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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责


网络问责是指政府或网民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并且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监督,政府和人民的力量汇聚到一起,最终达到把事情办得更好、更完善。



简介


“问责”最简单的表达就是责任追究,是指问责主体(归根到底是公民)针对问责客体(主要是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问责客体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行为。所谓网络问责,就是公民等问责主体借助网络这一新兴媒体对问责客体进行责问、质询。

“网络问责”作为一种新的监督形式,正走进中国的政治生活。从千万网民奋起反腐,到一群“幕后英雄”(网络编辑)倾力推动,再到整个社会剑指“问题官员”,网络有力地推进了社会正义的实现。

网络的快速发展,已从开始时的虚拟逐渐走向现实,进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就产生一个责任问题,即每一个人在现实中做事要负责任,在互联网里做事同样要负责任,大家都可以相互监督,共同进步。这就是工具的发展带动了社会进步。

产生背景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9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较2008年增长28.9%,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提升到28.9%,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突破1亿。网络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力量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网络与政治的互动已受到中央领导层的高度关注。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走进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民在线交流,并指出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是政治家与互联网联系的标志性事件。此后,“网络问政”逐渐发展到“网络问责”,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都拓宽了网络举报的渠道,为网络问责奠定了基础。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称,国家预防腐败局每天安排专人进行信息汇总和归纳,对网友提供的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将及时处理。重庆等地方也将在2010年试行“网络问责”。

在国外,通过网络问责官员而致官员“下台”的案例已不鲜见。如2008年2月10日韩国“第一号国宝”崇礼门被焚,此后,韩国公众特别是网民对有关官员进行强烈的问责。面对公民的责问和声讨,韩国有关职能部门并没有“删贴”、关网站,而是让民意“赤膊上阵”,让舆论充分表达。最终使首尔市长在很短时间内向公众致歉,文化财厅厅长主动请辞。

公民借助于网络参与政治、进行问责,已成为当前我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典型的网络问责案例包括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周久耕“天价烟”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郑州市规划局逯军“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事件等。网络问责是网络时代的必然产物,将会更深入、持久地影响我国的政治生活,并将日益成为我国问责方式的一种常态。

发展


2008年出现

2008年,堪称中国的“网民年”。

截至2008年底,中国网民人数已接近3亿。他们的“地位”和“生活”在这一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

从2008年初,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和省长黄华华给网友的一封拜年信,点燃起“网民问政”这把火,到各地执政者纷纷向网民“求计问策”,邀请网民“灌水”、“拍砖”,接受网民监督……再到6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与网友交流,中国网民的热情开始喷发。下半年,中国网民的热情从“网民问政”发展到“网络问责”。网民的眼睛盯向“问题官员”,一些平常不被人注意的蛛丝马迹,一旦被网民推到网上,都成了当事者难以遮盖的罪证。网络的威力让“问题官员”无所遁形。

从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被网上举报“一夫二妻”而丢官获罪,到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在酒店借酒撒疯,被网友“搜索”出身份遭免官;从一叠丢在地铁上的国外旅游账单被网友曝光,致使江西和浙江多名官员受处罚,到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因不当言论被网友“人肉搜索”,进而“搜”出他抽”天价烟“、开豪华车等生活腐化行为,从而引发官场一次次“地震”:一时间,许多官员不敢戴名表、不敢抽好烟,不敢到豪华饭店公吃公喝,不敢去娱乐场所公款消费;更有“问题官员”谈网色变,生怕某一天,自己的丑行也会被网民“晒”到网上……

2008年,“网络问责”事件排浪式地出现。虽然网络上的信息和舆情也反映出网民的一些稚嫩甚至偏见,但令人欣慰的是,它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已经越来越受到有关部门乃至各级领导的重视,被网民“问责”者受到查处的速度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网络问责”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引来公众一片喝彩。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相关民调显示,71.9%的公众认为,网络表达将成中国式民主建设的新通道。

