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阴路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山阴路

山阴路是中国上海市虹口区的一条街道，南北走向，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长651米。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Scott Road），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筑路。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时更名为山阴路。山阴路一带已经被辟为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加以保护。与其交会的道路有四川北路、四达路和祥德路。

中文名称：山阴路

行政区类别：上海市

所属地区：上海市

下辖地区：虹口区

地理位置：上海市虹口区

著名景点：东照里，千爱里，花园里，恒丰里，恒盛里，四达里，兴业坊

山阴路是中国上海市虹口区的一条街道，南北走向，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长651米。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Scott Road），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筑路。山阴路的今世前身。一百年前，今天的山阴路所在地是宝山县的乡间农田。1903年，虹口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将四川路延伸至今鲁迅公园处，沿路两侧陆续繁衍出许多支路，山阴（即绍兴鲁迅先生的故乡）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它原名施高塔路。长度仅500米左右的山阴路如同一棵树的主干，它的“枝枝桠桠”里藏着许多独特的风景。到山阴路上走一走，正应了那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

建设定位

山阴路开辟以来就被定位为住宅区，整个山阴路路段内，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兴建的民宅占了90%以上。当时这里南有四川路，可触及商业的便利和都市的繁华；北接郊野，可享受清新空气和乡野之趣。一条宽不过10米的山阴路，夹道梧桐树，在夏日里浓荫蔽日，可谓闹中取静。山阴路两侧的弄堂由一块块成片开发的住宅构成，以质量较好的早期花园洋房和新式里弄为特征，保留了多种样式和风格的住宅建筑。可以说山阴路是一处自然形成的近代民宅“博物馆”。位于山阴路44弄和64弄的两排老房子本名留青小筑，是面对面和背靠背的对称式格局设计的新式里弄，极为罕见，已被列为市级保护建筑。众多的风格基本可以分为四大类式样，以恒丰里为代表的早期石库门里弄；以大陆新村为代表的有小绿地和卫生设备的新式里弄；以施高塔公寓为代表的独立成套式“公寓住宅”和以千爱里为代表的花园式里弄。

现状

如今的山阴路依旧窄窄的，向来不通公交，很有些年头的梧桐斜斜地撑着天空，枝叶也没怎么修理，恣意地纠葛在一起，弥漫着一片浓绿。马路两旁也不见有什么气势逼人的大商厦，只零星散落些小铺子，售些烟酒杂货。路边，有老人闲闲地坐着，抽烟，品茶，聊天。从喧闹浮躁的四川路拐进山阴路，游人会感到时空倒错，仿佛从繁华的城市走进了寂寞的古镇，马路两旁那些老旧而形态各异的洋楼，散发着一种富而不骄的绅士气。

山阴路的人文风貌

1.东照里

大陆新村的对面是山阴路133弄，过去的东照里，又称日照里。这里的12号曾是瞿秋白的故居，但是与十步之遥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瞿秋白故居既破败又少人知晓。尽管这里在1984年5月就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道是因为里面依然住着居民，还是瞿秋白头上的那片历史功过的乌云尚未散去，门口那块仅一尺见方的金属铭牌，实在简陋得令人惊讶。虽然弄堂口也悬挂了一块约一米长一尺宽的木牌，上面刻着“瞿秋白故居”几个大字，但白底黑字的木牌早已污渍斑斑，走近了细看才发现污渍下的那五个字迹原来是墨绿色的。木牌的上方和左方各有一块某某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右面则是街道设置的金属框玻璃面的宣传栏。在充满现代感的金属和玻璃的簇拥中，“瞿秋白故居”的木牌显得格外寒碜寒酸和寒心。

2.千爱里

山阴路靠近四川北路的那头，有一条很有名的里弄叫千爱里（今山阴路2弄），最初系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的产业，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据说取“千爱”之名，是因为日文中的“千爱”两字的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之千家”之意。当时在此居住的均为日侨，寓居在3号的就是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

3.花园里

山阴路145弄，原名花园里，是一排灰色拉毛墙的三层建筑。这里的2号曾居住过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1901年生于台湾，其父的汉学功力颇深，因此尾崎的中文也很了得。尾崎大学毕业后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记者，1928年至1932年任该报驻上海特派员。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与鲁迅时有晤面，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尾崎曾在1931年将日本左翼记者山上正义翻译的日文版鲁迅《阿Q正传》赠予鲁迅，1934年尾崎最后一次赠予鲁迅的书籍是自己翻译的史沫特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

花园里6号，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居。他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入党，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不过上海人知道曾联松，大概也是最近几年的事。作为近邻的我，也是在他逝世后才得知他的故居。

4.恒丰里

从四川北路进入山阴路，右手边的前半部分是一大片由四达里、恒丰里和恒盛里三条弄堂组成的建筑群。这三条里弄的建筑式样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红砖的三层楼房，总共包括三百多幢房子；弄堂之间的小巷似纵横阡陌，四通八达，外来人走进去仿佛到了迷宫，所以居住在附近几十年的我，除了四达里外，一直搞不清恒丰里和恒盛里的具体区分。最近，我到这几条弄堂里走了几圈，终于弄清恒盛里的门牌号现在是属于宝安路160弄，而且四达里和恒丰里的大部分属于石库门，恒盛里则属于新式里弄，有矮墙围住的小花园，门楣和窗框的石头装饰很漂亮，后门有圆狐形门廊，三楼朝南有半圆形铸铁阳台。

在上海，统称为石库门的建筑其实也有等级之分，象恒丰里和四达里就属于石库门类别里的佼佼者。不仅外立面美观，山墙山花讲究，内部设施也比较完备，有当时颇为先进的抽水马桶。

恒丰里建于1925年，共有93幢房子，分属69弄和85弄两条弄堂。85弄是西班牙式双坡屋顶的花园里弄，69弄则是石库门建筑。

69弄90号过去是恒丰里104号，是座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三层住宅。1926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就设在此地。是年2月在册的党校学员中，李硕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生父）、沈雁冰和杨之华等28人赫然在列。在为期八个月的时间里，学员们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史》等十门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是党校的校长。他在1926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时，将机关设在了恒丰里83、84号（今69、70号）。

1927年，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罗亦农在中共五大时当选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21日在上海龙华被枪决，时年仅26岁。

