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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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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基本资料


书名: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定价:¥34.00

作者:沈国凡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1-1

版次:1

页数:307

字数:260000

印刷时间:2007-1-1

纸张:胶版纸

ISBN:9787801705303

包装:平装

内容简介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元帅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本书真实地记述了曾经统帅过千军万马的一代名帅彭德怀,在1965年9月被毛泽东点名、并秘密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之后,在另一个特殊的战场上,顾全大局,忍辱负重,高举真理之旗,进行艰苦卓绝的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摧残,仍正气凛然,威武不屈,用生命做了最后抗争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历程。

作者简介


沈国凡,江苏大丰人;1950年7月出生;曾任四川省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文联专职副主席,现任江苏省常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血染的爱河》等4部,长篇报告文学《长江之魂》等,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影视文学剧本200余万字;土匪系列长篇:第一部《中国第一匪》;第二部《女匪首》;长篇报告文学:《最后一次“出山”——彭德怀在攀枝花》;侦破纪实小说长篇:《庄园魔影——刘文彩庄园盗宝之谜》;反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纪实长篇:《巴黎圣火》;长篇报告文学:《贪官和他的情人们》。

究竟是谁最先披露彭德怀在三线的悲壮经历?


本文作者:王春瑜

2007年初,沈国凡著《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一书出版,很多报刊都对之进行了选载或连载,《中华读书报》4月18日还刊出一篇题为《走进彭德怀的最后十年》的文章,说“作者充分运用自己身在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作多年的有利条件,从1975年就开始采访和搜集资料……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

其实,这样的说法是不足信的,因为1975年,仍是“四人帮”横行天下的年代,彭德怀虽已屈死,但头上还顶着所谓“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党分子”黑帽,谁敢为他评功摆好,就会立即遭到批斗。即依我而论,1963年,我在过团组织生活时,响应党委号召,暴露思想,我质疑说庐山会议本来反“左”,后来反右,批彭德怀,岂非导致更“左”?我的这些言论“文革”中被揭发出来,批斗我时,说我为“反党分子彭德怀鸣冤叫屈”,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彭德怀平反了,我也随着平反,这项“罪名”才被勾销。

1975年,沈国凡才25岁,说那时就已开始采访知情者,为写彭总作准备,这是不足信的。

沈国凡在《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书末的《跋》中,一开头写道:“彭德怀自1959年庐山会议蒙冤之后到哪里去了呢?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谜一直很少为国人所知道。”作者说这话的言外之意,好像他是第一个揭开这个谜底的人,其实这同样是不可靠的,也是不真实的。

彭德怀在“三线”的史料是谁最先披露的?

我1979年初调京后,经历了批判“两个凡是”、破除个人迷信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多次学术会议上,人们都谈到该怎样看待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派他去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紧接着又批判《海瑞罢官》,将彭彻底打倒这一段历史。

我认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彭德怀去了三线后的所为、所想。事实上,这是一段历史空白,党史学界完全不清楚。

1986年春,时任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副局长(后任规划二局局长、国家计委三线办主任)的家兄王春才及原在三线工作、时任国家体改委办公厅副主任的李尔华一起来我家聊天。

王春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任基建规划处长,多次与彭德怀一起开会,还一起看过电影,他与李尔华,都了解彭德怀在三线的不少情况。

交谈中,我当即建议王春才,把彭德怀在三线的情况写出来,要一件事一件事地写,不清楚的,采访知情人。鉴于一些知情人年事已高,要抓紧,这也是抢救史料,最后写一本彭德怀在三线的书。王春才认为我这个主意很好,李尔华也表示支持。于是他回去就开始写了。

