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字号票号

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蔚长厚六个票号，当时习惯叫“侯氏六票号”、“蔚字六票号”、“晋邑六票号”。六票号为同东连号，东家侯荫昌除经营票号外，还有钱庄、账局、染房、茶叶、杂货等五六十处字号，光绪年资产达白银七八百万两，在山西富商中排名第一（见徐珂《清稗类钞》十七册）。

重信誉的蔚字号票号

清代道光三年（1823）之后的百余年间，由山西商人创办的票号开国内银行之先导，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在外患常迫、内举屡起的动乱年月，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在山西商人前后创办的43家票号中，介休北贾村侯氏办的蔚字号票号为众票号中的佼佼者。

蔚字号票号为山西票号的元老之一，山西创办票号最早有6家，蔚字号占其中5家；43家票号有10家经营时间在60年以上，其中蔚字号有5家达90年以上；从众票号在全国各城镇所设的分支机构看，蔚字号所设的分庄在前期约占一半，中期约占四分之一，晚期约占三分之一。

蔚字号财富之多、人才之众、经营时间之长、规模和效益之大，其地位和作用是其它票号远不能替代的。蔚字号长兴不衰有众多因素，但其从不失信于人，信誉度高，则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蔚字号足以取信于人，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东家急公好义。侯荫昌父子皆书香门第出身，处事和衷相济，不分彼此，用人也最讲信义。侯荫昌用毛鸿翙担任蔚泰厚票号总经理，给毛顶了两俸人力股，让其以两个满额参加分利，藉以提高毛在众票号中的身价。侯荫昌当东家数十年，要求各字号公平交易，不失信用，对于官款的存放，可不图厚利，甚至可以通融。遇到国家急饷，各省遭灾，各商号可慨捐巨款。蔚字号各地分庄经理中，由于对当地能鼎力相济而受到军政界奖励，甚至受到大总统奖励者大有人在。侯荫昌本人在光绪三年遭灾中由于乐善好施，先后得到山西巡抚曾国荃赐的“颂冠河汾”、“泽在缥缃”、“为善必昌”三块金字匾。

二是遇事考虑整体利益，不损人利己。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京师曾出现讹言，不少人闻风到炉房提兑现银，各票号都有银存放炉房，别的票号担心炉房倒闭，纷纷到炉房提现。在危急关头，蔚字号京师分庄出面联络同业，晓以利害，并拿出自己巨款接济炉房，不仅避免了一损全损，而且稳定了京师的银市，京师工商各界莫不称颂。

三是宁可别人失信自己，自己从不失信别人。蔚字号经营90多年，正是国内动乱不止时期，每一次战乱发生，票号都要蒙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无论损失多少，东家总是先考虑对存户还款。蔚字号实行联号制，各号又实行分支连保，“一地受损，别处接济”、“平时积存预防，战乱时补亏还欠”。这样既避免了全军覆没，又培养了团结整肃的经商队伍。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是蔚字号各号损失最惨的一次，但由于东家平时居安思危，备有预防巨款，所以当时无论京津、山西，还是汉口、上海等地，对纷纷持卷兑现者全部满足，这一来反而更加赢得了声誉。李宏龄在其《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记述到：“幸赖各埠同心，应付如裕，凭票取款，分毫不短，由是信用益彰”，“……独我号二十七年（1901）回京后声价大增，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官场大员无不敬服。甚至深宫之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符，不欺不昧。此诚商务之大局，最为同乡极得手之时也。”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封建君主的统治，山西票号经受了革命的打击也步入了朝不保夕的岁月，1912年，山西天成亨等十二家票号向北洋政府呈报战乱损失，十二家票号共计损失白银164万两之多。经过这场动乱，山西协同庆、大德川、志成信等票号相继歇业，著名的日升昌票号因内受债主逼迫，外有检察厅追索，东家和总号经理都潜逃不敢露面。蔚字号东家平时注重积存备防之款，虽然这次损失惨重，但东家仍以诚信待人，经各处调济，外该陆续还清。此后虽维持艰难，但由于其信誉最隆，蔚丰厚票号还通过袁世凯五弟袁世辅、宁夏护军使马福洋、江南提督张勋等人支持，很快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 (侯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