1927年，恒丰里69号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四.一二”政变后，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在此设立办公机关。当时底层作会客室，二楼作会议室，三楼则为地下交通员住处。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撤消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两省省委后，此地成为江苏省委机关。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原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延年任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到一半，忽然来人急报，有一联络点被捕的交通员知道恒丰里的这个秘密机关，于是王若飞当即结束会议，大家迅速撤离会场。

本来陈延年已安全撤离，但他下午三点又与组织部长郭伯和等人回来探视，见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时，警车呼啸而来，国民党军警根据指供，包围了这幢楼房进行搜捕。陈延年等人拿起桌椅板凳当武器反抗，最终寡不敌众，除两人从屋顶逃脱外，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韩步先等四人被捕。

陈延年自知危在旦夕，仍自称是茶房，叫陈友生。国民党军警尽管心存疑虑，但见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于是在审讯记录上留下了“陈友生，被雇佣的烧饭司务”的文字。面对酷刑，陈延年与郭伯和、黄竟西坚持不供。韩步先不支叛变，当堂指证了陈延年，使他的身份暴露。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在龙华枫林桥被杀。

陈延年被人称为“小列宁”。7月4日深夜，据说被乱刀砍死。时年仅29岁。时隔一年，陈独秀次子、陈延年的大弟、时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也被在枫林桥枪决，时年26岁。

1985年1月，恒丰里90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原来挂在弄口的木牌现在已不见了踪影，90号门口一边悬挂着一块小小的上书“1927年江苏省委旧址”的白色铭牌，旁边还有一块班驳的小木牌，上面“虹口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七号基地”的红字已模糊难辨。据2001年6月《申江服务导报》上一篇文章报道，90号的大门里有块刻着“陈延年在沪革命活动地”的石碑，但此处是民居，我去了几次，不论前门还是后门总是紧闭着。

5.恒盛里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上世纪三十年代于曾居住在山阴路恒盛里12号。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恒盛里还曾居住过三位文学家－－方光焘、胡愈之和章克标。章克标在《难忘1.28》一文里有这样的回忆：“就在那时（指1932年，作者注）我住在虹口区的北四川路底施高脱那里（现山阴路），战争发生就逃难出来，那里是日军登陆进攻闸北的要道。我同方光焘、胡愈之三人共同租住在那里的四达里，即东面的另一个里弄，名字已忘记的，建筑较四达里为好的三层楼名叫花园洋房，是胡先生去找到房子而租下来的，似是英国商业广告公司的产业，房租每月90元。四达里是个很大的里巷，有一二百号房子，石库门式的，但也是三层楼，有好多条支弄可走。我们进出就是要经过四达里的支弄才走上施高脱路，再到北四川路搭车外出。我们这些洋房，其实一共才一排朝南的十来号，而且只有这一排，名叫花园洋房，其实只有大门前一块小小草地罢了，并不成其为花园的，草地上面就二楼、三楼的阳台。说起来也不过是石库门的大天井那样罢了。房子的建筑是比较好些，房间也宽大，而且有浴室及卫生设备，前楼后楼分开，当中隔条走廊弄，后楼小些，不过是北向罢了。三楼上面还有一间屋顶搁楼，也可以住人，或安放物体。所以住三户人家，也并不挤拥。”

根据章克标的描述，他们居住的应该就是恒盛里，因为恒丰里和四达里都是石库门，唯有恒盛里才是花园里弄。

6.四达里

山阴路的四达里曾住过当年的左翼文学青年沙汀。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民国18年（1929年）来上海，先住东横浜路德恩里（今秦关路44弄）13号，自学并在中华艺术大学听课。民国19年与杨伯凯等在北四川路四川里（今1604弄）办辛垦书店，被推为董事长。民国21年10月，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始用沙汀笔名，同年退出辛垦书店，迁居四达里，加入左联，民国22年任左联常务会秘书。同年秋，迁居姚神父路天祥里（今天平路）。

1928年19月，由张友松、夏康农创办的春潮书局在四达里104号成立，曾出版过《春潮》月刊和《二月》《小小十年》《小彼得》等书籍。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席俞国桢（1852－1932）也曾在四达里暂居。1932年“一.二八”事变引发凇沪抗战，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抗战。当时江湾为战区中心，自立会总会所在的江湾永志堂和俞国桢住所均毁于战火。永志堂屋顶被炮弹击中，损失惨重。俞国桢只得临时将自立会总会事务所设在四达里林鸿斌住所。同年俞国桢应邀前往浙江温州讲道病逝于那里。

7.兴业坊

山阴路的兴业坊（165弄）建于1927年，是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职工住处。在兴业坊建成后两年，兴业银行又在狄斯威路（今溧阳路）建造了浙兴里。

兴业坊曾居住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盛中华。盛中华的哥哥即被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誉为“中国梅纽因斯”的小提琴家盛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盛中华的父母均为著名音乐人，他们培养了十个学习和从事音乐的儿女，其中九个是小提琴家。长子盛中国9岁便在电台灌录节目，后来到苏联留学，1962年在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小提琴比赛中获得荣誉奖，是最早为中国赢得国际奖项的音乐家之一。近年来，经常在电视上见到盛中国和他妻子、日本青年钢琴家濑田裕子女士回国举行独奏音乐会或慈善义演。其妹盛中华也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文革期间我曾听朋友讲起去她家学琴的事，当时也没在意，所以不能确定她是否她一家都在此居住过。

1924年5月“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机构汗血书店在兴业坊10号宣告成立。出版了《汗血周刊》《民族文艺月刊》等刊物，数月后迁至霞飞路。