为了取得彭德怀在“三线”的第一手可靠资料,王春才采访了大量的知情人

王春才先后采访了彭德怀当年的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司机赵凤池、炊事员刘云、理发员贾月泉、医生李佩宜;又采访了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四副主任钱敏、秘书长杨沛、冶金局局长陈凤梧(当年曾陪同彭德怀视察成昆铁路、攀枝花)及机械军工局、综合局、煤炭局有关负责同志;并采访了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朱光、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蒋崇璟、冶金部副部长李非平(曾任渡口市委副书记,陪同彭德怀视察攀枝花),西南兵工局局长李敏、宜宾地委书记沈学礼、成都东郊火葬场职工辛自权;彭德怀夫人浦安修、侄女彭梅魁、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组长王焰等数十位知情人,他们为王春才提供了彭德怀在三线的丰富、可靠的资料。王春才于1986年10月动笔写《彭德怀在三线》;这年冬天,他来京,将已写了十几万字的书稿交给我,请我审改,我修改后,推荐给华夏出版社出版,该社确定由刘卫平担任责编,刘卫平定稿后,转呈中央军委《彭德怀传》编写组审稿,该组主任王焰与顾问浦安修亲自审稿,浦安修还为该书题词“人间毁誉淡然对之,身处逆境忠贞不矢”,为了在纪念彭德怀九十诞辰(1988年10月24日)时此书能够出版,经有关部门协调,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及时出版了此书。两个月后,一万多册即销完,又加印三万册,该书颇受读者的欢迎。

其后,王春才又补充了六万多字内容,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3月,该书第四次印刷,书名改为《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

1998年彭德怀百年诞辰时,王春才再次为该书补充内容,薄一波为该书写了书名,随即出版——可见,关于彭德怀在三线的史料,最早由王春才著的《彭德怀在三线》一书作了披露。

《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与《彭德怀在三线》

随着王春才《彭德怀在三线》一书的多次印刷、报刊的大量转载,应当说,对彭德怀在奔赴三线后忍辱负重的生活情形及随后遭到的残酷迫害、屈死经过等,党史界、理论界乃至于普通读者已比较清楚了。

可沈国凡在他年初出版的《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跋”中,仍说“对于这位蒙冤而死的共和国元帅,反映他光辉一生的书籍和文章很多,但至今很少有人写他忍辱负重,奔赴中国大三线建设,在中国西部最大的钢都——攀枝花……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日日夜夜,以及最后为真理献身的事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这种说法显然是缺少对史料的占有的表现,王春才的《彭德怀在三线》,不正是充分写了彭德怀的这些“日日夜夜”及“事迹”吗?其书第五章“金沙江畔”,不正是写的彭德怀1966年3月31日至4月2日到攀枝花钢铁基地视察的情形吗?

我大体统计了一下,新出版的沈国凡的《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一书,书中有28章、144页共11万多字与《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一书中27节、185页共计9万9千余字文字雷同,而且也不加注释,这种做法让人吃惊。

还必须指出,王春才请洪学智将军为其《彭德怀在三线》一书所作的题词,沈国凡却将之妄改成“洪学智的赞语”,王春才请朱光部长为其书作的序言,其中有几处文字也被抄用,沈国凡并将序言说成是朱光的回忆。

《彭德怀在三线》作者王春才同志,长期在三线建设领导机关工作,怀着对彭德怀同志的深深敬意,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该书,并于1991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彭老总在三线的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历经了他全部战斗历程中最具特殊意义、最痛苦、最悲壮的一段,无不显露出他的壮志豪气和高尚品质。

《彭德怀在三线》作者简介

王春才,江苏建湖县人,1935年生于苏州,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毕业于扬州工专建筑专业,同年入川投身大西南三线建设;1965年起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四川省国防科工办从事三线建设规划实施协调工作,先后担任科长、处长;1983年调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任规划二局局长,1994年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

1957年开始业余习作,时断时续地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其中《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一书曾获四川省优秀图书奖、四川省优秀报告文学作品奖;经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摄制的《彭德怀在三线》电影,获文化部“华表奖”提名、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

主编有《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获四川省优秀图书奖)、《中国大三线》、《三线建设铸丰碑》、《航程》等书。

2000年后,出版了《苍凉巴山蜀水情》(四川人民出版社)、《日出长江》(中国文史出版社)、《九九艳阳天》(中国文史出版社)等书。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