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亚文化

亚文化（subculture）:又称小文化、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群体的成员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指在主文化或综合文化的背景下，属于某一区域或某个集体所特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一种亚文化不仅包含着与主文化相通的价值与观念，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而这些价值观是散布在种种主导文化之间的。

亚文化：一个大社会内各分支群体拥有的文化。

什么是亚文化

亚文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总体文化的次属文化。一个文化区的文化对于全民族文化来说是亚文化，而对于文化区内的各社区和群体文化来说则是总体文化，而后者又是亚文化。研究亚文化对于深入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在都市处于非中心——或者说处于边缘地位的人，共同创造与享有的特殊文化，而且它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一般来看，这些文化极少被专业出版物、媒体与展示单位所介绍，甚至也不为专业的文化学者所重视。在外国的历史上，著名的爵士乐与摇滚乐都曾经是亚文化，但随着专业人士与文化学者的不断介入，它们到后来都成了正规文化的一部分。昨天的亚文化可能就是今天的主流文化，今天的亚文化可能就是明天的主流文化。这也表明，所谓正规文化总是在吸收亚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在世界的范围内，已经出现了研究都市亚文化热的趋势。

亚文化的另外一种表现

国外著名亚文化研究专家：亨利布莱尔在《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举隅》中则认为亚文化实际上是主流文化的过于呆板而引起的一种人类对于享乐追求的一种极端表达的方式。但那只是现象，用这些现象概括亚文化本身并不准确。亨利在著作中认为：亚文化叛逆主流文化有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并非是因为理性的缺失和享乐主义的泛滥。为此，书中提到了亚文化的另外一种表现，即从亚文化的基本观点（即只关注亚文化的存在而不对它进行过于繁复的讨论，没有必要对一种现象进行过多的延伸）出发，通过理性的思维，实现新一轮亚文化到主流文化（亚文化基础上的主流文化）的过度，达到某一哲学范畴内的和谐统一。

分支

亚文化（subculture)，整体文化的一个分支，它是由各种社会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各地区、各群体文化特殊性的方面。如因阶级、阶层、民族、宗教、职业差别以及居住环境的不同，都可以在统一的民族文化之下，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群体或地区文化即亚文化。

分类

亚文化有各种分类方法，罗伯逊将亚文化分为人种的亚文化、年龄的亚文化、生态学的亚文化等。如年龄亚文化可分为青年文化、老年文化；生态学的亚文化可分为城市文化、郊区文化和乡村文化等。由于亚文化是直接作用或影响人们生存的社会心理环境，其影响力往往比主文化更大，它能赋予人一种可以辨别的身份和属于某一群体或集体的特殊精神风貌和气质。

典型亚文化

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这一名称最早是由作家杰克克鲁亚克于1948年前后提出的。在英语中，形容词“beat”一词有“疲惫”或“潦倒”之意，而克鲁亚克赋予其新的含义“欢腾”或“幸福”，和音乐中“节拍”的概念联结在一起。

之所以将这样一小群潦倒的作家、学生、骗徒以及吸毒者当作“一代”，是因为这个人群对二战之后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西方文学领域，“垮掉的一代”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美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流派之一。

垮掉的一代成员

“垮掉的一代”的成员们大多是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他们笃信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的文学创作理念往往是自发的，有时甚至非常混乱。“垮掉的一代”的作家们创作的作品通常广受争议，原因是这些作品通常不遵守传统创作的常规，结构和形式上也往往杂乱无章，语言粗糙甚至粗鄙。

垮掉的一代影响

“垮掉的一代”对后世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学者们看作是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亚文化”。

关于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作品

“垮掉的一代”的重要文学作品包括杰克克鲁亚克（1922年－1969年）的《在路上》、艾伦金斯堡（1926年－1997年）的《嚎叫》和威廉博罗斯（1914年－1997年）的《裸体午餐》等。后两部作品由于内容“猥亵”而引起法庭的注意，但也为此类文学作品在美国出版的合法化进程做出了贡献。

