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学礼

任学礼，男，陕西蒲城人。 1960年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中文教授。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现在中共陕西省委党校任教。

近 20 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文化及文字训诂学的研究，已完成 200 多万字的《中国中医药文化及药酒寿世秘要》书稿，有关文史、中医药专家看过书稿后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具有甚高的文化、学术价值及实用价值。他的《汉字—中华民族生命繁衍的文化符号》将开创汉字研究的新生面，创立汉字乃生命符号的新学派。他说：汉字是生命的象意文字，源于生命，源于生殖崇拜，是中华民族生命繁衍的文化符号。从文化的角度讲，汉字是哲理的符号，智慧的符号，思维的符号，信息的符号，是具有类似生命遗传基因的文化符号及活化石，是开启中华文化巍巍大厦的金钥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最卓绝而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

中国文字训诂学大师，九四高龄的徐复教授认为他的汉字生命文化研究“是全新的东西，实在难得！”并说“余于任君有后望焉。”徐复教授之八一高龄的弟子、南京师范大学中文教授余清逸 先生认为，他的汉字生命文化研究“撇开前人师承研究之窠臼，另寻新的研究途径，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很有说服力。这是独创性，首创性，开拓性之作，面世之后，必将引起文字训诂学界极大反响，因其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而且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道人所不能道，而又不敢道。其学术价值大矣！伟矣！ 任 先生之研究，将以全新的学术成果面世，别开生面，实在难得。埋没了，是学界最大失误！”

是汉字研究的“创新”，还是伪科学?

——评任学礼的“汉字生命符号文化”研究

王 辉(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 710062)

陕西省委党校教授任学礼多年醉心于所谓的“汉字生命符号文化”研究，有书稿《汉字——中华民族生命繁衍的文化符号》。该书稿尚未出版，已受到很多新闻记者、作家的热捧。有的说他的研究是“前无古人的，开辟了汉字研究的新纪元”，“是对统治汉字训诂二千余年《说文解字》体系的颠覆”。有的说“(任氏)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破译汉字原创性的奥秘，探索汉字与生殖崇拜，揭示汉字与阴阳的和谐，论证汉字与文化的多维递承，既是陕西人的骄傲，也是陕西人对中华文化的又一大贡献。”南京师大中文系退休教授余清逸为该著作序说：“(任著)撇开前人师承研究之窠臼，另寻新的研究途径，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很有说服力。这是独创性、首创性、开拓性之作，面世之后必将引起文字训诂学界极大反响，因其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而且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道人所不能道而又不敢道。其价值大矣，伟矣!”由于余氏之推介，以至于文字训诂学大师徐复老先生也为之作序，说该著：“其学术观点新颖而有创见，自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乃创新之著也。当其面世，必为文字训诂学界之一大幸事矣。”

我多年研究汉字，特别是古文字，对汉字的探源也有极深兴趣。近日，读了该著作的部分内容，深感到我们走的是两条路，没有共同语言。“道不同，不相为谋”，对该著，我本不想说任何话，因为这极易被人误解为“党同伐异”。其实我与任氏素不相识，没有个人恩怨，对其安于清贫；坚持探索的精神也是钦佩的。但我不赞成他的研究方法，更不赞成一些人无原则的吹捧，有意或无意的炒作，以为这对学术研究是极有害的。现将自己的看法直率地讲出来，与相关学者讨论。

一、任何理论或学说，都必须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言是人类相互交际的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语古文字是汉族先民创造的，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实践运用古文字的资料。不说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殷商甲骨文有十多万片，商周金文有13000余篇，战国秦汉金文、货币、玺印、陶文、石刻、帛书、竹、木简牍蔚为大观。除此之外，先秦典籍《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诸子书也是其时人们运用语言文字的实践记录，有的虽经后人整理、加工，仍大体近是。古人研究上古文字，大体运用这些材料。许慎“五经无双”，又博考通人，其《说文解字》说字之本义，多能切中肯綮。有少数错误，乃因其未见甲骨文，金文也见得不多。《尔雅》研究上古词汇，也是汉初儒生缀缉周秦诸书旧文而成。我们今天探求文字本源，必须引用古文字及典籍用例，考察上下文，而不是仅据字形和读音，否则就会误人歧途。

贵字金文作引■，战国文字作■，秦印作昌，出土文字贵为富贵，或读为篑。任氏不用这些资料，反据楷书字形，说：“贵从中，从一，从贝，贝喻女阴，一若男阳，中者阳人于阴，喻阴阳之和也，故合而为贵，乃谓男女交合蕴育生命之贵也。”不举例证，仅凭想象，与旧日的拆字先生无别。“也”为“匝”之本字，青铜器“匝’’皆自名为“也”，《说文》说为女阴，清人于鬯及当代古文字学大师容庚早已指出其误。任氏重申女阴说，请问古文字及典籍可有例证?斩字从车从斤，《说文》说“斩法车裂”，林义光说“斩木为车”，都会意说之，与车有关。任氏说：“其取象乃阳之人阴而刺穿，割断处女膜焉。古人以为男女交合乃阴阳交战，故斩有征伐义。”车甲骨文为车之象形，绝无疑义，任氏云云，只能说是荒唐。如此离奇古怪的说法，说是“推陈出新”，标榜“汉字文化研究的新纪元、新学派”，不知是否感到脸红?

