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万岁

概述

“万岁本”出现的原因及其资料来源、内容

“万岁本”受到查禁

“万岁本”的研究与思考

《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海外的利用

概述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红卫兵群众组织将他们搜集到的曾在过去报刊发表过的毛泽东论著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文稿、批示、批语等,编印成《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论著集(石仲泉在他发表的文章《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里,将《毛泽东思想万岁》各类版本统称为“万岁本”,对这类版本素有研究的专家认为“万岁本”的称谓是比较合适的。以下简称“万岁本”),这里面的许多篇目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没有的。所辑文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闻所未闻。因而这些版本一问世便风靡一时,被争相翻印。但由于它是一种非正式出版物,出版不久,便受到了查禁,成为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昙花一现的一个特例。

“万岁本”出现的原因及其资料来源、内容

“万岁本”等非正式毛泽东著作出版物,完全是“文革”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文革”初期,全国掀起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浪潮,主要形式就是大学毛泽东著作。林彪鼓吹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学习主席“最新最话”的“警句”和“语录”,希望“使同志们更多地学到毛主席著作,促进思想革命化”,“尽可能多地读到毛主席的书,听到毛主席的话,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列主义最锐利的武器”。这极大地激起了群众对毛泽东著作的狂热兴趣。原来已经出版的、只包括建国以前内容的《毛泽东选集》4卷,已经不能满足这种狂热的社会需要。无政府主义是毛泽东著作广泛非正式出版的源头

编辑“万岁本”的资料来源,大致上有以下几种:

查抄或采取其他手段取得的中央内部文献。“文革”前,中央成立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整理和编辑了大量毛泽东文稿,一部分已编入《毛泽东选集》4卷,一部分准备用于第5卷,还有一部分作为备选和参考材料。此外,毛泽东建些报刊书籍如《新青年》、《湘江评论》、《新中华报》、《苏维埃中国》、延安《解放日报》、《动员》、《中国农民》、《政治周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毛泽东选集》以及各种毛著单行本等。建国后,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新华月报》、《新华半月刊》、《红旗》等报刊中公开发表但未收入毛泽东著作集的言论、文章、指示等。这些文献来自公开出版渠道,比较可靠,但与“文革”后出版的正式毛泽东著作集也存在着少量编辑加工的文字差异。

一些毛泽东的战友、亲友、故旧或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的谈话及保存的有关书信。如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等。这些资料在“万岁本”中所占比重不大。

“文革”中报刊、文件上新多达600余篇,有的仅收10余篇,很少有两种版本收入的篇目完全相同的情况。即便是翻印本,也往往与所据蓝本不尽相同,因为要不断增加内容,翻印本收入的材料往往比蓝本更加丰富。所收建国前的文稿,大都有旧刊可查,通常在文稿后面注明出处。建国后毛泽东的许多讲话、谈话等,由于从未正式公开发表过,故没有注明出处。

从内容看,“文革”时期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论著,大致可分作五类:综合性选集、专题性选集、书信选集、手迹选集、合著集。属于综合性选集的“万岁本”,据河南一位毛泽东著作收藏者马清学收集到的版本,1966年至1969年间,大约出了300多种。最早的出版于1966年底,绝大多数版本出版于1967年。除《毛泽东思想万岁》之外,类似性质的综合性选集书名,还有大约60多个,例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毛主席讲话》、《毛主席文选》、《毛主席言论集》、《毛主席著作编外》、《东方红文选》、《伟大的文献》、《重要文献》等等。在专题性选集中,教育方面的较多,如1967年5月红代会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毛主席教育文选》;1967年武汉编印的《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万岁》等。书信选集有1968年7月出版的《毛主席书信选集》等。手迹选集中,影响较大的是1967年2月郑州出版的《毛主席手书选集》。合编本中较常见的,是汇集了毛泽东与林彪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著作而成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长讲话》等版本。

所有“万岁本”的版本,在编选时均不约而同地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则,即选收那些未收入《毛泽东选集》(1～4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的文稿。有的版本专收建国前的文稿,有的专收建国文局、北京电影制片厂、贵州省第一轻工业厅等。从地区看,编印过这些版本的省、市、自治区涉及北京、上海、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湖北、陕西、江苏、江西、贵州、内蒙古等。军队系统除军事院校外,极少编印这类书籍。