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代表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利益，它对成年人社会秩序往往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所以，青年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问题在于这种处于破坏、颠覆状态的亚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错觉，从而将全部媒体上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当作主流文化来接受，把亚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念当作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来吸收。其实，青少年就是借助使用媒介这一活动来实现对成年人掌控世界的逃避和抵抗，由于这一亚文化是青少年自己亲身参与创造的，因而它媒体多于传统媒体等。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学者集体撰写了一部叫《仪式抵抗》的著作，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研究者认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反抗，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下，阶级的对立也表现在文化领域，平民阶层的青少年因无法进入主流文化而自创了一种时尚文化，这一文化富有反抗的象征意味。例如，光头仔的行为表面上是在追求一种粗野彪悍的形象或风格，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企图。S霍尔指出，尽管这种离经叛道的亚文化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它仍是“对一种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但是，一些亚文化仅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它们浮出水面，变得可辨认并被贴上标签；它们一度控制公众注意的舞台，然后它们淡出、消失或被广泛传播以至于失去了它们的独特性。这里，正是亚文化结构的后一种，主要与我们有关，无赖青年、摇滚客或光头族的奇特、前卫的着装风格、关注点和环境等等……”迪斯科夜总会、光头党、朋克、嬉皮士、摇滚乐……直至群居、吸毒、同性恋等从文化到生活各个层面，这些一度成为英、美60年代的一道文化景观。青少年就是通过这些活动来创造新的大众文化形式，因而，这种带有反叛色彩的青年文化具有后现代的倾向。

青年亚文化在当代的变化，突出地表现为那种“披头士列侬式”“充满愤怒”的抗争意识弱化，即反叛阶级、种族、性别主流文化的意识弱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狂欢化的文化消费来抵制成年人文化。

单身亚文化

单身文化正通过单身俱乐部这种组织形式向主流文化扩散，单身者群体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两性交往的开放性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主流社会。主流社会在对单身亚文化漠视的同时，也将这种变化悄悄地融入自己主流渠道中去。

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都是作为一种劳动力资源分配给单位的，每个个体都在人生上依附自己所属的那个工作单位，人与工作单位的关系常常是终身制的，流动的难度非常大。

在一个没有流动的社会，一个人除了在他所属的那个单位消耗掉他所有的才华和激情之外，还极有可能忍受长时期的无穷无尽的低能的管理者和鄙俗的同事的折磨，这种折磨的产生可能是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表示了一点不同的意见，甚至可能是哪一天穿错了一件衣服打错了一条领带。但是，你无法逃避，因为你不能辞职，不能将自己流动出去，你也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如果他试图避免受到上述折磨，他就必须时刻谨慎，他的言行必须完全符合领导、同事们的心意，以至于有的时候看起来，他活着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博得那些人的好感。

19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建立，人们开始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了。人们可以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去，社会也采取了比较宽松的人才管理办法，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知识以及社会的需要去寻找自己认为合适的东西；原有的体制松懈了，人生依附随之解体，社会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宽裕的人才流动的余地。这也是主流文化逐渐变得宽容的由来。多元结构开阔了个人人生选择空间，也开阔了主流文化的心胸和视野。工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由主宰和被主宰的关系进化为双向选择的关系，这种取向是双方的，他们各自遵循各自的利益原则，工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地位变成了一种在利益原则上的平等关系，是各自的取与予的需要，不存在恩赐和给予的问题。

这种平等的关系下，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才可能获得尊重，个人才有可能生活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小环境中，只要他工作努力，就能够得到报酬，获得承认，且只有他工作的一面才属于公司或者单位管辖，他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喜好只要与他的工作不产生纠葛，工作单位一律无权过问无权指摘。有一部著名的美国电影《费城》，描写一桩有关劳资双方聘用合同的官司纠纷：影片主要人物是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因为性取向暴露被所属公司解聘，之后他以"非法解雇"（歧视同性恋者和歧视艾滋病患者）的罪名将雇用方告上法庭，最终赢得官司的胜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习惯只要不违法即是合法的，它属于个人的权利。