优势


特征

网络问责不同于传统的问责方式,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

开放性和平等性。相比传统的报纸、电视等媒体,网络不受时间、地域和版面的限制,任何一个网民都可以通过在网络上“发贴”、“回帖”等方式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问责官员,因而具有开放性。网络还打破了传统媒体往往被社会精英掌握话语权的现象,为普通公民开拓了话语权领域,包括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有了比较平等发言的平台。

草根性和异体性。网络问责的主体是普通网民,具有草根性。问责的主体有两种:一种是同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问责;另一种是异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外部对其成员的问责。显然,以网民为主体对各级官员的网络问责是一种典型的异体问责,具有同体问责无法比拟的优势。

快捷性和互动性。网络问责不需要像传统问责方式那样有大量的层级组织,而是可以“越级”、“零距离”地直接向问责客体进行问责,具有快捷性。同时,问责客体也可以针对网络问责进行反驳、解释。这一过程就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客体的互动过程。

分散性与集聚性。一方面网民是高度分散的,在问责过程中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共同的地域集聚;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交互性,使得千万个网民针对某一问责事件的信息集中、意见汇聚,从而产生一种“合力”,形成民意。

网络问责与与传统监管体制相比较

网络改变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位置。在过去“从上往下”的监督体制中,存在以下问题:一、具有监督权利的群体往往缺乏必要的信心;二、掌握大量信息的群众不具备监督职权;三、与“问题官员”级别平行或掌握部分监督权力者不敢进行监督。与此不同的是,互联网带给我们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方式,很好的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它既具备广泛的信息来源,又赋每个监督者平等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再加上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效果强的特点,使得很多足不出户的丑闻,都因为网络的“曝光”,在朝夕之间传遍天下。

网络监督压缩了“问题官员”的犯错空间。在我们现有的体制里面,“问题官员”之所以能坏事得逞,主要因为他们集决策、监督、执行三大权利于一身,即便做了违法失德的事情,也大可以借自己的权势息事宁人。但互联网打破了这种局面。中国有近3亿网民,他们所提供的大数量、不确定、全方位监督,让“问题官员”们“吓破了胆”,从而不得不谨慎规范自身行为行为,这自然压缩了贪腐、失职、渎职的空间。网络问责更具“民主”色彩。在这种没有限制的网路参与中,每一个网民都可以成为信息的提供者,通过不断吸取、筛选、传播,在网络信息集成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最后逐渐呈现出“问题官员”的真实面貌。可以说被“网络问责”“问倒”的每一个官员,都与网络参与者们的“跟帖”和“转帖”息息相关,民意表达也有此得到了最大化。这进一步激励了网络参与者对现职官员的监督,从而形成网络监督与民主政治相互促进的格局。

特别要指出的是,网络问责是典型的“以下问上”,是一种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问责方式。我国的问责制必须改变目前行政色彩浓厚的“以上问下”的问责方式,建立“以下问上”的具有明显民主特性的问责方式。虽然我国现行的“以上问下”的问责方式有时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2009年“天价烟局长”、南京江宁区房管局原局长周久耕“落马”的事件中,公民通过网络对官员进行问责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问责是由网民发动的“下问上责”,一改我国长期以来“上问下责”的传统。

网络正在成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而网络问责具有拓展问责渠道、广泛表达民意的重要作用,具有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建设责任政府的巨大功能。草根性和异体性。网络问责的主体是普通网民,具有草根性。问责的主体有两种:一种是同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内部对其成员的问责;另一种是异体问责,是指组织系统外部对其成员的问责。显然,以网民为主体对各级官员的网络问责是一种典型的异体问责,具有同体问责无法比拟的优势。

影响


震动官场

从网民发现周久耕抽的是“天价烟”,到南京市江宁区委决定免去其局长职务,前后只用了14天。这场“一包烟撂倒一个局长”的“网络问责”战背后,是一群“中国最有名的私家侦探”,被称为“网上纪委”、“民间纪委”。其中,“网探”是此战的发起者,网站编辑则是推动者。