由于“万岁本”的编者大多是一些非专业人员,缺乏专门的编辑训练和必要常识,造成这类出版物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编选体例比较杂乱,多数版本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但常常并不十分严格,随意性较大;个别版本收录的个别文稿,编者没有弄清准确的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只有篇名,没有标出著述日期,如《谦虚-戒骄》、《给侄子的亲笔信》等;有的版本由于多次辗转传抄,个别文字不准确。

由于编辑出版“万岁本”正是“文革”燎原全国之时,毛泽东在过去文稿中提到的一些领导人已被打倒,这些人的姓名在编印时便被“×××”代替,或在姓的后面加上“××”。例如一封写于1963年12月16日的信,标题便是《给林彪、××、聂荣臻、肖华诸同志的信》。有的版本,当文稿中出现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姓名时,编者甚至将姓名中的某个字倒印,以示将其“打倒”。这可以说是“文革”中的特异现象。

“万岁本”受到查禁

“万岁本”很快遭到了中央的制止和查禁、销毁。据笔者考察,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各大图书馆,均没有收藏“万岁本”。这是为什么呢?需要考察其被禁的过程。

早在建国初期,中央就作出决定,毛泽东著作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著作,统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任何非指定出版机构无权出版这类书籍。1959年10月13日,中央针对当时个别单位擅自印发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的做法,下发了关于纠正乱印乱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讲话记录的指示。然而,“文革”开始后,对出版毛泽东著作的规定,被造反派视为反对和限制出版毛泽东著作,这是任何人都担当不起的罪名,于是,“万岁本”的印刷失去控制,出版达到了高潮。1967年中央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予以制止。仅1967年5月至11月,中央就连续下发了五个文件,严令禁止各地非法编印毛泽东著作,对已经编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缴。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这个文件在第2条规定:“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和印发。中央的内部文件、会议记录和负责同志的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出:“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查获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的通报》。这个《通报》说:“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查获了一个非法编印、贩卖毛主席著作的投机倒把集团。该集团非法搜集了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文章、信件、批示200余篇,编成所谓《重要文献》,大量出售。这个《文献》不仅泄露了党的机密,而且差错又很多。这是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印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是一项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私自编印。为此,中央再次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望认真执行。今后,凡属这类非法印刷品,均应彻查法办,并首先责成北京、上海两市革命委员会贯彻执行。”

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印发《关于严禁在书刊、传单上泄密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说:“为杜绝在书刊、传单上的泄密事件,中央重申,任何群众组织或个人,严禁擅自印发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著作、讲话和翻印、转抄机密文电。凡抄家抄来的毛主席著作手稿、机密文电及其他物品,应一律上交当地革委会或军管会,绝不准私自留存、复制或擅自处理;已非法印发的有机密内容的报刊、传单、小册子,由印刷单位负责回收上缴。”

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发《关于严禁私自翻印未发表过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再次重申:“凡是未公开发表过的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不论个人或集体像,未经中央审查同意,一律不得私自翻印。此事以前业已通知过,现在再通知一次,望你们按此通知严格监督执行。”

中央在一年中连续下发五个文件,反复制止并要求查禁各地群众组织编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这是非同寻常的。但是,由于当时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这五个文件先后下发后,各地、各单位无法严格遵照执行,很难有效地制止类似出版物继续出版和流传。有的群众组织认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错”,仍然阳奉阴违,照出不误。例如,湖北省应山县革命群众组织联络委员会于1967年5月18日编印了一本《毛主席重要指示及讲话汇编》。该书在《说明》中说:“我们收集了一部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尚未正式发表的重要指示和讲话,原准备编印成册,供给革命的同志们学习。后因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都一律不许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册子和其他形式编印流传。’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我们即停止了印刷,现将已印部分装订成册,供同志们学习。”

1969年底,中央发出关于保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普遍开展保密大检查,收缴非法印刷品。这时各地革命委员会均已成立,使中央的各项指示能够得到有效落实。据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当时的一份文件披露,1970年1月至4月,西安在全市范围广泛开展了以清理文件、收缴非法印刷品为重点的群众性保密大检查,检查中“发现了大量失密、泄密违反保密制度的现象。如: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印发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首长的讲话;擅自编印毛主席、林副主席语录”。全市共收缴这类非法印刷品30多万册和大量传单。由于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1970年后,社会上不再有人编印“万岁本”,收缴的均予销毁,仅有少量“万岁本”流入了民间。同样的原因,全国各地图书馆也都没有收藏这类书籍。

