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芙美子

(1903～1951)

日本女小说家。

生于山口县。高中毕业后当过女仆、女工和店员。1924年开始在《日本诗人》、《文艺战线》等杂志上发表作品。1930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流浪记》是作者在社会底层10年挣扎生活的记录。类似题材的小说《风琴和渔镇》、《清贫的书信》，也给她带来声誉。1932年赴欧洲旅行，归途经上海时会见鲁迅。翌年由于为日共《赤旗报》捐款被拘捕。此后写作的《牡蛎》、《杜鹃》、《恶斗》、《鱼贝》等作品，反映了妇女在金钱万能的社会中的不幸命运。战争期间曾 3次前往中国和东南亚采访。战后发表《暴风雪》、《雨》、《旅情之海》、《河沙鱼》等许多反战作品。1948年问世的《晚菊》，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个老妓女的心境，获女流文学奖。次年完成的短篇小说《牛肉》，描绘一个曾红极一时的妓女在临终时的凄惨情景。长篇小说《浮云》(1949～1950)写一个女人受压抑的一生，流露了宿命论观点。

林芙美子和日本“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

1938年底，“笔部队”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国，日本许多报刊杂志纷纷召集“笔部队”作家的座谈会，争先恐后地登载“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成了侵华战争期间所谓“战争文学”的一次高潮。各报刊杂志仅在12月份发表的主要作品就有：

富泽有为男：《中支战线》（《中央公论》）。

尾崎士郎：《扬子江之秋》（《中央公论》），《战影日记》（《日本评论》），《站在第一线》（《日出》），《战云可测》（《雄辩》）。

丹羽文雄：《未归的中队》（《雄辩》），《上海的暴风雨》（《文艺》），《变化的街》（《新女苑》）。

片风铁兵：《战场就在眼前》（《改造》），《从军通信》（《妇人俱乐部》）。

杉山平助：《从军备忘录》（《妇人俱乐部》），《从战场寄给儿子的信》（《妇人公论》），《汉口溯江入城记》（《大陆》）。

佐藤惣之助：《战火行》（诗）《南京展望》（《大陆》），《中支的自然》（《嫩草》）。

岸田国土：《从军五十日》（《文艺春秋》）。

吉川英治：《汉口攻坚战从军见闻》（《文艺春秋》），《从军感激谱》（《妇人俱乐部》）。

北村小松：《战场》（《ALL读物》），《战场风流谈》（《大陆》）。

浜本洁：《溯江部队》《从军作家和炮弹》（《大陆》）。

吉屋信子、浜本浩、佐藤惣之助：《从军作战观战记》（《大陆》）。

佐藤春夫：《战场十日记》（《现地报告》），《闸北三义里战迹》（《新潮》）。

中谷孝雄：《前线追忆记——汉口攻克战》《南京和庐州》（《新潮》）。

菊池宽：《从军的赐物》（《大王》）。

吉屋信子：《武穴登陆之日》（《新女苑》）。

……

“笔部队”成员的这些作品，尽管所写的内容、表现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军部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如上所说，军部在劝诱作家从军的时候，曾表示不对作家提出具体要求，只是让他们去中国前线看看，“完全是无条件的”。然而，事实却相反，他们一旦来到前线，就必须按军部的要求去做。和“笔部队”同时作为《都新闻》特派员被派往武汉的井上友一郎，在《从军作家的问题》（《日本评论》1939年1月号）中，引用了“中支军报道部”交给从军作家的《从军文艺家行动表》，这个“行动表”上明确写着：

目的——主要向国民报道武汉攻克战中陆军部队官兵的英勇奋战以及劳苦的实相。同时，报道占领区内建设的状况，以使国民奋起，促进对华问题的根本解决。

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写，“笔部队”作家还有什么创作的自由呢？况且，石川达三因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和不加掩饰的真实描写而刚刚惹下了“笔祸”。受军部政府派遣的“笔部队”作家们又如何敢越雷池呢？另一方面，“笔部队”成员和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郎、栋田博、谷口胜等身为士兵的作家不同，他们在战场上待的时间很有限，大多数人只是走马观花式地“观战”。因为这些缘故，他们所制作的“从军记”，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写代替深刻的战争体验，或是用浅薄的抒情、无聊的琐事、道听途说的故事连缀成篇，或故意夸张战场体验，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作侵华战争的叫嚣和宣传。这就是“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的基本特点。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因为她是“笔部队”中惟一的女作家。女作家从军出征，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宣传价值，当时的报刊也对此大加鼓噪。如《东京朝日新闻》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说：

作为惟一的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的入城……跟随快速部队继续进行决死的行军。日本女性到战场来啦！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

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的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作为从军的收获，林芙美子回国后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试看《战线》中的一段描写：

