国大学合并于湖大，组成了一个包括七个学院、二十五个系的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大学。十月三十日，召开庆祝湖南大学新生大会，长沙市军管会和湖南临时省政府发表校务管理委员会人选，易鼎新任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校务。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任命李达同志为湖南大学校长。一九五零年二月，李达由北京回长沙任湖大校长，易鼎新改任教务长。同年九月，易鼎新由中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湖南大学副校长(后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发给任命书)。一九五三年元月，因全国院系调整，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易鼎新代理湖大校长。易鼎新在主持校务或协助李达校长处理校务期间，对人民教育事业忠心耿耿，不辞劳苦，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把旧湖大改造成为新湖大起了重大作用。
易鼎新开始主持湖大的校务，就积极贯彻“暂维现状，逐步改进”的方针。他从受过多年旧教育的亲身经历中，深深懂得．“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教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所谓旧学或中学，就是封建性质的东西。所谓新学或西学，就是殖民地性质的东西。”(《一九五零年十月在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因此，“教育是要改进的，不过要有计划，有步骤。”(同上)他还指出：“暂维现状，逐步改进”这个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学校是管对人的教育改造的，对物质的改变，可以立刻办到，而对人只能逐步地教育改造。学校的教员学生都是人，一个人的思想，不是一天一晚就能改变好的，只有一步步的改进，有计划的改进，所以要在“暂维现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体系来。(《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湖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湖大》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易鼎新亲掌教务，对精简课程、改进教学方法提出详细计划，自己还教了一、两门课。他高度重视教学工作的改进、积极倡导优良学风的形成，严格标准，努力提高教师素质。对学校的其它工作，如增产节约、基本建设、爱国卫生运动、师生员工的生活福利等，都不但动员与组织有关人员去做，并且身体力行。他十分关心师生员工的生活福利和健康。早在抗战胜利以后，学校从辰溪迁回岳麓山复校，为了解决教职工宿舍的照明，实习工厂发电供应一部分电力，易鼎新当时担任教务长，亲自带领指挥电工到各家各户进行安装。一九五零年上半年，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湖南春荒严重。为了改善师生员工的生活，筹建了湖南大学消费合作社，易鼎新对此十分关切，参加了五月十五日该社的成立大会，并讲话表示鼓励、支持，还请本校合作经济系的师生予以帮助。他还领导了湖大的爱国卫生运动，亲自主持了长沙市防疫委员会湖大支会的工作。
易鼎新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伟大，并产生出对党的无限热爱和信任的真挚情感。一九五零年八月，他由朱蕴山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湖南分部筹委会委员，并於同年十一月代表湖南分部筹委会赴京出席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聆听了周恩来、彭真、李维汉等人的教导，还几次受到中央首长的宴请，这更使他在政治上大受鼓舞。为了表达对党的感情，解放后每年七月一日，易鼎新都撰写了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卅一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去年今日，我们曾以无比的欢悦，庆祝党的三十周年。这是由于我们对党的认识，一年比一年深刻，因而我们内心的欢欣，也就一年比一年高涨。”(《人民湖大》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共湖大支部在岳麓书院文昌阁举行庆祝会，易鼎新作为民革代表在会上发言，他诚恳地表示：“我希望共产党不仅要教育党员，并且要不断教育全国人民，使由旧社会过来的人，都能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帮助我们民主党派进步。”“我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应该坚决地和忠实地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努力迈进，才算不辜负我们伟大的领导党的期望。”(《人民湖大》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七月十日)。
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教育下，易鼎新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他带头参加政治学习，坚持听政治大课，不间断地阅读报纸和文件，研究时事政策。后来又兼任了中共党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带头学习党史。他深感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从学习和实践中建立新的观点”。一九五。年七月，他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上，根据五种观点，将自己前后的思想进行对照剖析，作出一个思想小结，撰写了《我的思想的转变》的长篇文章(载《人民湖大》一九五。年七月二十日)。这对于湖大人特别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学习与改造，起了相当大的带动与激励作用。他积极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利用各种场合，揭露美帝的侵略野心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一九五一年元月三日，湖大工会组织留美教授宣传队到街头进行宣传活动，易鼎新亲自担任队长，率领二十多位留美教授，携带宣传品，以亲身经历向市民控诉美帝的暴行。他们冒着凛烈的寒风，不顾劳累，整整活动了一天，对当时全市蓬勃开展的时事宣传工作，起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易鼎新还经常勉励师生要好好学习政治。