“万岁本”的研究与思考

对“万岁本”的研究和使用首先是在境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外学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收集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研究资料和著述十分困难,感到材料匮乏,而且《毛泽东选集》(1～4卷)没有收建国后的文稿,他们要研究建国后的历史和毛泽东,就不得不主要借助于“万岁本”等;其次,由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1～4卷)及各种单行本著作,发表前经作者亲自校阅过,作了一些修改,与文章最初撰写时的原始形态有一定变化。因此,境外学者认为,“万岁本”的资料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撰写初衷,是对《毛泽东选集》(1～4卷)的补遗,因而备受他们青睐与重视。

境外学者在搜集、编译和利用这些资料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美国新泽西普林梯斯霍尔公司于1969年出版了《毛:伟大的生平》,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70年出版了《毛的文献:文选和篇目提要》。这些海外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主要来源就是红卫兵等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等资料。

1989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等三人,根据《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编译出版了《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时期到大跃进》。他们认为,由红卫兵组织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材料是可信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红卫兵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不可能擅自篡改毛泽东的讲话。另一方面,这些材料的来源可靠:第一,是红卫兵在“抄家”或其他“革命行动”中,从那些亲自聆听过并记录了毛泽东讲话的人那里得到的。讲话中完整地保存了毛泽东的口语和习惯用语,这也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第二,是从《湘江评论》、《苏维埃中国》、《政治周报》、《向导》、《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月刊》、《新华半月刊》、《人民日报》、建国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等报刊、书籍及其他文件中选出来的。

在研究著述方面,境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建国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均把“万岁本”作为重要的依据加以引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2卷)(求实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有187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编印的4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有62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学习文选》、《资料选编》等;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有86处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迪克威尔逊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有43处引用了多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海外学者引用较多的“万岁本”有两个:一个是1967年出版、收录毛泽东1959年至1961年间51篇文稿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另一个是1969年8月出版、收录毛泽东1950年至1968年间113篇文稿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些使用非正式引文的著作在“文革”后经由包括中央有关出版社的国内出版社出版,也间接地承认了“万岁本”的可靠性。

与境外学者相比,“文革”过去了几十年,国内研究毛泽东的有关资料范围已经得到极大的开拓,但“万岁本”在中国大陆学者中一直没有得到研究,更没有广泛使用。一些专门收录、介绍毛泽东著作版本的工具书,如袁竞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大辞典》和方舟、许京生主编,华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图书辞典》等,都没有列入这方面的内容。迄今收录毛泽东著作版本最多的是施金炎主编的《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这本书里面也只收录了寥寥几种香港、国外出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毛泽东思想万岁》翻译版本,而对原版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则没有加以介绍。从公开学术论文看,1999年以前,基本没有大陆学者引用“万岁本”的情况,只有在有关国外毛泽东研究状况的文章和书籍中,才偶尔见到零星介绍“万岁本”的文字。

出现这种情况,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原因,自然是“万岁本”都是非正式出版物,大家对其持有谨慎态度;二是由于这些资料绝大多数都已散失,目前存世的较少,一般学者难以找到,因而无法利用;三是由于“万岁本”大多数没有版权数据,引用时无法明确注明,因此学者间难以有共同的依据进行分析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中已有人开始关注并着手研究“万岁本”。如刘跃进撰著的被廖盖隆誉为毛泽东著作版本学“奠基之作”的《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一书,较深入地介绍分析了国内外不同时期出版的众多毛泽东著作版本,其中第5章《特殊版本》第3节《非正式版本》,作者用10多个页码的篇幅,详细介绍了10多种不同的“万岁本”。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万岁本”介绍得最详尽的文字,将毛泽东著作版本研究的范围大大予以拓宽。尽管作者掌握的有关资料还十分有限,也缺乏系统的研究,但可以说是国内开先河者。再有,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研究和“文革”研究的专著中,有的学者也开始谨慎地引用“万岁本”的材料。例如中央党校副教授张志明博士著《走出迷谷——1967-1979年中国政体改革的历程和思考》,书中引用的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一些讲话,就注明引自1967年3月31日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和1969年3月编印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等版本。