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做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对于林芙美子的这些从军记，有的日本评论家认为其问题是缺乏战争报道应有的纪实精神，过多地记录从军中的身边琐事，而且缺乏知识品位。但我认为她制作的从军记（无论是在《战线》，还是《北岸部队》）的症结，就在于她极力把残酷的战争加以诗化和美化，不仅对亲眼目睹的侵华战争毫无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读者的价值观与日本侵华士兵的所作所为统一起来。“真想把武汉的长满棉花的大平原据为日本所有！”（《战线》）——这位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浅薄和狂妄。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而杉山平助则被称作海军班的“头号功臣”。杉山平助是“笔部队”中在前线待得时间最长的人。他在加入“笔部队”来中国之前，曾作为初期的报刊特派作家到过天津、内蒙古、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后来以这次中国之旅为题材，出版了随笔集《支那、支那人与日本》（1938年5月改造社出版）一书。参加“笔部队”后，他只身一人提前一周先行出发，而且又晚于其他“笔部队”的作家，单独一人回国。他跟随海军，溯扬子江而上，在日军攻占武汉时，随军入城。杉山平助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这些“勇敢”行为颇为自得。他曾说：“看看这次的从军作家或从军记者吧。他们（其中也包括我在内）回国以后极力强调自己是如何冒着危险。有的作家的确是到了第一线，司令官都给他们发了证明书。对自己所冒的危险尽可能地夸大，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罢了”（《从军备忘录》）。在自得之外，也流露出“的确到了第一线”的杉山平助对其他作家的轻蔑。杉山平助以自己在武汉一带的从军经历，撰文向《东京朝日新闻》投稿，成为日本最早的报道占领汉口的文字。回国后又加以整理充实，出版的《支那、支那人与日本》一书的“前言”中说：“现在，无论做怎样的和平主义的念佛，无论愚蠢地念它一百万遍，现实也不会有一步进展。而且企图搞垮日本的国际上的重压，像无形的钢刀，架在我们的头上。我在（中国）现场直接感受到了这一点。直面这一事态，就会使一切退却无为的消极态度变得失去意义。即使在精神的领域，我也从来主张抛弃优柔寡断的态度，转为积极的进攻，此外别无选择。这本书是我支那旅行的报告，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我思想的一个侧面。”在《扬子江舰队从军记》中，他又以日军在武汉的“胜利”，批判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所谓“悲观论”和“怀疑论”。他在该书的“前言”里写道：“依照陈辞滥调的常识论，在没有实际做起来之前，就散布悲观论调。对于这些愚蠢的人，这又是何等好的教训！近来日本一部分所谓理智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可悲的怀疑论者实在太多了。”但与此同时，在武汉前线亲眼看到的残酷的战争现实，看到惨遭涂炭的中国民众，他又不禁流露出一丝人性的良知，甚至也有些“悲观”起来：“每当我看到支那民众的凄惨痛苦的样子，我就难受，不禁生出一个念头：自己也想在这场战争中死去。当然，如果死神要捉住我的话，我又会拼命地逃脱和挣扎。”杉山平助当时就这样（后来也如此），常常在军国主义的侵略狂热和人性的良知之间徘徊，难怪有的日本评论者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而在“笔部队”的另一个成员——白井乔二那里，除了侵华的狂热叫嚣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在《从军作家致国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还想向日本国民再说一遍：这场战争就起因于支那的抗日教育。你们为什么对此置之不问呢？这不是一种怠慢吗？我认为，中日开战的理由，除了谁先向谁开炮、谁先杀了对方的一个军人之外，就因为（中国的）这种抗日教育，也必须向他们开战！为了我们国家的威严，应该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宣言：‘撤回这样的教育吧！否则就兵戎相见！’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意志力，真正的国际秩序就不能成立。”白井乔二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请看他的一段描写吧：

途中，在硖石车站，支那一所小学的学生出来迎接我们，我很感动。在写着“欢迎日本从军作家一行！”的旗子上，落款是“硖石镇全体师生 开智小学”。每个支那小学生手里都打着太阳旗，在车窗前面挥舞。我们很高兴。抗日教育一变而成为东洋人和平相处为基调的教育。这种教育早就开始发芽了。这在全世界教育界都是值得提倡的。毋宁说非提倡不可。

这就是白井乔二乐于看到的使中国人成为亡国奴的教育，情愿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称王称霸的教育！

总之，“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一方面，侵华的“国策”造就了“笔部队”，另一方面，“笔部队”制作的有关作品又在相当大程度上为日本的武力侵华推波助澜，从而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文学）进攻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格局。“笔部队”有被动的、受军国主义驱使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自觉地、主动地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的一面。因此，他（她）们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罪责，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或受到处分的作家是这样，没有被判为“文化战犯”的不少作家也是这样，特别是“笔部队”的作家更是难辞其咎。遗憾的是，在战后日本，有关作家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各种文学史和作家评论与研究的著作中，被有意地轻描淡写，或有意抹杀了。更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介绍和评论日本文学的文字中，有关作家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也被忽略不计了。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杂志1986年第1期上，开设了曾是“笔部队”重要成员的林芙美子的“特辑”。该“特辑”中由中国评论者撰写的有关林芙美子的一篇文章，对这位作家的“笔部队”生涯只字不提，反而强调她在战后的“反战”。文章说：“尽管林芙美子在侵略战争时期被动员去过战场，写过‘从军记’一类文章，但在她的战后作品中，反战思想还是很明显的。”在我们看来，虽然在战后“反战”比起在战后仍然恋战要可取一些，但在战后“反战”，总像在没有敌人的战场上喊“杀”一样，不免有些虚幻。况且林芙美子在战后是否是真的“反战”了，也不能凭小说中的几句话来下判断；而她在侵华战争中的恶劣行径，我们为什么要为之隐讳呢？但这样的情况反倒说明：在今天，把日本的侵华“笔部队”及其有关作家的行径加以审视和批判，仍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