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是大的空间和大的生存环境，单位和部门是小的空间和小的生存环境。对于个人，这两个环境同等重要。在懂得尊重公民人身自由的现代环境中，单身者自然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当然，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还只是一个开始，新旧思想交替、交叉，现代化思维已经启动，但是旧作坊思维、家族意识、独裁观念、小农意识却还没有消失，个性自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重视，但是还远没有达到被主流文化全盘保护的境地。眼前，人们所获得的松弛只是旧的思想体制破裂的结果而不是新的思想体制建立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所认识。

企业亚文化

企业文化包括了一组对立统一的基本生存样态：企业主文化与企业亚文化。它们可能同步生成，也可能不同步生成。各类具体的企业文化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和适宜的文化气候下才能形成。

从文化主体对企业文化选择和倾向性上看，非决策层行为主体容易选择、接受、奉行和建设企业亚文化（尤其当企业决策层充当不开明的角色、与非决策层形成明显的文化隔阂、冲突时），因而，企业亚文化可能是非当权者文化，是下级或下属文化，是民间文化，是富有反抗性的文化。当然，在决策层中所形成的官官相护，以及企业所出现的“任人唯亲”现象，从概念归属上看也属于企业亚文化的范畴。

从文化体层次阶段来看，企业亚文化是企业总体主文化的次级文化。这是由于组织分层设立各种机构，各层次机构均具有其特定的业务、职责、权限，各层次机构人员的组成情况也不同，故会出现有着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的次级文化，但在总体上保持与企业主文化一致的前提下，并不妨碍企业文化的贯彻与落实。如部门文化、子系统文化、车间班组文化等等都属于次级文化。

从文化体的组织性质来看，企业亚文化又可以称作是企业总体文化的非正式组织文化。所谓的非正式组织文化就是非制度性群体文化。就一个社会而言，所谓非制度性群体，指的是一种不符合社会规范文化的群体。这种小群体一般都不是按照社会合法文化规范组织起来，它的形成主要是为了追求一种思想感情的满足。由于大规模群体、制度性群体的目标主要是非个人性的，通常会限制个人需求和情感上的满足。因此，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为了寻求更多的个人满足，就在上下级之间或同级朋友之间互动，建立起友情，非制度群体便应运而生，并且滋生出一种同类的文化意识。这种非正式组织文化有的产生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如俱乐部文化、派别文化、“沙龙”文化、“哥儿们”文化等等；有的甚至并没有特定的组织形式，只是一些同病相怜、志趣相投的人不约而同地走在一起而形成的相同的文化形式。

同性恋亚文化

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学研究的理想课题。说它"理想"，是因为同性恋现象外延清晰，内涵独特；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有它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和方式。因此，世界各国的社会学者都很喜欢这个题目，对它做过大量的研究。

同性恋亚文化的争论

同性恋问题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存在广泛争论的现象。各种文化都曾斥责和反对过这种行为。西方社会也一度因为艾滋病对同性恋产生过恐慌。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理解，人们已经开始慢慢接受了这些人，使他们有了更多的空间，也衍生出了自己的文化。