今天应如何看待“万岁本”等资料呢?首先,“万岁本”等是非正式出版物,没有经过规范的审查、核对、编辑,一些内容存在着文字错误,甚至有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严重失误。因此,在专业研究以外的场合,一般不宜作为严谨的、权威的毛泽东言论来正式引用。其次,“万岁本”产生于特殊的时代,以特殊的方式流行,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绝大多数保存了一定的历史文献原貌,对于研究毛泽东乃至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具有一定的资料参考价值。因此,在研究范围,作为资料和宏观背景可以适当参考使用。比如,研究毛泽东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态变化、思想轨迹、活动交往情况等。再次,要尽可能与经过修订、已经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主席语录》等正式文本相对应进行校勘,确定其真伪,比较其异同,再谨慎地使用公开本中确实没有的内容。最后,在引用时,还须注明出处,表示供读者参考之用。

《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海外的利用

《毛泽东思想万岁》原为《人民日报》1966年“七一”社论的标题。从该年年底开始， 中国大陆各地编印的各种毛泽东综合性著作集大都称为《毛泽东思想万岁》，因此通称为 “万岁本”，它们包括《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文选》、《资料选编》、《学习文选》等等， 其中《毛泽东思想万岁》的1967年280页32开本、1967年4月16开46+59页本和1969 年726页本的影印本，是海外学者经常利用的三种通行本，亦是海外当代中国史和人物特别是 毛泽东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 一、《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海外的影印发行

港、台、日都影印发行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三种通行本。

（一）海外影印的280页本和716页本

海外影印的280页本和716页本各有三种版本:

第一种是台北影印本。1973年夏季，台北国际关系学院将280页本和716页本制成照片 透印版发行。［1］

第二种是日本影印本。日本小仓编集企划版，两书的书脊分别印“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 六七年”和“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没有影印时间。

第三种是香港影印本。两书的封面分别印有“原文复刻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280页］” 和“原文复刻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716页］”字样;书脊与日本影印本一样;版权页都印有“据日本小仓编集企划版重印”字样，没有出版社，由香港一山书屋发行。

（二）海外影印的16开46+59页本

海外影印的16开46+59页本，是16开46页本的增补本，增补部分共59页，收录了《论十大关系》和《工作方法六十条》等18篇著作。它至少有两种海外影印本:

一是香港影印本。封面印有黑色的“原文复刻”和“第三辑”字样;书脊印有书名和黑 色的“第三辑”三字;书名页除书名外，还印有毛泽东黑色木刻头像和“一九六七年四月” 字样。一些引用者将其称为香港一山书屋版，其实此本不是由香港一山书屋出版的，只是多由该书屋出售而已。二是台北影印本。

另外，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于20世纪80年代初影印出版了《毛泽 东讲话和文章汇集》，全套23卷，共计5500页。其中的19篇材料“主要取自中国大陆的非正式出版社，如红卫兵组织编辑出版的《学习材料》、《毛泽东思想万岁》等”。有的学者称此书为“《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编》（英文版）”［2］，其实此书并非英文版，而是影印版。

二、编译、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集及“文化大革命”资料

海外利用《毛泽东思想万岁》编译、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集及“文化大革命”资料 主要有（按时间顺序排列）:

（一）《当代背景》891号和892号上的46+59页本的英译本

46+59页本的前面46页被全文译出刊载于《当代背景》891号上。一些文件还译载于陈志让主编的《毛:伟大的生平评介》（新泽西州普林梯斯霍尔公司1969年版）和《毛的文 献:文选和篇目提要》（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1］（p.526）《当代背景》也有译作《时事背景》的。［3］后面增补的59页的译文见《当代背景》892号;一些文件亦被翻译收入了陈志让的 两本书里。［1］（p.526）

（二）杰罗姆陈编《毛文献:文选和文献目录》（英文版）

英文版数据为“chen，Jerome，ed，Mao papers: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4］中译文应当是:杰罗姆陈编《毛文献:文选和 文献目录》，伦敦和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此书有三种中译名:一是《毛泽东的文章和书目》［5］，二是《毛泽东文集》［3］（p.253），三是《毛的文献:文选和篇目提要》［1］（p.526 ，简称为“陈译毛选”。

（三）《毛主席文选》的英译本

《毛主席文选》被全文翻译刊登在联合出版物研究中心49826号（1970年2月12日）和50792号（1970年6月23日）上。［1］（p.525）其篇目有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等。

（四）《“毛泽东选集”补遗》第3卷（中文版）

丁望主编，香港明报月刊1971年版，收文60篇。第一辑“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 1952年）收录《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寿辰大会上的祝词》等7篇;第二辑“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收录《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指示（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摘要）》等24篇;第三辑“‘三面红旗"运动时期”（1958～1959年）收录《就办报问题给广西区党委的一封信》、《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摘录）》等29篇。