他对湖大全校师生员工说：“我们政府的干部是以‘德、才、资，为标准的，其中德是最根本的，德就是立场，就是政治觉悟。”(《人民湖大》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四日)一九五零年六月六日，在长沙市河西区庆祝教师节大会上，易鼎新以湖大副校长的名义致词，他对韩愈《师说》中的“传道、授业、解惑”作了新的解释：“‘传道，应该是传马列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之道，‘授业’就是使同学搞好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解惑’当然是通过小组讨论和大班讨论，解决一切疑难问题，掌握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规律。”短短几句话，大家听来颇觉亲切感人，也体现出修吟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易鼎新在老一辈科学家与教育工作者中进步较快，在各项运动与工作中，充分表现出他为人师表的良好榜样，这是湖大人所熟知和公认的。
政治上的进步和高度热忱，激发着易鼎新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九五零年五月，他在《迎接五四青年节》一文中说，“我们年纪上了五六十岁的人，曾亲见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与传播，并深切了解它的革命的意义，今日面临着这个节日，切不要以为这是青年学生的节日而与我们不相干。青年是代表着前进的和革命的力量，那末，只要我们也是前进的和革命的，这个节日当然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应该以‘老当益壮’的心情来迎接这个节日。”他自己就是以老当益壮的精神奋发工作的。党和政府任命他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他想：“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未曾参加过政府工作。现在有这样好的机会为人民服务，我当然要‘尽心力而为之’。”凡是政府要他参加的工作，他无不全力以赴。
易鼎新作为湖南省和长沙市科学技术界和教育界的代表人士，兼任了多种职务，社会工作和各种活动很多，他总是乐意承担和参加。每次到会讲话、发言，都要精心拟写发言稿；还经常为报纸撰写文章。他利用各种场合，现身说法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带动人们投身于各项中心工作和业务工作，肩负起社会赋予的任务。在解放后短短三年多时间里，作为老一辈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优秀代表，易鼎新进行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易鼎新还具有任劳任怨、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品德和作风。解放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但仍以充沛的精力，紧张地工作着。凡他所负责的事，都亲自动手，从不推给别人或依赖助手。他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长沙分会的理事长。为了向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筹备委员会报告分会筹备与成立经过，他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亲笔拟写了一份报告。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乏其例。
那时，从岳麓山到城内，交通不便，渡江须乘坐划子或轮渡，两头则靠步行。易鼎新每进城参加会议，他总是徒步往返。后来湖大有了一辆旧吉普车可以送到轮渡码头，他也坚持不坐。由于来去颇费时间，他经常是急忙赶去赴会，晚上九、十点才回家。有时参加会议因故枉驾，徒劳往返，他也从无怨言。
易鼎新素有节俭的美德，于私于公。都是一样。例如，为了节约教学用纸，他利用废旧的印刷品翻边作为英文打字、书写讲义，考试命题用纸；为了节约办公用纸，他就拆开包寄杂志的牛皮纸来写讲话稿。
解放后的三年半时问，是修吟先生的晚年，也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时间。他在解放周年纪念时说过：“我的精神更愉快了，我的身体更健康了，解放使我‘返老还童’”。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从来没有看过病或病休过。他坚信自己还能为祖国再勤奋工作十年、二十年。
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进入大规模有计划建设的时期。那年元旦，易鼎新挥笔为《人民湖大》题词：“大力搞好教学工作，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到来”。不料，没有多久，先生却因多年辛劳过度，心脏病和高血压症爆发，不得已而住进了医院。这时，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由先生代理校长职务。同时，正值先生参加中南教育部的会议，领回了院系调整计划任务，并已着手实施。这么多重大事情摆在面前，先生怎能丢得下。他在医院里继续处理校务，还关心着各方面的事。一次，省工业厅一位姓李的工程师带来一张设计图纸请先生审查，先生不顾病重，花了两个小时，当面详加指点，由于过分劳累．顿时病情加剧。住院期间，先后接到了中央决定他为中南动力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及华中工学院、中南动力学院、中南水利学院联合建校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任命通知书，他心情非常激动，一心想着早日出院去承担这个重任。可是，先生的宏愿没能实现。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不幸与世长辞。湖大师生员工四千多人和省会各机关团体首长和代表一百多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于十七日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葬仪式。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程潜、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金明等参加悼念并讲话。中央教育部、中央高等教育部、中南行政委员会等发来唁电。李达同志从武汉大学书寄挽联一幅，以寄托哀思，写的是：
“鞠躬尽瘁，为国育才，桃李正芳菲，忽辍弦歌吟楚些；数载深交，一朝永诀，老成悲凋谢，空凭珞珈望岳云。”
人们永远怀念这位在科技和教育战线上勤奋耕耘，为人民贡献了毕生精力的爱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
（原文有注释性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