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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亚洲领袖

基本信息：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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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基本信息：

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

作　者：(法)克劳德迈耶|译者:潘革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品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1月

定　价：29.00

I S B N ：9787509720158

所属分类：社科 > 政治/军事

标　签：政治政治法律中国政治

在汗牛充栋的中日关系研究成果中，来自欧洲（法国）的亚洲问题专家对中日关系的论述可谓少之又少。克劳德迈耶教授的这本《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客观地介绍了在未来几十年亚洲一体化过程中，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主要大国在这个将要形成的新的亚洲共同体中各自的拥有的优势和不足，描绘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受人尊敬的亚洲重要角色在未来二十多年中可能出现的场景，《谁是亚洲领袖：中国还是日本？》为广大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美国学者之外，既没有亲中倾向也没有亲日倾向的，来自法国或者说欧洲非盎格鲁撒克逊语系视角的中日关系的研究版本。

作者简介：

克劳德迈耶在法国索邦大学就读期间主修日文、哲学与社会学，并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东京三菱银行驻巴黎副总裁。迈耶教授长期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应庆义塾大学讲授经济课程，发表过大量有关亚洲问题的文章。著有《日本金融强权》。

书摘：

龙之觉醒

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战争以及各种屈辱之后，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它是苏联的盟友——的成立，中国终于把命运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复苏主要依赖苏联老大哥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从1953年开始，中国采取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农村合作化和国营重工业成为当时的发展重点。1949～1978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5％，与世界水平大致相当。不过，这一期间人均收入却未出现多少增长，其中的原因是人口的增加。1978年以来，中国在卫生和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它仍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大国。中国人曾经遭受过两次巨大的打击：一次是1958～1961年的“大跃进”以及此后出现的自然灾难，造成数百万人饿死；另一次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教育体制、行政架构，严重摧残了国家的有生力量。

这一切在1978年被邓小平奇迹般制止。邓小平的改革政策是以非凡的经济转型为出发点的，但这一政策并非源于一个经过深思熟虑、雄心勃勃的计划，而是一种出于政治考量而作出的务实选择。事实上，当时这已经成了一个关系共产党能否继续执政的大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国内，饥荒、无政府状态以及各派之间的权力争斗已经影响到了体制的稳定。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速腾飞使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收人大大提高，而此时的中国却裹足不前，2／3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什么邻居们能做到的事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反而做不到？更何况，“四小龙”中有三个国家和地区都生活着华人。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小国(地区)所实行的成功政策(市场经济、优先发展轻工业以及对外开放等)完全不同于中国自1949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当时的中国把重点放在了计划经济、自力更生以及发展重工业上。于是，两项不可分割的迫切需要摆在了他面前，并成了1978～1994年指导其行动的指南：提高经济效益并使普通民众抛开意识形态之争；与此同时党要加强对社会各界的控制，以维护政治稳定。为了摆脱统制经济和孤立主义的制约，使经济出现增长，邓小平使用了双重杠杆：一是对内改革，二是发展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不过，对他来说，增长本身并不是目标：它必须服务于一个政治目的，即维护共产党的合法统治。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985年，邓小平在接受《时代》采访时所说的这段话很好地总结了自1978年以来所实行的改革的哲学思想。这些改革是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使中国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变成为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位“小舵手”的改革将按照渐进、务实的方式推进：改革将在不同的行业、在小范围内首先试行。之后再根据试行成果来决定是否在更广的范围之内推广，有时这种试验性改革可能会进一步深化，有时可能暂停，有时甚至可能倒退；在整个转型阶段，中国实行的是计划手段与市场机制同时并存的“双轨制”；经济官员可以由此逐步推出必要的调整，最终使所有的行业都能适应市场的逻辑。这种改革政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生产体制得到了解放、工业实现了多元化以及大规模的城镇化。

生产体制的解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1978～1984年)，之后扩展到了城市的工业领域。1978年，经济革命首先是从部分农村地区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验开始的。中国于1955年开始搞农业合作化，并在1958年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此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一直十分缓慢(年增长率约2％)。除了提高国家计划内农产品的征收价格之外，这场改革主要包含两大内容：其一，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农村地区几乎全部回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其二，在完成上交国家的任务后，农民可以自由买卖手里剩余的粮食和农产品。一种二元体制由此产生：在改革之初，农村的粮食几乎全部(95％)按官方的定价卖给了国家，这一比例到1985年下降到了37％，差额部分则按照市价卖到了自由市场。这一鼓励机制不仅使农业生产实现了多样化，而且农产品增收的幅度比过去30年翻了一番(年增长率由过去的2％提高到4．5％)。农业改革的成功使这种放开经营思路进人了一个新阶段：过去一直垄断着国家工业生产的国营企业也开始实行了承包制。

P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