8.文华别墅

从大陆新村最后一排弄堂和曙光村中间走进几十米就是文华别墅（今山阴路208弄）。文华别墅也是三层红砖房，但式样明显好过她两边的建筑，三楼有挑出的半圆形铸铁阳台。这里的18号曾是黄炎培次子黄竞武烈士的故居。黄竞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哈佛获经济学硕士。1929年归国后，任沅陵盐务稽核所所长，因革除时弊，为上级所忌而去职。抗战期间他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开始投身民主运动，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抗战胜利后随中央银行复员回上海，即参加民建，协助他父亲处理要务。1947年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黄炎培受到监视不能公开活动，重要事务遂由黄竞武代为联系。1949年他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秘密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运送黄金白银去台湾；二是通过关系，对驻在上海的国民党武装策反。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上海挺进。4月24日夜黄炎培在北平向上海广播，要求上海同胞“快作局部和平运动”，当时在上海的民建成员大都没有收听到这条广播讲话，约一星期后才有一位地下党员秘密告知竞武，并要他注意隐蔽，以防危险。秘密联络点的同志为他联系了隐蔽的地方，但他却执意留下工作。5月12日上午他有要事去中央银行，被潜伏在那里的国防部保密局特务逮捕，5月18日凌晨被害，年仅43岁。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政府经多方寻找才在南市车站路190号伪警备部检查处牢房旁的空地里挖出黄竞武的遗骸。但见腿折目突，惨不忍睹。周恩来、陈毅市长等都致电黄炎培悼唁慰问，并举行了隆重追悼会。黄竞武灵柩安葬于川沙烈士公墓。

9.四达路拐角的洋房

山阴路口四达路上的一栋独立英式洋房里，曾住过海军政治部秘书长柳夷。他也是海军政治部文化部长、海军报社社长。文革中柳夷的女儿柳京燕跟我一样是病休青年。当时我和其他人都不明白，一个部队高干的女儿怎么也会沦落到街道当病休青年？至少也应该象一般军人子弟那样进军队当个文艺兵或卫生员之类的，但也不好意思问她。直至前些日子我终于找到了我原先街道的党委书记，他早先是从海军退役后转到地方上当干部的。他告诉我，原来那段日子正是柳夷被打倒的时候。柳京燕在我们的印象中人品极佳，一点没有当时的高干子弟通常都有的骄横之气，比一般百姓的子女还老实本分，说话轻声轻气的，无论对谁都很谦和。她后来的丈夫也是街道病休青年，一位普通邮电职工的儿子。由此也可看出柳夷夫妇的人品，无门第之见，有平民之风。我们曾在某年春节期间去柳京燕家里吃过饭。那时大概她父亲已经解放，家里有许多警卫员。我们吃的饭菜都是警卫员烧的，也都是他们端上桌的。只是菜做得比较粗糙，口味也实在不敢恭维。

10.青庄

山阴路的末端有一条叫“青庄”的里弄（今山阴路343弄），是解放前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旧时的青庄，围墙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编成的篱笆墙。我小的时候，这种篱笆围墙在上海城区比比皆是，透过竹子间的缝隙，隐约可见里面的花草树木和屋檐墙角，颇有些田园风情。旧时的青庄里边有一片如茵的草坪，草坪上立着一架墨绿色的儿童滑梯，我们小时候都习惯加上个叠音叫“滑滑梯”。我常常在春夏时节冲着那架滑梯进到青庄里去玩。青庄里的小孩很少，印象中从未有人与我一起玩过。因为滑的人少，因此滑梯上也常常积满尘垢，每次滑过滑梯后，后屁股裤子上总会留下两块黑黢黢的污渍，“铁证”如山，在母亲面前想赖也赖不过去，每次回家就得换洗裤子，挨了母亲不少斥责。

青庄的1号住户显得与众不同。解放后资本家的汽车早就不见了踪影，汽车间也成了居民的住房，可是青庄大门口的汽车间里却总是停着一辆黑色的华沙牌轿车。每天早上司机将汽车开出，一位瘦小的老头从家里出来坐进汽车，在我们看西洋镜般的目光中威风凛凛地绝尘而去。夏天傍晚，我们在弄堂口乘凉时，那辆汽车又在我们的注目礼中回到了车库。稍长后才知道，那位拥有专车的老人叫吴耀宗，是当时著名的宗教领袖。

青庄的3号住着另一位宗教领袖刘良模。

11.山阴路209弄

1992年一个梧桐飘零寒气逼人的下午，山阴路上走来一对中年男女。男的略显清癯，上穿皮茄克，下穿牛仔裤，足蹬旅游鞋。他挽着的女子着一袭灰色薄呢风衣，一头齐耳短发倍显精神。在当年，他们的装束一望便知是海外华侨或港台游客。他们走走停停，时而看看门牌号码，时而对照手里的纸条，脸上露出茫然和失望的表情。在一热心路人的询问下，才明白他们是来山阴路寻根的。原来该男子出生在施高塔路，解放前夕举家去了台湾。如今耄耋之年的父亲思乡心切，特嘱儿子回来寻找故居，让他拍些照片带回台湾。他手中的纸条上是父亲亲笔写的地址：施高塔路100号。

热心路人对这地址同样茫然困惑：施高塔路即山阴路，这稍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但山阴路上却根本不存在100号这个门牌号码。于是古道热肠的路人又把他们带到自己一位龚姓朋友家，让朋友一起出谋划策。殊不知龚姓朋友也一头雾水。就在那对男女失望到致极时，龚问男士能否再提供一点线索，男士遂拿出父亲画的简略地图。根据画上房子的摸样和房屋走向，龚把他们带到了209弄。男士一进弄堂便高声欢呼起来：“对了！对了！就是她！就是她！”接着他熟练地找到自己过去的家——如今的山阴路209弄4号。

209弄与山阴路四达路口以及溧阳路的房子一样，都是青砖墙体、四面坡红瓦屋顶的英式洋房，每两幢连在一起，房屋和花园的格局很大。灰色的立面镶嵌着砖红腰线，圆形的门窗中央都有既美观又在力学上起到坚实稳定作用的拱心石。男子的父亲过去是中央储备银行的职员，209弄就是银行为高级职员提供的住处。

几天后，当这对男女提着礼物专程来拜谢龚时，龚先生才知道，原来那男子就是台湾的著名导演杨德昌，而那位女士也就是他的太太，就是后来在大陆拥有无数粉丝的台湾歌星蔡琴。当时的大陆人对蔡琴还相当陌生，对杨德昌的大名更是一无所知。杨德昌自1982年和陶德辰、柯一正、张毅四人合作拍摄了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In Our Time 1982）后便声名鹊起，而蔡琴则早被誉为台湾歌坛的“丝绒皇后”。