书末“参考书目”中有“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中央经济学院等院校红卫兵翻印，1967 年出版”字样。

（五）《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两卷（英文版）

其英文版原文:“Mao Tse-tung.Miscellany of Mao Tse-tung Thought（1949～1968）.2 vols. Arlington，Va.:Joint Publications Research Service，Nos，61269-1 and -2，20 February 1974. ［Trans.of materials from Mao Tse-tungssu-hsiangwan-sui.］”［5］（p.1094）

译成中文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年），两卷。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联合出版物研究中心［:共产主义中国译文］61269-1号和-2号，1974年2月20日。［译自《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资料］。

此书的中译名也有几种:一是《毛泽东思想杂录》［6］，二是《毛泽东思想杂集》（1949～ 1968年）［4］（p.531），三是《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1968年）［7］。

《毛泽东思想杂录》实际上是《毛泽东思想万岁》三种海外通行本中的建国后部分的汇集，其篇目有《关于供给制的意见》、《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1955年12月6日）》、《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4月25日）》等等。

（六）《毛主席对人民说》（英文版）

此书的英文版原文为:“Schram，Stuart R.，ed.Mao Tse-tung unrehearsed:talk and litters， 1956-71.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4.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talk and litters，1956-71.New York:pantheon，1974.”［1］（p.1125）

译成中文应该是:斯图尔特R施拉姆编《毛泽东未审稿:1956～1971年的谈话和书 信》，英国哈芒斯沃斯企鹅图书公司1974年版。美国版为《毛主席对人民说:1956～1971年 的谈话和书信》，纽约神殿图书公司1974年版。

此书的篇目有《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7月23日）》等等。

此书的中译名有:《未经审定的毛泽东文稿:1956～1971的谈话和信件》 ［3］（pp.152，273）、《毛 泽东未发表文稿》［6］（p.590）《毛主席对人民说》[8］、《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书信、讲话译文汇 编）》［9］、《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1956年至1971年的讲话和书信》 ［10］、《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11］、《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谈话和信件（1956～1971）》 ［5］（p.10）、《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 1956～1971年的讲话和书信》［2］（p.384），等等。

（七）《毛泽东思想万岁》上、下册（日文版）

日本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译，东京三一书房1974～1975年出版。此书的篇目有《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等。

（八）《毛泽东文集》7卷本（多种文字版）

以联邦德国赫尔穆特马丁教授为首的编辑小组编辑，1979～1983年慕尼黑汉泽尔出版社陆续出版。收录毛泽东1949～1976年著作，其中收录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自行编 印的毛泽东文章和讲话集中的部分内容。收录的文字按照原版印行，即原版是中文的此集仍用 中文发表，原版是英文的就用英文发表，但全套文集70%的篇幅为中德文对照。［12］

（九）《毛泽东文集》第1、2集（英文版）

高英茂和约翰利昂编，纽约阿芒克夏普出版社1986年版。［7］（p.586）其篇目有:1950年3月《对〈清宫秘史〉的批判》、同年6月6日《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 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等等。

（十）《毛泽东集补卷》10卷（中文版）

竹内实主编，1983～1986年日本苍苍社版。其“别卷”（即第10卷）所附的“主要参考文献”只列了两种“万岁本”:“《毛泽东思想万岁（下）》出版单位、出版年不详”和“《资料选编》出版单位不详一九六七”［13］，漏了一本“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七二”。该书第7 卷中就有13篇参考了上述三种“万岁本”，如1941年12月16日《为王观澜同志的题词》、1942年1月17日《〈文化课本〉序》等。［14］

（十一）《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英文版）

此书的英文版原文为:“MacFarquhar，Roderick;Cheek，Timothy;and Wu，Eugene，eds， The sece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9.”［8］（p.1092）

中译文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尤金吴编《毛主席的秘密讲话: 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英国剑桥东亚研究院和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1989年版。

该书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收录“百花时期”14篇:《在颐年堂的讲话（1957年2月16日）》、《在接见全国学联委员会时的谈话（节录）（1957年2月24日）》等;“大跃进”时期5篇:《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3～4日）》、《批评〈人民日报〉不应“反冒进”（1958年1月）》等。

这19篇均译自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影印出版的《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译者认为，这些材料是可信的，因为红卫兵对毛主席无限崇拜，不可能擅自篡改他的讲话，而且他们是从亲聆并记录毛泽东讲话的人那里获得这些材料的，因此来源可靠，材料中完整保存的毛泽东口语，也证明了其真实性。

