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亮

陶思亮，是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陶铸的女儿，其母亲是曾志。陶思亮现在是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会长（中国市长协会常务会长）。

70年前，就是在1939年底和1940年初夏，曾志与丈夫陶铸先后来到延安，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并于1941年生下了两人惟一的女儿陶斯亮。应该说，陶斯亮属于命大的那种，据曾志自己回忆，在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曾经被惊马摔到地上，造成脑震荡；后在分娩的时候，由于护士缺乏经验，孩子直接掉在了地上。但就算这样，对生命异常执著的陶斯亮仍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享受了幸福，也吃尽了苦楚。

1945年，陶斯亮4岁的时候，被父母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二级残废战士杨顺卿照看。这样做的原因是陶铸已经被委派到东北沦陷区去组织敌后游击队，而曾志，由于延安的“审干”和“整风”风波，坚持要证明自己政治的坚定和对党的忠诚，主动要求随丈夫北上打游击。临别的时候，曾志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当天送行的人很多，陶铸抱着女儿深深地亲了一下，曾志则是一步一回头。他们无法确知自己有生之年是否还可以和女儿团聚。

从照片上看，杨顺卿清瘦、善良，是个极温顺的人，他对照顾陶斯亮投入了全部的感情，同时也把他性格中安详稳重的部分给了这个“养女”。因为无论是陶铸还是曾志，在性格上都是坚硬如铁的人，而陶斯亮身上带着的那种温顺显然与杨顺卿的抚养有关。从这时开始，陶斯亮就和杨叔叔相依为命。杨顺卿养了只鸡，下了蛋，自己不吃留给她吃;他业余时间还纺线，把卖线得来的钱全都给陶斯亮买了解馋的零食。第二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战火随时可能烧到延安，于是中央决定让所有非战斗单位转移别处。这样，七八月间，在组织的安排下，杨顺卿带着陶斯亮到东北寻找陶铸和曾志夫妇，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危险旅程。刚从延安走出不到30里，就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陶斯亮坐在驴背上的柳条筐里，吓得大哭起来。杨顺卿赶紧拽着毛驴躲进了青纱帐，直到天黑才敢出来。估计前面还会有数不清的空袭，杨顺卿决定往回走，这样虽然绕了很远的路，但是由于会经过很多解放区，可以减少危险。于是，他们先来到晋察冀解放区的阜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南下邯郸，继而东行山东烟台，然后渡海至大连，再改乘海轮取道平壤，再转回安东(今丹东)，最终到达辽吉省委的所在地白城子。这一路，幼小的陶斯亮几次病重难治，几次险些走失，又几次险象环生，但却已长大了很多，懂得了如何避开飞机的轰炸，如何在焦急的时候安慰杨叔叔。一个40多岁的残废军人和一个四五岁的女孩，硬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月里完成了这段传奇的旅程。

这天,正在开会的辽吉省委书记陶铸被卫兵告之，在省委大院门口，一个要饭的老头带着一个小女孩要见他，说是他的女儿。陶铸一下子惊呆了。原来他早就知道女儿出来寻找自己了，但由于长时间杳无音信，认为一定是死在路上了，于是便将女儿的照片都挂在了墙上，当作遗像凭吊。此时的陶铸这个高兴呀，一下冲出门外，一屋子开会的人也都跟着冲了出来。他看到女儿好生生地站在眼前，一下把她抱了起来。但陶斯亮几乎已经不记得父亲了，吓得大声哭起来。此时的曾志正在前线工作，后来得知女儿安然到来的时候也是悲喜异常，百感交集。此后，杨顺卿一直守候在陶斯亮的左右，直到解放后，陶铸夫妇才将他安排到贵州的省委招待所当科长。走的时候，杨顺卿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给了陶斯亮，一老一小哭得昏天黑地。“文革”以后，杨顺卿从贵州到北京看过陶斯亮，陶斯亮也专程去贵州看过他，两人亲密的感情保持了一生。

1949年3月，陶斯亮随父母从沈阳来到北京，后又抵武汉，陶铸被任命为四野政治部主任，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重工业部副部长。再后来，陶铸又到广西主持剿匪工作，直到1951年底，才到达广州担任中南局书记兼华南军区政委。1952年，曾志被任命为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和党委书记。此时的曾志正是事业上生机勃勃的时候，她不愿被别人称为“夫人”而生活在丈夫的盛名之下，她总想独立地有一番自己的作为。她觉得自己作为管工业的干部，如果没有经过基层的锻炼是搞不好工作的。于是她没有住到广州东山的家里，而是将家安在西村电厂里面，并先后将母亲和其他亲属接到厂里同住，自己则将所有时间都用在调查和学习上。

陶斯亮的整个学生时代，大部分是和父亲一起渡过的。这一时期，父亲虽然非常忙，但是对陶斯亮的关心非常细致。广东天气热，为了怕她晚上不穿衣服睡觉着凉，父亲每天都要看她是不是穿了睡衣，蚊帐是不是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