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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辛格计划

简介

所谓梅辛格计划就是德国企图联合日本所进行的彻底消灭生活在上海的数万名犹太人的计划：1942年7月，德国华沙地区指挥官，绰号“华沙屠夫”的约瑟夫艾伯特梅辛格（Josef Albert Meisinger）上校（该人是华沙1939盖世太保秘密警察头子，曾1939年屠杀波兰平民10万人），由希姆莱（Himmler）委派离开负责日本、中国以及满洲事务的盖世太保总部所在地东京乘潜艇前往上海，目的是为说服日本人在犹太人问题采用纳粹的政策，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梅辛格计划包括：在犹太新年节（Rosh Hashanah）,即当年的9月1晚，将上海犹太人一网打尽。然后梅辛格提出了几种处理方案，一是将犹太人装在几艘年久失修、经不起风浪的船只上，然后，把船拖至海上，切断船缆，听任犹太人在海上漂泊，直至死去。然后再将这些船只弄沉。二是让犹太人到黄浦江上游的盐矿中挖盐，过度的劳动会使大部分犹太人死去。三是在扬子江口的崇明岛上建一座集中营，在那里用犹太人进行医学实验。面对可能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上海犹太人想尽了种种办法进行应对化解，其中之一就请求亚伯拉罕约瑟佛维奇考夫曼（АбрамИосифовичКауфман）的帮助，他们曾派“一位中国信使赴哈尔滨会见考夫曼医生—通过他，设法通知在大连的安江和松冈洋右，松冈虽不再是东京的外务大臣，但仍然在政府中有影响。”考夫曼“答应将尽力对东京施加影响”。梅辛格事件的最终化解，固然有东西方文化方面的不同，但犹太人自身的积极努力无疑也是重要一环，考夫曼的工作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的犹太人

6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1840年后,就在黄河岸边的开封犹太人最终被同化之时,新的犹太移民又来到了中国。此后一个世纪里来华的犹太人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潮流。到1940年前后,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约有4-5万。

到20世纪三十年代末,上海犹太社团已成为中国境内各犹太社团和聚居地中最大、最活跃且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这不仅因为它由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三部分组成,而且还因为它开展了广泛而十分成功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而且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当时在上海的犹太人总数超过三万,形成了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人丁兴旺的社团有着自己的办事处、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50多种刊物、活跃的政治团体(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锡安主义修正派)和一支小小的部队——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支合法的犹太部队。

因此,通过对上海犹太社团的典型剖析,我们可以找到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诸多共性因素。如:善于经商办实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没有反犹主义的宽松氛围中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积极办报出刊,热心文化教育事业;与中国老百姓,中国行政当局和中国民族民主力量均能维系友好关系;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犹太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特色也就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犹太民族离散史上的“上海模式”。

“上海模式”成为一个热点,还因为上海救助了数万犹太难民。6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不少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而上海因种种复杂原因成了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除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发生时,仍有大约2.5万犹太难民在上海栖身。上海一个城市所接纳的犹太难民比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还要多。

二战期间上海的犹太人

纳粹不仅在欧洲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也威胁着上海犹太人的生存。1942年7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来到上海,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即梅辛格计划，要求日本占领当局抓捕在上海的所有犹太人，并建立三个集中营关押屠杀他们。虽然这个方案因德日之间的分歧而未能付诸实施,但日本占领当局于1943年2月在虹口建立了“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强令所有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该区。纳粹德国的不断施压以及日本对犹政策的反复无常,使上海的犹太难民在整整四年中都处于前途未卜、有时相当危险的境地。所幸的是,最终几乎所有的上海犹太人,包括中欧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都熬过大战而幸存了下来,靠的是团结互助和世界各地犹太人以及中国人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