12.山阴路292号

青庄斜对面292号是栋独立的花园洋房，其花园之大堪居山阴路之首。临街两扇灰色的大铁门永远紧闭着。里面的主人是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东海舰队司令刘浩天（1912－1984）。也是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和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13.山阴路242号

山阴路靠近四达路一带两边都有几栋独立的英国都铎式四面坡洋房，其中242号的房子颇为抢眼。沿街有棵高大的玉兰树，那革质的树叶墨绿墨绿，简直象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云，树冠足可遮蔽二十多平米。初夏时节，象牙色的玉兰花开满枝头，阵阵清芬随风飘溢。玉兰的花瓣很大，开到一定时候就会落下花瓣。每逢落下时就有人拣了回家，我开始以为是拿回家做书签用的，我也曾拣过几片夹在书里。花瓣干后，会呈现出一圈咖啡色的边缘。后来听人说别人拣回去是把花瓣在面糊里挂了浆放油锅里煎，做成一道香甜美味的点心。我听了不以为然，从没有尝试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花香味做成的点心味道肯定怪怪的，绝对没有果香味诱人。

14.虹口血案发生地

工部局越界筑路时，施高塔路大概一直是筑到欧阳路前的，因为那一段路上的房子也都是很漂亮的花园住宅，而且我所居住的祥德路2弄原来的名称是“山阴路祥德村”，我家后面12弄叫山阴路七友小筑，48弄那排绿砖砌成的内有日式拉门的房子叫山阴路绿苑庄。发生在1940年的那桩惊天血案，也在当年被说成是发生在施高塔路。

1940年10月13日的《申报》有条醒目的标题：“虹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死；祸生肘腋老仆持刀暗杀，日方大事搜查并无所获。”报上所说的傅筱庵时为汪伪上海市市长，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旧时的傅宅今为祥德路26弄2号，当年是日本人为他物色的住处。

大跃进时期山阴路

在1957年反右开始的第二年，全国人民迎来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激进年月。那几年的人们多数都有点激素亢进的味道，当年的口号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钢”，“超英赶美”，当年的粮食亩产量虚报为两三千斤，有个声名显赫的学部委员认为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他的科学计算更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引发了高层的担心：“粮食多了可怎么办？”文坛更是热闹非凡，一片姹紫嫣红莺歌燕舞。

1958年的大跃进，使得原本幽静的山阴路也开始热火朝天起来。我当时虽然还在幼儿园，可也已经亲历了大跃进的火热场面。记忆最深刻的当是全民动员消灭麻雀。那时，山阴路上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院子里甚至房顶上，都安置了用稻草扎成并披着旧衣服的假人，用来吓唬麻雀，不让它有停留歇息的机会。然后里弄干部对着天空敲锣打鼓，居民则拿着脸盆锅盖等家伙，一边敲击，一边大声嚷嚷，对面积善里的房顶上也站着好多人在敲锣鼓家什。连我这个学龄前儿童也拿了一把铜匙拼命敲打一个搪瓷碗。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也兴奋得满脸通红，一会跑出弄堂，一会跑上自家阳台。可怜的麻雀统统成了惊弓之鸟，慌慌张张在天上飞来飞去，有的被吓破了胆，有的则因为无处停留而累得筋疲力尽，纷纷从空中掉落在地上，被兴奋的人们束手就擒，成了居民委员会干部向上级汇报战果的战利品。

据统计，五十年代那场始发于消灭“四害”，演变为麻雀歼灭战的运动共消灭了两亿一千万只麻雀。消灭麻雀原本是为了保粮增产，然而城市里没有稻田麦地，因此对当时的我来说，消灭麻雀最直观的成果是树上的虫子增加了。那时因物质匮乏，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几只鸡或鸭，以待春节时候享用。喂鸡鸭最好的饲料就是树上的虫子和地下的蚯蚓，这些事情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小孩头上，于是我经常会去马路上或附近的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采集虫子。为什么不是捉而是采呢？因为那时树上最多的是一种我们叫“皮虫”的虫子，它外面裹着一层软的像树皮一样的壳，而且能像蛛蛛吐丝那样吐出长长的丝，把自己悬挂在树枝上。所以不用捉，轻轻一采就到手了。这些虫子的天敌是麻雀，麻雀死光光，虫子家族就迅速膨胀起来，于是乐坏了我们这些以采集虫子为课余生活一部分的孩子们。上面提到的白杨树上的刺毛虫，我记忆中六十年代初期最多。盛夏时节，每棵树下的地面上都可以见到许多。现在想起来，恐怕与麻雀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不无关系。

之后不久，全民大炼钢铁又开始了。政府一声令下，没用几天，山阴路上所有弄堂的大铁门，还有小花园的铁门都拆了。至于那些铁门后来是否真的炼成了好钢，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炼钢铁需要建高炉，所以拆了铁门以后又开始拆砖墙。我家弄堂与对面积善里之间一堵三米高的围墙就是在那时被拆除的。拆除那天来了一队中学师生，手持铁棒榔头对着围墙乒乒乓乓一阵乱敲，把砖头全部敲成了碎砖块。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可笑，那些碎砖块怎么能建炼钢的高炉嘛！

那时，我的一个刚念小学的姐姐也被学校布置了任务：把家里的碎瓷片砸成粉末交给学校，据说那种粉末也是用于大炼钢铁的。家里没有碎瓷，母亲只好把一些有裂纹的碗给了姐姐。于是我象跟屁虫一样跟在姐姐后面，在弄堂里的水泥地上，姐姐用榔头砸，我用石块敲，几个瓷碗终于成了粗砺的瓷粉。

我居住的里弄对面是山阴路303弄，据说上海沦陷时期是日本军人的宿舍和马厩。在大跃进的时候建造了两幢简易的二层楼房。当时提倡“多快好省”，建造的速度很快，建成后居委会组织大家去参观。我母亲也去看了，回来说二楼的地板走上去是软的，走在上面“吓咝咝”（上海话害怕的意思）。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被认为建筑质量欠佳的303弄，直到现在依然完好无损，里面照样住满了居民。可见当时的建筑质量还是不错的，至少不知道什么叫“豆腐渣工程”。