周久耕 “天价烟”被揭发,是周久耕事件的第一个转折点。周久耕事件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天价烟”一帖登上“天涯社区”网站头条,从此它成为全国性新闻话题。被眼明手快的网民推到舆论的旋涡中——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被质疑抽“九五之尊”天价烟、戴“江诗丹顿”名表,开“凯迪拉克”豪华车,且“兄弟和儿子都是其辖区内的房地产商和建材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周久耕因擅自发表不当言论被免职,“九五之尊”烟、“凯迪拉克”车、“兄弟和儿子”等问题都在进一步调查中……

网络监督,推动纪检介入。中共南京市江宁区委对周久耕作出了一个处理决定:鉴于周久耕擅自对媒体发表不当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同时,经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周久耕存在用公款购置高档香烟的奢侈消费行为。为此,江宁区委研究决定,免去周久耕江宁区房产局局长职务。

2008年事件简表


当事人 问责内容 处理结果

周正龙等 2007年,陕西省林业厅宣布周正龙拍到华南虎照片。但照片被网民看出破绽,引发质疑。2008年2月4日,陕西省林业厅向公众致歉。6月29日,官方通报周正龙作假,周被捕。11月17日,周正龙案审结,为“正龙拍虎”事件画上句号 陕西省林业厅和镇坪县13名相关公务人员,因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违反有关规定和纪律、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等受到严肃处理。9月27日,周正龙一审被判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11月17日二审改判周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期3年执行并处罚金。

山西有关企
业管理人员 9月14日,记者孙春龙在博客上发表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的举报信,指出8月1日山西娄烦山体滑坡事故中存在瞒报谎报,事故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国务院成立调查组。10月7日,国家安监总局通报,查实遇难和失踪人员45人,判定为重大责任事故。10月25日,6名企业管理人员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被公安机关刑拘。

1291次
列车长 9月25日,旅客曹大和在1291次列车上疑似狂躁症发作,被列车长等工作人员捆绑后死亡,有关经过被网友发布在网上,引起网友对铁路部门的批评。 曹大和的弟弟曹大军接受铁路方面12万元的赔偿方案,其中包括2万元的保险和10万元的补偿。1291次列车的列车长被停职,正在接受调查组的调查。

哈尔滨6名警察 10月11日晚,大学生林松岭在哈尔滨某酒吧门口与警察斗殴,当场身亡。10月14日,现场监控录像在网上流传,迅速引发关注,并围绕林松岭是否为高官家属等,引发对事件的质疑。 11月18日,哈尔滨召开新闻发布会,涉案的警察齐新、刘力男、杨森已被批捕,另外几人取保候审。

江西、浙江
有关出国考察官员 11月26日,网友将在上海地铁捡到的江西省新余市、浙江省温州市公务考察团在美、加考察时的消费票据拍照发在网上,引发网友对以考察为名公费旅游、违纪违规问题的质问。 11月29日,江西省新余市将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刘忠平、副主任刘群等免职,所有出访人员写出书面检查,违规旅游经费全部由当事人负担。温州市委和市纪委研究决定,对市委组织部门的分管领导和有关人员,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理。

强建周 西安电子科大未经学生同意,给一万多名学生办了银行卡。12月中旬,校宣传部长强建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称“要占领天涯论坛”,“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引来一片批评。  强建周表示歉意。

湖南开会打瞌睡的干部 12月18日下午,湖南省衡阳市在市政府会议中心召开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有干部打起了瞌睡,照片被网友发布到网上。 12月25日,衡阳市委决定,对该市轻工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刘梓恒等六名开会打瞌睡的干部,免去其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并取消这六名干部个人及所在单位当年度的评优评先资格。

弊端


作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手段,“网络问责”值得肯定,但这种监督还有待规范和完善之处。网络本身的匿名性,信息来源的分散性,舆情集中造成的偏激化倾向……这些都可能让网络提供的信息不准确、不客观、不全面。因此,公民在利用网络信息进行行政问责时,一定要注意核实相关信息的真是性;网络编辑在进行二次传播时一定要分清谣言和客观事实,注重对当事人隐私权的维护;相关部门监督人员在参照网络信息来源履行监督职权时,应注重网络之外的核实程序;政府在面对网络监督这种新生事物时,更要在鼓励的同时将其与制度化监督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扬网络之长,避网络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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