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周期性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亲周期性
亲周期性(Procyclicality) 是指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正向反馈机制）。这种互相依存的作用关系会扩大经济周期性的波动程度，并造成或加剧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
亲周期性
从金融理论上讲，金融系统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亲周期性。在经济上升时期，由于抵押资产升值，市场前景看好，银行将增大信贷供给，刺激经济进一步扩张。然而，这一时期发放的许多贷款很可能转化成经济衰退期的不良贷款；当经济出现衰退时，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抵押物价值下降以及贷款风险得以暴露，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更加谨慎，提高了贷款条件、担保要求、信贷审查的要求，提取更多的风险拨备、核销了坏账，银行贷款增长速度放缓、贷款规模减少。信贷的急剧减少对经济冲击很大，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经济复苏举步维艰。
如何缓解亲周期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重点是要从监管政策角度出发，克服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从而减少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紧张情况，但是彻底消除经济周期则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制定亲周期的补救措施需要遵循的几项大的原则，即简单、透明、公平和低成本。而最终的效果就是确保银行在经济上行时积累充分的资本并在经济下行释放出来，从而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报告要求银行监管及会计方面的国际组织在今年年底前提出操作性强的具体方案。而方案本身，可以是制度规定与监管部门的自主决策相结合，但最好是采用明确的制度规定，其优点就在于制度确定后，无须不断调整，从而在需求时充分发挥作用。报告进而明确了金融体系亲周期性主要涉及了三方面的监管政策，一是资本监管；二是准备金；三是杠杆率及计值标准。
亲周期性-资本监管制度的亲周期性
在上述三个方面，资本监管制度的亲周期性则是工作的重点。强调资本监管制度的重要性，原因在于银行的资本直接影响着银行的资产规模及风险承受度。目前，国际的资本监管制度主要是依据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资本协议，1988年和2004年出台的巴塞尔老资本协议和新资本协议。资本协议原则上仅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化大银行，但实际上1988年的老协议已经被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不同的形式所采用，事实上成为了资本监管的国际标准。老协议要求银行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比不得于8%。在经济衰退时，银行的信贷损失高于经济上行时的信贷损失，由此资本规模下降（即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减小），至此，银行的放贷能力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新资本协议的亲周期性更为突出。新资本协议改变了老协议计算贷款风险权重的方法，一是在计算信用风险的标准法中，采用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确定贷款的风险权重；二是在计算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法中，采用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结果计算风险权重。金融稳定论坛认为，新协议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高资本监管制度的风险敏感性。将监管要求与现行的风险计量手段联系在一起有助于银行建立具有缓冲作用的资本金，从而反映潜在风险水平并限制监管制度的套利行为。但是，风险计量指标有其特殊的运动规律，更高的风险敏感度则意味着对应信贷资产的最低资本要求的亲周期性更强。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在经济上行阶段，计量出的风险值较低，资本要求自然会下降。相反，在经济下行阶段，计量出的风险值较高，资产质量迅速下降，资本要求自然会提高。由此，形成了对整个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大了金融稳定失衡的风险。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这一问题已经在商业银行交易账户和银行账户的业务上同时反映出来。学术界的关切得到充分证实。
亲周期性-应对资本监管亲周期性的各项建议
资本监管制度的亲周期性已经为国际上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但事实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亲周期性，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但我们能够找到弱化资本监管制度的亲周期性的补救办法。目前，巴塞尔委员会的初步考虑是，在维持新协议资本计量指标的风险敏感度的同时，对建立在PD、LGD等指标上计算出的资本规模进行调整。巴塞尔委员会希望能够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从而减缓监管资本制度下评级水平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各国监管人员已经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第一，建议继续实施新资本协议，但是提高最低资本充足率，比如从8%提高到10%。考虑到目前的经济环境，至少不应在近期冒着加剧金融危机的风险实施这项建议。如果这样做，这就是监管部门自身创造亲周期性的一个典型案例。一般来说，在发达国家，金融形势好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可能会放宽监管标准；而当金融形势出现问题时，监管部门可能会强化监管，避免被人指责工作不到位，有失职之过。因此，正确的监管策略应该采用逆周期监管措施而不是亲周期监管措施。
第二，建议根据监管部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在经济下行时降低最低资本充足率，在经济上行时提高资本充足率。然而，较好地运用自由裁量权有一定的难度。比如，假如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好，但一国的国内经济萧条。监管部门则难以确定是否提高本国国际化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还是降低集中从事国内业务的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除此之外，监管部门运用自由裁量权很可能存在较大的主观性，尤其是多从自身的角度而不是从银行的角度来权衡监管政策的利弊。不当地使用自由裁量权会加大银行的经营风险。金融稳定论坛认为，在提高资本充足率和建立缓冲资本的工作中，要把握好自由裁量权和按规则办事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最好是按规则办事。建立了相应规则后，规则则无须不断地调整，由此则会发挥事前主动出击的效果。