大跃进时期，城市里也大办公共食堂，仅山阴路上，我知道的就有三家居委会办的食堂。城市里的食堂，不同于当时农村中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尽管吃的大锅饭食堂，城市里的居民食堂不仅要收钱，而且要收粮票和油票。其主要宗旨好象是为了解放劳动力，让家庭主妇从锅碗瓢盆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参加到大跃进的各项运动中去。这样的居民食堂大概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所以生命力比大跃进强得多，一直到文革中还有一些仍在经营。

文革期间，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分别到北京和安徽的姐姐处小住，为解决一日三餐，我就在山阴路上的兴业坊居民食堂搭过伙。搭伙费好象是每月每顿一元，若吃中午晚上两顿，就需要交两元的搭伙费。卖饭菜票的阿姨总是在开饭前坐在一个靠窗的角落，一面点钱数饭菜票，一面用她那猎鹰般的眼睛搜索饭堂里正在吃饭的人，看准了谁只出一顿搭伙费却在一天之中吃了两顿，立马就象老鹰捉小鸡般冲过去尖叫起来：“侬只出了一顿搭伙费，怎么又来吃啦？”那年月的人其实都很老实本分的，大多都不会为了揩一点油而甘冒被人揪出来示众的风险，但是也不太情愿白白放弃每一次付了搭伙费才能就餐的机会。所以，一天吃两顿的，大多是在每月30次就餐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将此顿换彼顿而已。我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我搭伙的时候说明是晚上一顿，有段时间因为临时换成做中班，就去食堂吃了午饭。那位十分敬业的阿姨立刻就认出了我，免不了的一顿急风暴雨式的大声呵斥，让我羞红了脸。不过，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她解释了原因后，倒也就平息了。之后我再去吃午饭，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尴尬。

这两家食堂结束于何年何月，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也已打听不到确切的消息。

大跃进时期，居委会打算在我家楼下开一家幼儿园。里弄干部几次三番上门，要我家把楼下让出来，但我父母考虑做了幼儿园后将嘈杂不堪，始终没有答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这家幼儿园开在了我们弄堂对面的青庄，一直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

当时，居委会动员居民为幼儿园捐献桌椅玩具，母亲将我的一个摇摇木马捐了出去。木马有半人高，马身是白色的，马鞍则漆成大红大绿的。那是我小时候玩的，待我大了能骑小三轮车的时候，那木马就被搁置在储藏室里。幼儿园刚开办时生源缺乏，为了支持居委会的工作，母亲将我也送了进去。我进去后先是急着找我的木马，但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几年后，那木马居然出现在我家附近的一户人家中，那家女主人曾是幼儿园的教师。她的一个女儿骑在上面摇着，其他两个女儿围着，吸引了一大帮弄堂里的孩子。因为当时搞捐献时居委会让各家在捐赠品上写下名字，父亲就把我的名字写在了木马的脸上。当那木马一出现，我立即就认了出来，只是原来写着我名字的地方被墨汁涂抹成漆黑的一块。我走近看了两眼，那女主人立即就将孩子叫回了家。从此再也看不到她家的小孩在弄堂里骑木马了。

幼儿园的日子枯燥而乏味，那时的老师，清一色都是在大跃进中参加工作的家庭主妇，毕竟缺乏专业知识，既不会讲故事，更不会教认字教唱歌。记得有次我趁老师不注意溜了出去，幼儿园旁边一幢房子里隐约传出《社会主义好》的歌声。那首歌可是大跃进时期的流行歌曲，就象文革时期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大约“上至八十三，小至手里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曲作者是李涣之。我至今还记得那首歌的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我循声找去，发现那幢房子底楼的前客堂里聚集了许多家庭妇女，正在跟随一个弹风琴的女子学唱这首歌。后客堂则在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也是一位女士在教几个家庭妇女学认字。我瞅见里面有几个左邻右舍熟悉的面孔，吓得马上溜回了幼儿园。

大跃进年代为了解放妇女生产力，街道还办了许多生产组，号召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投入革命工作。记得当时有一部由张瑞芳、温锡莹出演男女主角的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说的就是女主人公如何冲破婆婆和丈夫的阻力，投身社会参加工作的故事。不过，我母亲始终没有出去工作，一方面因为小孩多，家务事根本忙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性格使然，她似乎不习惯与陌生人多打交道。1959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班主任在班会上把每个同学都叫起来问：“你妈妈出去工作了吗？”一些母亲参加了工作的同学回答时都挺胸昂首，一副很自豪的样子，于是受到老师的表扬。而问到我时，我只能低下头轻声说还没有。老师不依不饶地追问：“为什么不工作？”我只得红着脸撒谎说母亲病了。老师要我保证母亲病愈后一定要出去工作，然后才示意我坐下。

山阴路上的229弄门口当时有家生产组，沿街的窗口能见到里面工人工作的情形。那是一家为附近的国营厂加工避孕套的生产组，桌子上满是雪白的滑石粉。工人们忙碌地将避孕套沾上滑石粉，再吹气鼓起来检查是否漏气。常有淘气的男孩从窗口伸手进去偷避孕套，然后用嘴往里吹气当作汽球玩。那些阿姨看见后就大喊一声追了出来，然后在山阴路上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过胜利者却总是那些像老鼠一样机灵的淘气男孩。

大跃进时期，人们的着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所见到的山阴路上的男人不再西装革履，代之以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女人则换下了窄袖细腰束缚行动的旗袍洋装，甚至连风行于五十年代初的革命装——列宁装也被束之高阁，冬天穿中式对襟棉袄，春秋着宽胸阔袖的两用衫；而尽显女性曲线之美的旗袍，则在人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高跟鞋也被收进壁橱，代以圆口平底布鞋。我家的壁橱和樟木箱里就塞满了父母的“过时”衣裳。女孩子辫梢上也不见了蝴蝶结的踪影。当时的学生没有学生装，但每逢“六一”儿童节、国庆节或学校的重要活动，无论男生女生，一律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服装的式样和色彩渐渐趋于统一。

文革时期山阴路

其实，文革期间横行一时的“成分论”或为“血统论”，并非始于文革，而是在大饥荒刚过去的六十年代初就开始大行其道了，文革期间只是愈演愈烈的大爆发而已。

文革前，住在我隔壁一个冯姓同学的姐姐从小学弹钢琴，而且刻苦程度在那年月很是罕见。我小时候因为多病，小学时期基本没怎么去学校上课。每天清早我在她行云流水般的琴声中醒来，晚上又在她抑扬顿挫的琴声中入睡。有时半夜醒来，还能听见那不绝于耳的乐曲。但是因为她的父亲57年被错划为右派，所以专业成绩再好也进不了音乐学院。此人文革后去了美国，博士毕业后成了一家著名乐团的独奏演员。

