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鉴易知录

《清鉴易知录》是民国初年许国英为《纲鉴易知录》续编而成。《纲鉴易知录》是康熙年间由吴秉权主编的一部通俗扼要的我国编年体史书。它上起盘古，下迄明末，纪事简明，头绪清楚，使人一看了然，所以叫做《易知录》。《纲鉴易知录》由于通俗易懂，从前流传较广。解放后由中华书局重印，受到读者欢迎。可是，此书只写到明末，到了民国初年，许国英之续编，仍用纲鉴的体裁，记载清代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所以叫做《清鉴易知录》，上接《纲鉴易知录》，一直延续到清末，独立别行，又可以成为一本简明的清代编年体史书。

作者简介

清鉴易知录价值

清鉴易知录版本

作者简介

许国英，号指严，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1918年编辑《清鉴易知录》之外，、又前此曾与汪荣宝合撰《清史讲义》二册，1 91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历史教科书之用。

许氏认为当时清社已亡达六年之久，尚无中本专书详述清代三百年间的历史、人物、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而清史纂修，迄未成书；则有一代尤不可没有一部以类相从，综甄条理的编年体简明史鉴一类的书，俾供士人学子的先睹为快。于是许氏一本以吴秉权楚材所撰《纲鉴易知录》的体例，用纲挈目，藉示褒贬。或有有纲而无目，未有有目而无纲；纲既简要，目则详明，然亦有纲详而目简，概如吴书。许氏竟以一人一手之力成此一部数十万字的《清鉴易知录》的编年体史书，条理清晰，明白易晓。过去对初学清史的人从这部书里得到基础知识，就是到了今天，只要能用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它，对一般想学习一点清史的人也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清鉴易知录价值

北宋司马光编纂我国编年史资治通鉴，南宋朱熹又改写成《资抬通鉴纲目》前面有纲，后面有目，纲是历代史事的提纲，目是对历代史事较详细的记述，以后不少书采用这种体例，通称纲鉴。

当民国初年，《清史稿》尚未刊行的时候，许氏编辑此书，并无一本专书可以用作底本，其困难程度视吴书不啻倍蓰。今稽考许书所采录者，除《例言》已标明《东华录》、《圣武记》、《满汉名臣传》诸书以外，尚有《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分》、《明纪》、《明鉴》、《中国秘史》、《大义觉迷录》、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以及野史笔记等多种文献资料。至于上仿朱子《通鉴纲目》，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尤为本书的一大特色。以破除迷信而论，例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江苏巡抚汤斌之毁五通滛祠，说“民始而骇”，“始悟往日之非” (《正编》四页一一三上)，又如，光绪二年(1876)“收回英国商人所筑上海达吴淞铁路毁之”，说是“朝廷竟以迷信等说毁之”，并小注指出：“托言(铁路)不适用，实则惑于风水之说也”(《正编》一九页三0三上)云云。似乎许氏是一位大反封建迷信之说的人物了。其实，本书从一开始就说清太祖努尔哈齐“生而龙颜凤目”（《前编》一页二上)；说清太宗皇太极已而知汉人储君曰皇太子，蒙古嗣位者曰黄台吉，三者音义默符。众皆惊异，识天意有属云）。（《前编》三页二五上)；说清圣祖玄烨第二子胤礽立为皇太子，后来一废再废，是“胤礽生而克母，自古称为不孝” (《正编》五页一三0下)。诸如此类，仍不脱唯心主义旧史学的天命论和英雄史观的窠臼。

讲到《春秋》笔法，本书也是非常注意的。书卒书死，虽一字之差，而褒贬大异。书卒，如李率泰卒，小注云：“率泰遗书宽海禁，尚知爱民，故书卒”(《正编》三页八六上)多范文程卒，小注云雾： “降臣书卒，嘉其行也” (《正编》三页八六下)。是书卒表示对一人之褒。反之，书死，如洪承畴死，“批评”，云：“书死，绝之也”(《正编》三页八五上)；吴三桂死，小注云：“三桂背明叛清，不忠不孝，书死以绝之”(《正编》四页一0三下)。是书死表示对一人之贬了。其他，如在“纲”中朗说：“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名不正则言不顺。称叔父摄政王，非制也”(《正编》一页四九上)；又说“摄政王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福晋博尔济锦氏”，小注云：“著淫乱也”(《正编》一页六二下)；最后又说“袝摄政王主于太庙，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小注说：“此之谓非礼之礼”(《正编》二页六四上)。而于咸丰六年(1856)之晋封懿嫔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为懿妃，小注明确指出蠢：“著女祸之本”(《正编》一六页二六二下)。从而不难看出，许氏对于清代帝王将相，包括慈禧太后的临朝听政，举凡用人行政，国计民生，莫不留心考察，加以评，隐寓褒贬，是有他自己的看法和政见的。而他的这些看法和政见正好反映出清末民初排满思想的时代特点。