历史根源

现代社会的历史源头在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当时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号召打破封建神权政治，结束中世纪一千年的宗教统治。他们肯定人类和人性，质疑上帝和神性（或主张人性与神性分离，政教分离）。他们强调人的世界中心地位、人的主体性、理性、自主、自由，强调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作用和力量，要求恢复和发展古希腊时期的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他们重视经济的作用，呼吁摧毁阻碍17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他们“为民请命”，提出“人生而自由平等”、“自由、平等、博爱”、“社会契约”、“人民主权”、“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三权分立”、“尊重和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等等诱人的口号，呼吁民主革命、结束神权和君权统治、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和法治国家。可以说，他们满怀着革命的激情，揣着一颗浪漫主义的心灵，构想一个美好的、理想的未来社会——现代社会，酝酿现代社会实现的蓝图和计划。在他们的启蒙、感染、激励、鼓舞和推动下，西方人勇敢地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最终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现代社会的篇章。启蒙思想家们的伟大理想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然而，就像一个新生事物总是有它的产生、发展、壮大、衰落规律一样，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的敌人的消灭，西方人的革命热情消失了，进步的精神、进取心衰弱了，开始想着享受革命的果实——人权。于是享乐型个人主义逐渐盛行，大行其道。启蒙思想家们构想的现代社会的理想计划逐步被人遗忘或遭到质疑。启蒙思想家们提倡的科学理性、经济理性与人文理性（或道德理性）相结合、相协调的想法被“肢解”，人们抛弃了人文理性，一味强调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科技与经济都变成了人的工具，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结合成为工具理性。失去了人文精神的人最终也变成了工具——自己是自己的工具，也是别人的工具。但是，享乐型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冲突、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主义是放大的个人主义）。于是，工人与资本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出现（资本家的“贪婪个人主义”是引起矛盾的重要原因）。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社会蓬勃兴起。两次世界大战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分配不均，尤其是殖民地的利益）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爆发的。

二战后，大伤元气的西方国家一心一意发展本国经济，治疗战争的“创伤”。西方国家30年（1945-1975）的“经济奇迹”出现了，“福利国家”建立，“消费型社会”崛起。曾经因为阶级冲突和战争被抑制的享乐型个人主义重新抬头，并在新的基础“福利国家”和“消费型社会”上，试图摧毁一切阻碍它的因素——传统、纪律、基督教的道德或启蒙思想家们弘扬的道德、集体主义导向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

在吉尔利波维斯基看来，正如19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当时已经产生了享乐型个人主义，只是这种思潮在当时不是主流，当时的主流是符合民主革命需要的“英雄个人主义”、“革命个人主义”；但是，处于暗流的享乐型个人主义“顽强”存在，并一直努力地争夺生存空间；到了“光荣的三十年”期间，享乐型个人主义终于战胜了“革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再也遇不到对手了，并且“变本加厉”，获得了新发展：不但是享乐型，而且是自恋型，成为自恋型、享乐型的个人主义。于是，建立在这一新型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个人时代”出现，西方社会逐渐步入了“个人主义社会”，西方现代文化逐步被“后现代文化”排挤、取代。“后现代文化”取代现代文化，其本质就是“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

产生原因

享乐型个人主义最终战胜“英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认为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性的趋势，即人心要求“平等”（“条件均等”）。因此他表现出对现代民主社会的深深担忧，然而他过于乐观地认为他在美国民主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发展宗教、协会、媒体等。论者认为，托克维尔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并不能令人相当信服。那么，享乐型个人主义最终成为历史的胜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人的精神状态的改变。

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已断言：不是哲学家的普通人绝对不能知道自己的高层次利益——道德完善、追求真理，也不会区分真和假，他们最终会成为自己内心潜藏的欲望和冲动的奴隶。所以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设想由一个哲学王来统治国家，即理性治国。他的意思是：绝大多数人都是缺乏理性的，是“感性动物”，只有哲学家才具有真正的理性，不会“感情用事”，而以理性办事。论者认为柏拉图对人的观察和判断是基本准确的。

到了启蒙时期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这种大多数人是“感性动物”、少数人（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的状态并没有真正地得到改变，所以现代文化的践行者其实是启蒙时期和革命时期的真正学者（尤其是启蒙思想家们，如康德）。卢梭就曾说过，（革命）个人主义是一个哲学家的产品。而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他们对于现代文化的内涵是了解不多的，甚至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不可能成为现代文化的真正践行者。但是，他们是被历史推着走的：启蒙思想家、民主革命家和新兴资产阶级都推着他们走，当然，在种种推动下，他们的觉悟也有所提高，不过并未达到现代文化要求的高度。即使他们能够实践“革命个人主义”，做出自我牺牲，也往往是由于革命激情的推动，而不是理性的诉求。当然，他们的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他们内心潜藏的享乐型个人主义倾向受到了“革命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制约。