1965年我小学毕业，一个住在我家对面弄堂积善里的男同学，虽然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但因其成分的先天不足，在小学毕业填报中学志愿时，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硬是劝阻他不要填报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我不知他是否听懂了老师的话中话，反正他后来是进了一所普通中学。这同学现在是知名的复旦大学教授，当然此是后话。

山阴路上的住户，前面已经说过，大多是高级职员或文化界人士，如果要在当时的山阴路上寻找红五类家庭，恐怕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部队高干家庭。小时候侯，学校号召学生要艰苦朴素，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些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同学，常常因为没有旧衣服备感自卑。为免受老师责备和同学白眼，有些同学特意在新裤子的膝盖或新上衣的胳膊肘处缝上一块补丁。我小学所在的班级，同学大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每次考试我们班级的成绩总是荣列年级之首，学校组织数学、作文、书法、朗诵比赛，我们班级也屡屡名列前茅，甚至将前三名尽收囊中。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我们班级的学生却经常需要接受老师特殊的教育：“别以为你们成绩好，你们平时功课不懂家里有人教，别的班级同学回家是没人教的。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出身的重大缺陷，一丝因成分而自卑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幼小的心灵。

到了文革时期，山阴路首当其冲万劫不复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先是文革初期风起云涌的“破四旧立四新”。那时还没有红卫兵组织，但幼稚的学生们早已经按捺不住一触即发的革命激情了，不过那时候还只是对物不对人，我记得曾跟随中学里的高中生去看过破“四旧”，那都是到棚户区去砸一些瓷器或泥塑的菩萨，粘在门框上方的镜子以及屋顶上的啤酒瓶之类。棚户区有些人比较迷信，那是为了把邪气怨毒发射到仇家。还有就是站在马路上查“奇装异服”。所谓“奇装异服”，就是尖头皮鞋和窄管裤，还有所谓的男人的“飞机头”、“大包头”。学生们手拿剪刀站在马路上，看到过往行人中的“奇装异服”，不由分说，上去逮着就是一剪刀。裤子一直剪到膝盖处，尖头皮鞋让你脱下后光着脚走回家。据说那几天的黄浦江上漂浮着许多皮鞋，都是被革命学生查到后扔到江里去的。

尽管只是“破四旧”，但山阴路上的许多住户已开始人心惶惶，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且特别敏感的知识分子，早已嗅出了危险的气味。于是许多人不等革命小将打上门来，就开始自我革命了。有些人把家里珍藏多年的胶木唱片砸了，把圣经佛经可兰经撕了；有些人通宵达旦清理自家的书柜，将一些疑是“四旧”甚至“反动”的书籍撕碎了扔进弄堂口的垃圾桶。当年的垃圾桶都很小，而且是几条弄堂合用，扔的人多了，垃圾桶一会就填满了，将周围地上也堆得满满当当。这立即引起了革命小将和居委会干部的警惕，于是居委会派专人把守垃圾桶，意在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是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称赞聂元梓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于是全国范围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牛鬼蛇神”云集的山阴路，当然不会也无法置之度外。

山阴路沿街的墙壁上都被大字报盖满了，尤其是大陆新村、积善里以及303弄弄口的墙面。大字报白底黑字，人名都被红墨水打上“X”。不久，大字报还不断向“纵深”发展，一直贴到弄堂里面的墙上，以及 “牛鬼蛇神”的家门口，有些还配有极尽丑化的漫画。接着便是大规模的抄家，没有准确目标的红卫兵，开进那些看上去比较高档的花园洋房和花园里弄，几乎是挨门挨户地上门抄家。规格最高的抄家是造反派开着卡车来，车上放着锣鼓家什，狂热的红卫兵穿着当年最时髦的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间则是一条赫色的宽皮带，最醒目的当然还是手臂上那条印着三个黄色毛体“红卫兵”的袖章了。一路上锣鼓震天，高音喇叭里由领头的红卫兵喊着口号：“打倒XXX！”、“把XXX楸出来！”、“XXX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最常见的抄家就是一队臂戴红袖章的人，有目的或无目的地进入谁家屋里说抄就抄。而遭遇抄家的家庭，早已如惊弓之鸟，谁也不敢多问一句。

那段时间，山阴路上着实热闹非凡。有的人家甚至一天之内被抄几次，老子单位的造反派刚走，妻子单位的红卫兵接踵而至，甚至还有儿子女儿学校的红卫兵、红外围（专为出身非红五类子女设立的造反派组织）、红小兵（小学生的造反派组织）。为了抢功，撞车的两路人马还会发生激烈争吵。

抄家的队伍如果是本单位的，那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毕竟还是同事，而且还会出具比较规范的收据。如果遇到并无任何关系的某中学的红卫兵小将，那真是惨了。我家就是某中学的红卫兵来抄的，连我的玩具和小人书都统统抄走。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家人都未受到皮肉之苦。我父亲一位住在山阴路口的曾翻译过黑格尔著作的彭姓朋友，不仅被抄了家，还勒令他喝下一瓶墨汁，说他是黑帮，心和肺都是黑的，所以就应该喝墨汁。

那时的山阴路，仿佛被兜底翻了一遍，昔日的幽静和祥和被从早到晚的锣鼓声和口号声所取代。山阴路上的大部分住户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我三姐更是一听锣鼓声就心动过速，骤然升到每分钟一百多次。

山阴路上的批斗会也时有发生。我就亲眼见过一个同学母亲被红卫兵从家里楸出来在青庄前挥手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她泪流满面的样子和颤抖尖锐的嗓音至今还会浮现在我眼前。