排满思想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之际，诸如抗清斗争，南明三政府(前三藩)、台湾郑氏等历史大事件，于前三藩， “纲”中又书：“明福王由崧即位于南京，改元弘光”，而于“目”中又大书特书：“由崧，神宗之孙，福王常洵子也“(《正编》一页四九下)；“纲”中既书：“明唐王称帝福建”， “目”中又大书特书：“唐王聿键，明太祖九世孙”（《正编》一页五四下)；“纲”中既书：“明桂王由榔即位于肇庆，改元永历，”“目”中又大书特书：“王为神宗之孙”（《正编》一页五九上)。抗清英雄史可法，“纲”和“目”中不但将“睿亲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的要点指明，同时在“目”中并将史可法答书较详地录出。而于郑成功的抗清斗争，用了大量的篇幅大书而特书其起事之由来和经过（《正编》二页七五下至七七上)，尤以在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最后发动的进入长江口对南京的一次大进攻，虽以友军配合不及时，指挥不协调而告失败，而“目”中仍明言：“自是终成功世，无敢言覆岛者”(同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郑成功在康熙元年(1 662)一举而收复了台湾，终于驱逐了盘踞台湾近四十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本书《正编》三页八三上下作出了如实的反映。郑成功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是当之无愧的。

详近略古为本书的二大特色。这是因为本书断代为书，属于编年体史料辑录，入关以前，清太祖努尔哈齐和清太宗皇太极两朝的事实，关系极其重要，故列为《前编》，凡四卷，一册，入关以后，从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 1)为止共二百六十八年，则列为《正编》凡二十八卷，十册。另外附录《十朝大事表》和《外交摘录》，不分卷，一册。从全书篇幅所占的比例而言，《前编》和附录除外，《正编》二十八卷中从第十四卷起到第二十八卷止，一共用了一十五卷的篇幅来详细论列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七十年间的近代史部分，占全书篇幅一半以上。其中论述同样包含有褒贬。如道光十六年(1 836)“命穆彰阿为武英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以琦善协办大学士，仍留直隶总督任”，小注指出：“著辱国偾事之臣，始大用”(《正编》一四页二四三下至二四四上)。又如第三年，道光十八年(1838) “命琦善为文渊阁大学士仍署直隶总督，以云南总督伊里布协办大学士，仍留任”，小注也指出：“著奸，如前例”(《正编》一四页二四四上)。而于道光二十一年(1 841)鸦片战役中广州失利，逮琦善来京，“目”中明白指出：“琦善至广东，一切反林则徐所为，谓可得外人欢心”(《正编》一五页二四六下)；书眉小标题则作：“琦善割地辱国”（《正编》一五页二四七上)。但同年，“革林则徐四品卿衔，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小注则指出：“著赏罚不当”(《正编》一五页二四八上)。因知许氏不但详细地叙述了鸦片战争的全部过程，而且指出了战争的正义性是在中国人民一方，林则徐、邓廷桢辈为其杰出代表人物，至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如穆彰阿、琦善、伊里布之流则属于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对于上述这些正反面人物，许氏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爱憎分明的。

再则，关于太平天国运动，从洪秀全起兵于桂林县之金田村叙起(《正编》一五页二五三上下)，直到太平天国亡(《正编》一七页二八四上下)为止，所用篇幅贯穿于三卷之中。其中提及翼王石达开，说他是洪秀全“初起时五王之一，素蓄大志，以仁义笼络天下，人心附之” (《正编》一七页二八下)，可谓赞扬备至者矣。辛亥革命前多次起义活动，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吴樾之炸出洋五大臣，直书“革命党人吴樾所为也” (《正编》二七页四四六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安徽巡抚恩铭为道员徐锡麟枪毙，则书“锡麟，浙江绍兴人，与同志设光复会，共谋革命”；又说：“时革命党声势渐盛，俱以排满为帜” (《正编》二七页四五四上)；同年，“孙文，广东香山人，始入兴中会，潜谋革命”；“黄兴与陈天华，宋教仁创华兴会”；“寻孙文至日本，乃与黄兴等合创同盟会”，小注云：“同盟会始此” (《正编》二七页四五五下至四五六上)。很明显地看出，许氏对革命是赞同的，毫无一点微词夹杂其间。