（十二）《中国近代名家著作选粹毛泽东卷》和《毛泽东著作选》（中文版）

姜义华编《中国近代名家著作选粹毛泽东卷》，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1994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翻印版改书名为《毛泽东著作选》，其中有三篇即《党内通讯》、《关于军事俱乐部》和《对〈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批语》是根据《毛泽东思想万岁》刊印的，就是昆明版726页本。

（十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中文版）

美国狄金森大学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版。其第二部分是 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指示和文章，据这部分的编者周原说:文献的主要来源 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由各种群众组织或后来的革命委员会编印发行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讲话文稿（通常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题）和有关学习材料。

三、《毛泽东思想万岁》在论著中的引用

海外学者的一些论著充分利用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各种版本，因此材料比较丰富。

（一）美国的约翰布莱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所著《毛泽东的政治哲学》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作者自称利用了“四辑《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出了前三辑，1969年出了第四辑;《毛主席文选》、《毛主席教育语录》（1967）” ［15］，这里“四辑《毛泽东思想万岁》”应当就是三种海外通行本，其中1969年出的“第四辑”当指716页本，1967年出的“前三辑”当指280页本、16开46页本及其增补59页本。

（二）英国的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2卷

1979年和1983年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大量引用了三种海外通行本，为了区分，该书把46页本、280页本和716页本这三本书名相同的书分别称为《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并把46+59页本的增补部分称为《毛泽东:未名文集》。［1］（p.526）此外，该书还利用了《毛主席文选》和《资料选编》。

（三）美国的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

美国斯坦福大学1980年版、1999年增订版。该书大量引用了三种海外通行本。书末“注 释中的缩略语”写道:Wan Sui Mao Zedong sixiang wan sui（3Vols.，which are designated re- spectively:“1967”;“April1967”;“1969”.The item is thereafter identified by the date of Mao"sremarks，unless the date is not precisely given in the book，in which case a page reference is added）. 16］

中文大意是:“万岁毛泽东思想万岁（3辑，各辑分别用‘1967"、‘1967年4月"和 ‘1969"作标识。篇名可根据标识后的毛讲话日期来确定。如原书中无精确日期，则加上参考 页码，而不注时间）。”

（四）美国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第一章是由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所写，其中大量引用了“万岁本”，并将所用“书目”列出，如:280页本即“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 （long live Man Tse-tung Thought!）.Peking:n.p.，1967.Citedas Wan-sui（1967）”. ［5］（p.1095） 译成中文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无出版者，1967年。引用时作万岁（1967）。”

716本“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Peking:n.p.，1969.CitedasWan-sui（1969）.” ［5］（p.1095）译成中文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无出版者，1969年。引用时作万岁（1969）”。

46+59页本的增补本59页部分即“Mao Tse-tung ssu-hsiang wan-sui.Peking:n.p.， 1967.Supplemem.Cited as Wan-sui（Supplemem）.”［5］（p.1095）译成中文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增补部分。北京:无出版者，1967年。引用时作万岁（增补）”。

《资料选编》即“Tzu-liaohsuan-pien（Selectedmaterials.Peking:n.p.，January.1967”. ［5］（p.1150）

《毛主席文选》即“Mao Chu-his wen-hsuan（Selected Writings by Chairman Mao）.n.p.， n.d.”。［5］（p.1094

该书还引用了没有列入“书目”的两种《学习文选》:第一种是收录毛泽东1945～1957年著作的415页本，另一种是收录毛泽东1957～1958年著作的322页本。

（五）其他论著利用的情况

韩国宋荣培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书引用了“《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日本影印本”［11］（p.428），即日本影印的716页本。此外，中国台湾张良善的《毛泽东先生评传》、美国莫里斯梅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也都引用了台北影印的三种海外通行本。

“万岁本”在海外的利用情况还有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四、海外利用《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一些问题

海外利用《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值得注意。如由于原书不全，导致海外的一些影印本残缺，例如海外影印的716页本，其原书是1969年昆明某单位编印的726页本，影印本缺了最后10页即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闭幕式上的讲话两篇文章。又如，因“万岁本”版本众多，导致海外学者在选用时出现了错误，或海外学者在引用“万岁本”时没有将所用书目注释清楚，导致在回译过程中出现错误。另外，还有一些错误是由于海外学者误解了原意，在理解上产生了错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