山阴路原先住户的住房面积也大大缩水，原来住一层或二层甚至整幢房子的，大都被扫地出门，全家老小蛰居在小小一间房里。因为住房被占，许多人家原来的家具书籍等，便失去了安身之处，只得被主人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废品回收站，或者让需要的人拣回去，甚至干脆扔进垃圾桶。我父亲的一位住在东照里的陈姓朋友，解放前是开工厂的，公私合营后靠定息生活。这样的资本家，文革一开始就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几次抄家后，不仅被扫地出门，甚至连床棉被都没留给他家。母亲把我家几条暂时不用的旧棉胎送给他们，他太太一叠声地说谢谢，惹得我母亲在心里掉眼泪。要知道，文革前我家平时买的酱油都是2角7分一斤的，而她家是非9角7分一斤的鲜酱油不进门的。

大陆新村范祥雍先生的家也被抄了，之后被赶进后面的210弄，一家数口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小房间；原来占据范老两层房子大半的古籍，一本也没剩下。

劫后的山阴路面目全非，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大多被毁坏，有的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走；我家小花园里的两棵柏树就是如此，也不清楚弄到哪里去了。青庄的那片草地变成了一片黄土地，滑梯也不见了踪影。过去每家每户盛开在阳台窗台上的花卉，只剩下尚未来得及丢弃的破败的花盆。不知从哪天开始，母亲在花盆里种起了小葱，既增加一些绿意，也可以节省一些买葱的钱。

1972年2月，山阴路忽然忙碌起来，马路两边原先的白杨树统统被连根挖出，换上了法国梧桐树。当年植树不象现在能将参天大树整体移植，新栽上的只能算树苗，大约一人多高，光秃秃孤伶伶的，没有一根分岔的枝杆和一片树叶。不久才知道，原来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准备的。居委会通知各家：尼克松访华期间无事不得随意上街，尤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律在家待着。即便待在家，也得老老实实，别隔着玻璃窗东张西望。尼克松到达上海的那天，我碰巧出门去与内蒙古插队回来的同学约会。走在山阴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就象走进寂静的墓地，不由感到一阵那年月特有的恐慌。这才想起我违反了规定，幸好没碰上麻烦事。

最近几年，随着人们怀旧情绪的日渐蔓延，关于山阴路的忆旧文章也越来越多，但是有一些显然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比如许多文章一说到山阴路浓荫蔽日的梧桐树，就想当然以为与上海西区早年法租界留下的梧桐树是一样的来历，甚至还有人诗兴大发，说鲁迅当年在梧桐树下如何如何，未免贻笑大方。

在那个“峥嵘岁月”的初期，山阴路最时髦的服装就是绿军装了。如果谁身穿一身绿军装，臂戴红袖章，腰扎一条宽皮带，会赢得无数注目礼和回头率。当然引起注目和回头的除了羡慕外，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心里是充满了惊吓和恐慌的。

当然，在山阴路上能穿上绿军装的毕竟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只是穿着或黑或蓝或灰的两用衫；女孩子还流行剃革命头，长发短辫一律剪成齐耳短，走在马路上，从背影看基本上是分不清男女的。当年就有人将这种情景讥之为“黑乌鸦”、“蓝乌鸦”和“灰乌鸦”。

那时物质极端匮乏，一切都要凭票供应，买布需要布票，买肥皂需要肥皂票。为了节省金钱和票证，不论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人的胳膊肘上都会套上一副用边角料拼成的袖套。考究些的人只在家里戴，不讲究的人则里外如一。袖套五色杂陈，给那片蓝黑灰的世界抹上了一层不协调的色彩。但爱美的女孩子还是千方百计地用假领子来扮靓自己。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假衬衫，是那年代人们为防冬季染脏棉衣领子的一项重大发明，即有衬衫领子但衬衣只做到齐胸的假衬衫。各个棉布店里都有出售假领子的专柜，只需八九角钱就能买一副的确良布料裁片，回家自己再加工。假领子的颜色倒是还算缤纷，还有各式格子的，大家把彩色的假领子翻在深色的棉衣罩衫外，不失为特殊年代的一道特殊风景。

与那年代阴晦的蓝黑灰色相映衬的，是铺天盖地的红色海洋。除了手里拿的红宝书，身上背的装红宝书的红袋子，墙上刷满红色标语，商店的橱窗除了以红布衬底陈列红宝书外，一概不能展示任何商品。

改革开放山阴路

文革结束，山阴路复归平静。然而就好比一件精美的瓷器被打破后，无论怎样修补也终难达到完美无暇的境界。

那些当年被扫地出门的住户，大多无法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住处。原先独门独户的小楼，大多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局促一楼的状况。前面提到的我父亲的老朋友范祥雍先生，在申请落实住房屡屡遭挫后，无奈之下，斗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没多久区里就为他落实了政策，从曙光村里迁出后搬进四川北路上的川北公寓。虽然没能回到原来的大陆新村，但毕竟比一家老小局促一室的时候改善了许多。知足长乐的范老，每每提起邓小平，感恩之情就会溢于言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像我这样在解放初期鼓励生育的政策指引下出生的一代人，正逢结婚育子的高潮期，所以，原本就欠着许多历史旧账的上海住房，就愈加紧张起来。当时的山阴路尽管没多少空地，却也见缝插针地造起了一些火柴盒般的住宅楼。七十年代末，原先青庄的那片草坪上，盖起了两栋五层楼的住宅楼；积善里前面的山阴路310弄，原来是一大片空地，只有寥寥几间平房。八十年代中期，这里建造了一幢六层住宅楼。在刘浩天的院子里，也建造了一栋规模比原来房子大一倍的三层楼房，门牌号码由原来的一个分成了两个。

1972年种下的梧桐树苗已长成大树，树干越长越粗，树冠越来越大，两边的树冠合拢成一道道绿色的拱门，盛夏时节，走在山阴路上根本感受不到烈日的威力。梧桐树最大的优点是不长刺毛虫，对如今生活在山阴路上的小孩而言，几乎不知道刺毛虫为何物。

大约八十年代中期，昔日路人寥寥车马稀的山阴路开始通公交车。我家对面的青庄弄堂口设置一个70路公交车的站点，每当公交车进站，刹车时轮胎的摩擦声，起步时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山阴路保持了几十年的静谧。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山阴路上破墙开店也多了起来。短短数百米的道路上，小型超市、银行、饮食店、食品店、水果店、花鸟店、宠物店……五花八门鳞次栉比。居住在山阴路上的居民，日常生活确实便利了许多，然而牺牲的却是山阴路原先的整洁与宁静。商店不仅开在马路两边，甚至还开进了狭窄的弄堂里，就连鲁迅故居所在的大陆新村，也开出了两家照相和设计的小店。黑色的花园铸铁门上涂满了花里胡哨的颜色，与鲁迅故居肃穆的氛围格格不入。