到了“后现代时代”，大多数人依然是“感性动物”，而只有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但历史条件不可同日而语：革命结束了，政治高压降低了，消费时代来临了，换言之，社会环境宽松了。于是，大多数人的感性逐渐可以解脱压抑，自由地表达了，潜藏的享乐型个人主义倾向也逐步得到了解放，得到了承认，取得了“合法地位”，被“合理化”和“合法化”了。这一切显得自然而然，“后现代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变化。相反，“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变化，进行反思，提出了“后现代时代”、“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人”、“后现代个人主义”等等新概念，然而“后现代人”对这一大堆高深的学术用语是并不理解的，甚至莫名其妙，他们只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践行“后现代个人主义”，做“后现代人”。

表现

当代西方文化依然属于“后现代文化”。在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现象光怪陆离，文化“泛化”、“滥化”，弘扬理性、道德、文明、崇高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日渐衰落，赞美感性、欲望、本能、快感、平庸、恶俗，建立在后现代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大众文化”、“俗气文化”横扫一切，无往不胜。麦当娜、布兰妮等“天皇巨星”一呼万应，如君临天下，“粉丝”们热泪盈眶，出场费天文数字，他们似乎代表着“后现代文化”。然而，麦当娜的裸体照片、性爱录像在网上可以找到、下载；布兰妮出门不“习惯”穿内裤，并很“配合”地让记者“偷拍”裙底，她吸过毒，被强制戒毒，她曾“精神错乱”，剪掉满头青丝，留了个尼姑头，她被警察剥夺了孩子的抚养权，因为她真的不会抚养、教育孩子。在法国，性放纵俱乐部、换妻俱乐部、天体俱乐部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成员越来越多；著名电台RMC的性节目吸引越来越多的的听众，听众们热衷于与主持人“热线交流”，倾诉他们的千奇百怪的性经验（包括公共场所交媾、换妻、一夜情、同性恋、乱伦等），而女主持人BrigitteLahaie曾是一名拍三级片的演员；当代法国十大女影星（包括在中国有一定知名度的苏菲玛索）都有拍过类似三级片的“光彩经历”；当代法国著名女电视主持人ClaireChazal、LaurenceFerrari和MélissaTheuriau都有过在海滩裸泳的经历，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她们的裸照；当代法国前奥运游泳冠军LaureManaudou的裸照和性爱录像也被放到网上。

反观当代中国社会，当代中国文化的很大一部分不也接近于“后现代文化”吗？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似乎并非偶然，类似的事件陆续被披露。女演员肖琼、张钰捅出演艺圈的“潜规则”，有多少可怜的女孩子渴望名导演“恩赐”她们“潜规则”。一部《色戒》，勾起多少国人的好奇心（窥淫欲）。木子美用“身体下半身”来写作，近乎黄色日记的《上海宝贝》一炮打响。“芙蓉姐姐”靠在网上搔首弄姿出名，风光几年不减，至今未衰。“超女”选秀，“全民疯狂”。《百家讲坛》由盛而衰，但也捧红了不少“学术明星”。在中国作家富翁排行榜上，著名作家的财富日渐增长，但他们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精神价值却值得质疑。据说郭敬明和韩寒的小说只适合于80后甚至90后的人，因为他们的小说是为他们写的，写的是他们的生活。王朔公开承认自己嫖过娼、吸过毒，他发表的《千岁寒》令人不知所云。