第三，建议建立是银行资本保险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银行可选择事先承诺一定规模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并在必要时筹集更多的资本金；银行还可购买保险，在出现系统性事件时由保险机构提供资本。资本保险提供方可能是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但是市场对这两类保险机构的依赖程度较高。提供单一险种的这类保险公司可能需要提前准备充足的现金，用于支付投保的银行。相比之下，要求银行在经济上行时期发行优先股则更为适宜。
第四，建议在新资本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中加入一项内在的稳定指标，如：使用资产价格，即股票价格指数来调整资本充足率公式的分母，而不是依赖于监管部门对经济周期状况的判断。选择股价指数的好处有三个：一是股票价格指数与银行筹集资金的难易程度有直接的关系；二是股价指数能吸引公众的充分注意力，并且与市场参与者的心理状态紧密挂钩，这是金融体系逆周期性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三是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股价指数，而且股市的交易也比较活跃。
这个方案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实施可能性。虽然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发达，但是占银行市场份额50%左右的几个商业银行已经上市。一旦股市反弹，会有更多的银行上市。遗憾的是，我国的股市波动较大，在一些时候波动水平又与经济的基本面联系不大。2007年10月上证综指创下了6124点的历史高点后一路下跌，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最大跌幅将近73%，2007~2008年中国股市跌幅处于全球第三。众所周知，市场情绪和人性的贪婪都在驱动着市场波动。但如果波动的幅度过大，参考这类股价指数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因此，在现阶段，采用这一调节指标不一定合适中国的国情。这类问题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也同样存在。
因此，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可以考虑采用反映中国经济活动的景气指数作为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的调节系数，以实现逆周期监管政策的要求，以努力实现金融稳定。在具体景气指数的设计上，我们可以考虑多项因素，如工业产生值、固定资产投资、零售商品额、进出口规模、航运指数、家庭收入及用电量等，既包括GDP的部分内容也包括GDP的替代值。然而，鉴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变化较小，在国际广泛使用这一调节指标也不一定得到他们的支持。
亲周期性-结论
综上所述，不论对于监管部门还是中央银行来说，准确预测经济所处的周期以及商业银行潜在的财务风险，并采取相应监管措施缓解监管制度亲周期，难度都是相当大的。目前的金融危机已清楚地证明了这一观点。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无法预测历史上出现的各次金融危机，包括本次金融危机。建立预警体系，加强预测危机的能力，也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后要认真完成一项重要工作。从监管部门的角度看，核心的问题是保证银行在经济下行时期银行持有充足的资本，从而保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资本的质量、规模及其纯洁度则显得尤为重要。与危机造成的损失相比，银行持有更多资本比持有少量资本要付出的代价小得多。提高资本覆盖的风险面、重新采用杠杆率以及提高总体资本充足率水平，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相对来言也易于达成共识。如果制定资本监管亲周期性的补救措施难度较大，短时间内难以成形，不妨先集中精力把后几项工作做好做扎实，确保成效，从微观角度为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作出贡献。亲周期性-考虑了亲周期性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 当前考虑了亲周期性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主要是三类模型：一是经过发展后的结构模型，即在原有的描述信用风险的结构中加入宏观经济周期因素，对原有模型进行修改。二是新兴的简约化模型，这种模型以强度过程为分析的基础，在强度过程的设计中可以加入宏观经济周期变量；三是引入宏观分析的结构模型，直接将信用等级迁移概率与宏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化。
发展后的结构模型
结构化模型由Merton(1974)首先提出，它建立在Black&Scholes期权分析理论基础上的。基于结构化方法的模型正是通过将系统性风险因素纳入到资产价格的随机扩散过程来测量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对违约概率的影响的。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变化，一方面资产回报的波动率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违约点和违约距离也在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由于Merton模型中关于违约时间和违约边界的假定过于严格，以后的研究对默顿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了放松。如Black与Cox(1976)模型，该模型假定公司资产到达较低边界时就会发生违约，同时分析了不同债务级别对内生违约边界的影响：借鉴Black与Cox(1976)模型的建模思想，Longstaff与Schwartz(1995)构建了新的模型，当公司资产价值第一次触发较低违约边界时就会发生违约。Briys和deVarenne(1997)以随机障碍为特征，将违约边界推广到随机利率环境下，对Longstaff- Schwartz模型进行了推广。
简约化模型
该方法放弃了对企业价值的假设，将违约看做由随机强度过程决定的不可预期的随机事件，随机强度过程决定了信用风险的价格。无论随机强度过程是通过信用等级迁移矩阵还是通过无风险利率结构，都与宏观周期是密不可分的。Jarrow，Lando和Turnbul(1995)提出了基于信用等级迁移矩阵的强度过程模型。在模型中，违约强度过程被看做有限状态的马尔可夫过程，通过信用等级迁移矩阵确定违约强度。 Duffie&Singleton(1998)提出了另一类简约化模型，该模型将无风险利率替换为带有违约强度过程调整的短期利率，提出了基于期限结构的简约化模型。
引入宏观分析的结构模型
麦肯锡公司所开发的CreditPortfolio View模型就是典型代表。Nickell、Perraudin和Varotto(1998)、Wilson(1997a，1997b)的经验证据表明，信用评级的转移一般取决于宏观经济周期。CreditPortfolio View模型最大特点是引入了当期的宏观经济环境，认为信用质量的变化是宏观经济周期变化的结果。
从考虑了经济亲周期性的信用风险度量模型的综述中，我们发现：这些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在信用风险产生机理、度量的时间跨度以及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处理等方面均不相同。但是，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存在的缺点是导致商业银行亲周期性的重要原因。关于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亲周期性的效应比较的实证研究可能是今后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