山阴路山阴大楼的沿街底层，有一家升丰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家书店虽然面积不大，书的种类却很多，但是盗版书也不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盗版书，质量远不如现今真假难辨的“高科技”盗版书，那时大概还是人工排版的，所以错字漏字甚至大段大段的遗漏屡见不鲜，而且纸张既薄又黄，正反面的字模模糊糊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看得人眼花缭乱。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面同一个人物的名字竟然有三种不同版本，看得我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当然也不全是盗版书，小店也有小店的特色，一些因为受众面太窄而难以进入大型书店的书，经常可以在它那里觅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同学林达写了《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在一部分特定读者中很有影响，当时我所在的电视台《阅读长廊》栏目打算为这本书做一档专题，便嘱实习生去买书，岂料跑遍南京路福州路等多家大书店却一无所获。最后还是被我无心插柳地在这家小书店里找到了。

后来这家书店搬到了山阴路吉祥路口，面积依然很小。据说搬迁后就换了老板，老板加雇员总共才两个人。老板是个黑黑瘦瘦的中年男人，于书籍的出版营销一道极其专业，看样子应该是资深的业内人士；雇员是个肤色白皙相貌甜美的女人，像极了央视的新闻女主播海霞。我每每晚饭后散步路过山阴路，总要到书店里转转，与女雇员聊上几句，看到中意的就买上几本。

因为换了老板，店里再也难觅盗版书的踪影，而且所售书籍的品味也与以前大不一样，没有铺天盖地的教辅书，更没有星光眩目的八卦书，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型书店怕影响效益而不愿意上架的冷门书籍。比如《万象》杂志，我寻找了好久而不得，这家小店居然每出一期都能准时上架，而且还能为顾客补齐以往遗漏的。有些已经卖完的书，他们能帮你再进；没进过的书，你把书名和出版社写给她，也总能如愿以偿。我曾托他们进过好几本市面上比较少的书，比如美国贺萧著的《危险的愉悦》，陈左高的《历代日记丛谈》，我都是从网上看到出版消息后，把书名抄给他们才买到的。几年下来，这家颇具特色的小书店名声日隆，很多人会从老远专程赶到这里来买书。对读者来说，这家书店最实惠还不止是能买到上品好书，凡这里出售的新书一律打九折。

山阴路上的第三中心小学旁边，有一家仅一开间门面的小吃店，专营南翔小笼包和三鲜馄饨，生意特别兴隆。近些年先后两次上了上海电视台生活时尚频道的美食节目，更是名声大振，几乎任何时候都座无虚席，有些人甚至端着小笼包站在马路上享用，还有人则开了小车过来，买到后就钻进车里捧着饭盒狼吞虎咽。我素不喜食肉汁肥腻的小笼包，然而身陷诸多媒体地毯式轰炸的广告攻势中，食指也不免小动起来，有几次想趁下午人少的时候去尝尝鲜，未料照样人满为患。

山阴路的274弄与其他弄堂不同，它一头连着山阴路，另一头则通向鲁迅公园围墙边的甜爱路，因此成了一条行人如织的交通要道。最近几年，弄堂里的住户纷纷破墙开店，从饮食店、水果店、服装店，到理发店、南货店……再加上打游击的各式地摊，把一条没有路名的交通要道塞得满满当当举步维艰。

夜晚的山阴路更加热闹，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喇叭声叫卖声吵嚷声此起彼伏。夏天的时候，从四川北路一拐进山阴路，立刻就会觉得气温升高几度，脑袋有些发胀。

山阴路的住户，老一辈的多已作古，年轻一代则大多搬离了旧巢。留守在山阴路的，大多是年事已高心若止水的老人，还有就是一些处境尴尬的60岁上下的准老人。曾在网上读到一位超市经理的“山阴路感言”，称山阴路为“破落户聚集区”，因为那里的人“购买力平平，眼界却特别高，好一点的东西卖不动。”看后五味杂陈，有点想笑却笑不出来，惟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超市经理出于营业额上不去的懊恼，说出此等怪话固然有点损人，但事实上却也大体如此。昔日藏龙卧虎的山阴路，如今仿佛成了一位固守着一份荣耀却又无力回天的垂暮老人。这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最直观的结果总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

此时的山阴路上行人装扮也与全国一样，任何色彩任何式样都见怪不怪，所谓“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没有奇怪的，只有更怪的”。女孩剃光头露肚脐和男孩留长发着女装都是时尚，看不惯才是土得掉渣的土老帽。

2005年，虹口区政府斥巨资将山阴路打造成上海十二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或许我的眼光太挑剔，也或许我习惯了过去的一切，尽管山阴路的修缮改造秉承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但我总觉得山阴路的旧时风韵最多恢复了十之一二。不知道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还是旧时的工匠技艺早已失传，原先一些极具风情的水泥拉毛墙，被灰色的水泥涂抹得平平整整，而最具特色的清水砖墙，则被刷成了深粉红或浅灰色，优雅素净的视觉享受荡然无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怀旧情绪的日渐浓郁，我几乎走遍了山阴路的每一条里弄。遗憾的是有几条弄堂进不去，因为大多数弄堂口都安装了有电子门禁的大铁门，不与居住在里面的人通话是无法进入的。而能进入的弄堂，则发现建筑的式样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外敞式黑色铸铁栏杆的阳台，如今大多被铝合金窗封成了一个小房间；假三层的红瓦坡顶，也因为扩大居住面积而抬升成一个个凸起的立方体；过去种花植草的小花园，现在几乎都铺满了水泥，就像农场里的打谷场……

山阴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幽雅，那种安详，那种书卷气，恐怕是再也无法修补的了。

一条说不尽的山阴路，承载了太多岁月的沧桑，也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相信这样的记忆绝不会只属于我，所以催生了我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冲动。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只是资料的罗列组合，但是，如果与我有限的记忆互为印证，能拼凑出一幅山阴路前世今生的大致轮廓，我就已经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