二、任氏认为形声字的声旁皆有义。责字小篆作■贷，《说文》说是“从贝，■声。”任氏说贝本海介虫，其形若女阴，乘象形，读若刺。“木芒尖锐，可刺穿于物，故民俗以之喻男阳。”

任氏说字之声同声近者，字必同源。来字古文字、典籍皆用为动词，义为来去。任氏说“像男子站立，双手、双腿分开而阳具下垂之形”，已是匪夷所思；又说来“与赖为双声，义当通，故来者赖也，生命之所赖也”，更令人啼笑皆非。

说字义仅据读音，这不是任氏的创造，先秦已有音训，汉刘熙《释名》广为推衍，宋王安石《字说》推波助澜，王圣美“右文说’’已登峰造极。这种学说尽管有其合理成分，但容易走向主观随意，对字义的解释不免有穿凿附会之嫌，为很多学者所诟病。王安石是大政治家、大学者，位至宰相，以政治权力推行字说》，还不免遭人讽刺、挖苦，留下很多笑柄。任氏以音训解释所有文字，而其释义又不出性崇拜一涂．就更等而下之了。

任氏说古音，说通假，每信口开河。如说斤与筋、进、尽、金音近义通，“斤，金也，似金之竖刚紧密也。”“斤，古人又以之喻男阳”，“筋，男子前阴也，宗筋之所聚。”但说这些字相通，在高亨的《古字通假会典》找不到例证。我自己二十多年来作古文字通假字整理、研究，拙著《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2月)也无例证。可见任说不可信。于省吾先生讲通假要“律例兼备”。“律”即读音上的可能性，“例’’即古文字典籍中的例证。通假并非只讲音近，还要注意上下文即语言环境，有种种制约。否则张、王、羊、黄、江、桑、臧、长……等姓氏都可通用，岂不乱套!

三、《说文序》说古人造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所谓“物”乃世间万物，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树木、花草、鸟、兽、虫、鱼……古人的生活，包括战争、生产、祭祀、疾病、生育、衣食住行……是极为丰富多彩的。所谓“身’’即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有头、手、足、眼、耳、鼻、口、齿……任氏解字，只关注生殖崇拜，亦即男女性事，把古人造字取材缩小到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其偏执、荒谬是必然的结果。

美字从羊从大，为会意字。字中的羊可指羊这种牲畜，也有学者说是像羊首的饰物。任氏独标新说，说羊通阳。羊、阳相通，古书有例证。问题在于，阳本为太阳，引申义有多个，任氏独取男阳一说：大本像人正面站立之形，任氏附会为((性成熟之成年男子”。任氏说：“阳大则美，谓人男女交合之性快感之美也。，’美为美好义，本极明白，一定要扯到“男女交合”，不知道是什么逻辑!微字《说文》训妙，“从人，从支，蚩省声。”任氏据楷书说字义，谓无从山，从一，从几，“山者高挺，古以喻男阳……几者小篆像女子之双腿分开之下身也。”“一者道也，一阴一阳之道也。”，金文下部本不从几。任氏说从几，但几小篆作J晦桌几之几，小孩子都能懂，却要解为女子下身，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吗?

由以上三点，可见仕氏的新字派，开非—观点新颖，立论有据，伦论述严谨，更不是什么“首创性、开拓性之作”，只能是一种“低俗文化”。徐老先生是忠厚长者，推不过情面，说几句话可以理解。但专家只专一行，有些话也不可全信。近几年文物界几位书画鉴定权威为“石鲁假画”题词，自毁一世英名，应为教训。任氏想做什么，说什么，是个人自由，大可不必抬出徐老先生。一位九旬老人，又在病中，能完全解情况吗?至于一些记者、词人、书法家的炒作，只能说是瞎折腾。说任氏学说是“陕西人的骄傲”，我也是陕西人，我只觉得这是对陕西人的侮辱。前几年有些人大赞汉中的尹博灵，说他家藏石鼓文唐拓本，是研究石鼓文的专家，我大不以为然。前几年某学校一位青年教师，说汉字是由大耳朵外星人创造的。多年过去了，尹博灵仍然是尹博灵，并未成为一个人才，外星人造字说也早已烟消云散。“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前几年，有些人力捧《唐某解字》，众口交赞，我独谔谔。近年又有人说西安有汉简本《孙子兵法》，全国哗然。现在又在抬任氏，又说要办汉字博物馆，甚至有人要注册“人体汉字表演”，“通过女子柔美身段的造型”，作“活的汉字展示”。(展示什么?怎么展示?“男女……蕴育生命”能展示吗?如果以上这些就能代表陕西学术界，我不知道这是陕西的光荣还是悲哀?

汉字是汉民族的伟大创造。长期以来，汉字对汉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发展，对中国的统一及其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学习汉字，研究汉字，是每一个华夏子孙，特别是汉语言文字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个人多年来作汉语古文字的研究，对汉字有深厚的感情，热切期盼汉字研究能进一步深入，乃至走向世界。作为一个学者，我更希望汉字研究合乎学术规范，走科学的道路，而不能搞伪科学。汉字的优点是有目共睹的，但也不必讳言其缺点与不足。对青少年要加强汉字教育，不过这种教育应是宣传正确的汉字知识，而不是用时下一些所谓“新说”去误导他们。否则，我们就不是传统文化的推广者，而会成为千古罪人。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