详载一代历次签订的条约，又为本书的三大特色。纵观清代三百年间的涉外问题，特别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历次签订的一系列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本书附录中的《外交摘录》，除按国别(俄、英、美、法、德、日、葡萄牙、西班牙、秘鲁、巴西、墨西哥、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荷兰、比利时等)一一录列以外，在《正编》各卷中，仍按年代先后均有纪述。一般的说，各国历次所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清前期的较略，而以近代的为详。例如光绪五年(1 879)崇厚与俄国立约十八条，《外交摘录》页一下，只简单地写成“光绪七年，改订条约二十条”，而在《正编》一九页七上下“条终附志”下，将十八条条约条文一一录出。充分证明许氏关心国家大事，平曰搜集这一类有关外交条约，以约章成案、汇览为据，兼及邸钞、朝报，大多不见于官文书的记载，尤足珍贵。这对于当时唤醒广大民众，发愤图强，振兴中华，废除不平等条约，不可否认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后，我国政府一再宣布不承认解放前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本书的三大特色，既如上述，而书中叙述，除脱误、错别字，下面还要提到以外，这里先就史实方面而言，也不无可议之处。举例来说，清太祖努尔哈齐的先世，“兴祖直皇帝名都督福满，兴祖生子六，其四即景祖翼皇帝。……景祖生子五，其四即显族宣皇帝，名塔克世”(《前编》一页一下)。努尔哈齐的曾祖与其父既都直书其名都督福满和塔克世，则其祖觉昌安之名又不书，显系遗漏了。再说努尔哈齐本人，在(《太祖纪》小注中，说“世祖(福临)入关后，追尊为太祖” (《前编》一页一上)。事实是，努尔哈齐死后，追尊谥曰武皇帝，庙号太祖，是在入关前崇德元年(1636)，见蒋氏《东华录》(1980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卷三页三九；而改谥曰太祖高皇帝，则在入关后康熙元年(1 662)，见同上卷八页一三八。又说喀尔喀五部，注为“今外蒙古”（《前编》一页九下)，亦非是。据达尔玛《金轮千辐书》和拉希彭楚克《水晶念珠》两书，内五部为扎鲁特、巴林、巴约特、弘吉刺、兀者。其中前三部在《清太祖实录》中屡见不一见，弘吉刺部亦早见于元代，只兀者一部或系明朵颜卫之一福馀卫，指科尔沁等部而言(参贾敬颜《蒙古族历史概要》稿本页七注三)。说努尔哈齐“毁抚顺城，明之南关遂亡”(《前编》二页一七上)，不知明之南关在今辽宁省开原市原为哈达部开设的马市所在广顺关的俗称，而抚顺(一作抚西)城则在今辽宁省抚顺市北抚顺，两者风牛马不相及。至于把海西四部中的哈达，注释为今辽宁省新宾县的烟筒山南冈(《前编》一页三下)，与呼兰哈达(《前编》一页五下)混为一谈，与把位于今辽宁省开原市东四十里的尚阳堡，旧名靖安堡，定在甘肃边境(《正编》二页七0下)，可以说同样都是一件荒唐无知的事。书中亦有行文欠通之处，例如康熙十六年(1677) “吴三桂遣兵犯广东，尚之信降，广东略定”(《正编》四页一0一下)。从文法上讲，是尚之信降于吴三桂，而事实上，在“目”中明说尚之信降于清，吴三桂将遁走，故广东略定。又如雍正二年(1 7 24)，“纲”中说“御制《朋党论》”小注中竟说：“《论》大略见《前编》稻叶君山之言中”(《正编》七页一四九下)。堂堂大清朝皇帝在二百几十年以前“御制”的《朋觉论》，竟然引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初的一位日本人的著作作为佐证，未免令人说中国学人太孤陋寡闻了一些。

清鉴易知录版本

关于《清鉴易知录》的版本问题，许国英指严原著时《清鉴易知录》，初版于1918年1月，再版于同年4月，均为上海藻思堂排字本。后来沈文浩瘦狂重编的《重编清鉴易知录》，三版于l 923年8月，重版于1931年5月，均为上海二思堂排字本。今北京古籍出版社采用许氏藻思堂本《清鉴易知录》，嘱我校阅，将其中明显的错别字一一挖改，如美宸英的“宸”误作“震”，载沣的“沣”误作“澧”，厄鲁特的“厄”误作“厓”，宗喀巴的“宗”误作“字”，“元代”郭守敬误作“明代”，这些都挖补贴字予以改正。其中有的差错，如；《正编》六页一三二上，清圣祖玄烨命治胤禩结党，议出马齐，“乃将马齐交胤禩，严行拘禁”，何以将马齐交胤禩?因文字牵涉较多，没有更改。又《正编》二十三页三六五，辛未赐张謇等二百八十一进士及第，查《清史稿》，应为三百八十一人，恩科年份与进士人数两者均误，亦没有更改。

全书最后得到北京古籍出版社诸编辑同志覆核一过，现将已经贴补改正的字一一列下，计改正二百八十七字（下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