亚文化与社会

社会结构的维护

就如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亚文化就如同一个粘合因子，把拥有共同价值观或者共同利益的人归结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话题值得他们深究，从某种方面来说，只要我们承认文化的多元性，社会结构便可以在相对的时间内取得稳定，与“娱乐至死”来掩盖统治矛盾不同，亚文化的独立发展在维护共同的利益的同时丰富和发展了主流文化，从而便于形成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关系的认同，比如，弱势群体的贫困文化，他们的文化内涵中存在着对未来改变处境的奋斗和憧憬的积极因子，然而站在精英阶层来说，这类群体中存在着被同情和扶植的需求，于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便生成，扫除了统治阶级制定各项政策的疑虑，并为政策的执行指明了方向；同样的，独立发展亚文化所形成的文化防守消弱了文化的硬性对抗，缓和了阶层矛盾。

新文化诞生与方向偏离

文化的规模化生产和量化复制已然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文化一直就是在量的规模上进行机械的扩展，从亚文化的相对性我们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转化中将会产生不自觉的定向，即随着亚文化层级的加深，相对主流文化的层级同样被加深，何况当今社会亚文化群体的细分发展已经从不同的角度深入，从文化的交叉性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从性格方面从属于一个群体，从观念上则可以从属于另一个群体，而身体也可以从属于其他亚文化群体，所以，文化的全面细分增加了这些文化的深度发展的机会，例如，我们可以根据诗歌的爱好组建一个亚文化群，同样可以以某一句话或者一个字的美学研究而组建一个亚文化群体。

但这种深度发展也将存在一个问题，以弱势贫困文化为典型的消极文化态势对主流文化的偏离为表现，主流文化在不断吸取亚文化发展精华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亚文化的挤压或排挤已成为事实，新生亚文化的方向偏离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简单的说就像一棵树一样，还是树苗的时候，只有主干才是主流文化，当它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主流文化将不仅限制在主干，而是除了叶子以外的所有枝干，那么亚文化就像叶子一样，随着枝干的增多，叶子离中心主干将越来越远，这就是亚文化的偏离。

尖锐社会矛盾

城乡差距的扩大所体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是亚文化群体最为突出的表现，亚文化群体的形成因素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同样，他们将为这共同的利益而奋斗或维护，以消费差距为表征的各种社会矛盾将会被激化。

正如媒体分割社会一样，许多精英文化正在被少数有消费能力的社会阶层所掌控，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虚伪的尊严，他们不愿意同民间文化进行交流，径直的发展自己的文化，并逐渐影响着主流文化，使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产生背离，最为典型的是各种政策的倾斜，就像城市规划中的高科技工艺园区，他们享受着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待遇，他们通过对文化的控制占据社会财富的大部分，就像他们制造先进的生产技术而降低生产成本摧毁手工生产一样，并且他们用的福利待遇同样随着文化的产生而增加，社会的分配问题遭到质疑。

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

按照文化研究的发源地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看法，亚文化不仅仅是代沟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结构矛盾的产物，青年亚文化和父辈文化分享着同样的难题和体验，青年亚文化是发生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支配文化的抵抗，是“社会疾病”的症候。青年亚文化表达和想象性地解决了父辈文化中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矛盾，为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社会病灶提供了象征性的“解决方案”，对强势文化、权力阶层进行了符号层面的挑战，尽管这种抵抗最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伯明翰学派的这一思路或许可以通俗地概括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和抵抗。

社会关系的改变

没有和我们共同经历的人都不知道“玉米核事件”究竟是什么，就像网络BBS上经常暴露出的各种新成语一样，“打酱油”“俯卧撑”“被和谐”“躲猫猫”等新语汇的创造已经屡见不鲜了，原本只是一次事件中的口吻，被现在的网络群体爆炒，用以指代某种事件或者是某种现象，这种信息的变异使人际间的交往成为一种障碍，而且这种障碍正在逐渐的加深，原本不接触网络和不关注这类信息的人对这些新生的语汇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或者会受到感染，脱离原来的群体而转向一个新的文化群体，以寻求一种假性的时尚，或者他们会对这种话题充满着鄙视和一种自我的封建，这种对新异信息的回避，使得自己与外界的交流更加减少，从而诞生一些更细密的文化群体。

