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新韵：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50年外交历程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与埃及建交肇始，至1990年完成与沙特阿拉伯建交，先后通过三次高潮，成功地与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迄今，中阿已走过了50年外交历程。一批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资深大使，以及几位多年从事阿拉伯国家研究的知名学者，经过精心构思，深入查证权威资料，认真撰写了中阿关系重大事件的亲历记。这一篇篇华章、一段段佳话、一个个可资借鉴的案例，均为中阿关系史上弥足珍贵的文献。

万隆会议后，毛主席日益关注中东问题，开始同阿拉伯朝野人士接触，逐步形成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思想，把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提高到战略高度考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对尖锐复杂的阿以争端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决定冻结同以色列的建交谈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中东政策旨在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针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推动阿拉伯国家同中国发展关系、开创中国在亚非地区的外交新局面和扩大中国外交回旋余地。

中国在冻结同以色列建交谈判时强调，中国反对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而不是反对犹太民族和以色列人民；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不支持笼统的排犹思潮。毛主席、周总理在会晤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士时，从未表示赞同否定以色列生存权利的说法，从未承诺过远不同以色列建交。周总理曾对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明确指出，中国不能

承担不承认以色列、否定以色列整体的义务。

中国同埃及建交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埃及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又受到美国的压力，无意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在与新中国建交问题上一度犹豫观望。1953年4月，埃及政府委托商人昆地访华。商谈双边贸易问题。当时中国并不需要进口棉花，为做埃及的工作，中方满足了埃及的要求，与昆地达成购买埃及棉花的协议。1953年年底，埃及通过第三国试探可否在其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隋况下，向新中国派出总领事。周总理对此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接受这种等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做法。但周总理积极考虑在坚持原则性的同时拟采取灵活的变通办法。

中埃实现建交的整个过程都是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直接部署下进行的。对于同埃及建交问题，周总理的指示是：“善于等待，多做工作，水到渠成。”这就是在坚持中国建交原则的同时，谅解对方的困难，采取先发展经贸、文化关系，考虑同意埃及派贸易代表以半官方身份常驻北京，等待时机成熟再建交的方针。这种新模式也是后来中国与其他阿拉伯及亚非拉国家建交的指导方针。

1955年4月，周总理在仰光和万隆先后与纳赛尔总统进行了会晤，双方达成“从经贸开始，先互设商务代表处，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万隆会议后，中、埃两国在未建交的情况下，开始了频繁的友好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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