关注政治的群体和关注娱乐的群体在交谈中更是形成了一种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关注政治的群体对事实的评说方式与关注娱乐的群体对事实的参考时不尽相同的，政治群体则有一种忧国忧民的顾虑和对娱乐群体“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鄙视，而娱乐群体却极力的抵制政治的枯燥乏味和对政治群体不懂享受的费解，这就是亚文化发展给社会关系带来的一种弊病，然而缓解这种局势的办法就是一种大众文化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认同。

促进社会的进步

伴随着亚文化发展导出的新问题而来的是新的技术和新的思想，由于亚文化的发展带动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可以这样说，主流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所以亚文化将会促进社会的发展。

亚文化的出路

如何遏制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现象？怎样拯救“高雅文化”？这一遏制和拯救有可能吗？

正如柏拉图所观察的，大多数人是“感性动物”，只有少数人（哲学家或真正的学者）是“理性动物”。这种状况从两千多年前至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历史的背景、社会的环境和人类生存的条件。过去，人类更多的是处于“兵荒马乱”的战争和冲突时期，当时的科技与经济也比较落后，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保存生命、“挣口饭吃”、“养家糊口”而艰苦斗争，可以说生存的环境比较严峻，生存的条件比较恶劣，所以为了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大多数人不得不自我抑制其感性的因素，而多少有一些理性的因素。进入了“后现代时代”——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大多数人不必再为“保住性命”和“填饱肚子”而苦苦地挣扎了。生活环境安逸了，生活条件舒适了，“饱暖思淫欲”，大多数人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本能的东西、感性的因素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势不可挡”。这就是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非文化化”或“文化的亚文化化”的深刻根源和原因，如前所述。所以，如果我们希望遏制这一历史“潮流”，拯救“高雅文化”，就只能期待人类社会的再进步、人们“灵魂的觉醒”和“理性的回归”。

在康德看来，人既有人性，又有动物性，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然而正是人的理性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使人高于动物。也就是说，在康德那里，人虽然有感性，但人身上主要的因素还是理性因素。当然，这只是康德的一个超验的理论假设，事实上这个假设也未必符合现实。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就承认了人身上感性因素的顽固和强大。康德的伦理学认为人实践道德的前提条件就是“无动于衷”，也就是通过内心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控制、驾驭人的感性，达到心灵的宁静和内心的平衡，达到人与自身的和谐。康德认为人类的最终目的是道德的完善，这一目的的实现有待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他期待哪些进步呢？首先是科学的进步。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导致人类的堕落，康德觉得卢梭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康德看来，知识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爱慕”可以“掐死”、“窒息”人身上一些“肮脏的欲望”，帮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避免成为自己的感性的奴隶。其次是教育的进步。康德认为教育包括家庭的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在他眼里，良好的教育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完善的一个有效途径。但他观察到他所处的时代的教育水平是比较糟糕的，当局者们也并不热心于提高教育水平，而热衷于创造国家的繁荣和财富。不过，康德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人类道德的完善。他预计这一希望只能在几个世纪以后得到实现了。

时至今日，康德的希望尚未得到实现。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论者不是占卜家，觉得很难对这一棘手的问题进行占卜。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康德的希望的实现有待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灵魂的觉醒”、“理性的回归”。人类社会有没有可能进步呢？论者觉得是有可能的。其实当代社会已经显露出一些要求进步的迹象：以享乐型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后现代文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为满足人类无止境的欲望而进行的对环境和资源的“掠夺式”、“榨取式”、“杀鸡取卵式”开发利用引起了环境危机、气候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等等，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几千年来最大的破坏，人类的生存条件重新遭到威胁。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产生了沉重的危机感，进行反思和呼吁，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种种解决办法可以归结为：人类必须超越享乐型个人主义，克制欲望，驾驭感性，回归理性，重新找到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平衡和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