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健宁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康健宁是中国纪录片界最具声望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沙与海》曾获亚广联大奖，《阴阳》被誉为反映中国农村题材的纪录片中最深刻的一部。在《唐之韵》这部被称为“诗的纪录片”中，康健宁依然保持着他作品中一贯对人的重视： “我们更关注那些作诗的人——他们自身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他们对国家的看法以及他们对人生的态度”。

总编导康健宁：中国纪录片界最具声望的导演之一，主要作品：《沙与海》曾获亚广联大奖，180分钟纪录片《阴阳》被誉为中国农村题材纪录片中最深刻的一部，著名独立制片人吴文光曾说：“《阴阳》就象一块大石头，谈当代中国纪录片没有人能绕过它。”

十四年后，每每提起康健宁，略晓一二的人还是要回到1989年，回到《沙与海》(康健宁与高国栋合导)。一周前，康健宁在北京三多堂，谈到某电视台又拿《沙与海》说事，忽地面色一沉，声调却提高了两倍——我就不相信，一个纪录片获了个奖，它就是一颗钻石了？就是什么里程碑了？这么多年了，还在说!

知者无怪。此言虽重，纯粹是一种对待纪录片功利主义的过于鲜明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康健宁成其为康健宁的原因之一。十四年了，他那条不轻的船，也行过了多少重山水；《沙与海》至多只是其中的一站。但是另一面，也唯有那一站，让众人还算清晰地看到过他一次——尽管他自己始终不以为然。从那以后，康健宁这个人其实一直处在“见首不见尾”的状态。一个在中国首次拿到 “国际大奖”的纪录片导演，曾经的宁夏电视台部门主任和副台长，从来不在这样那样的小圈子大圈子“闪亮登场”，却经常从单位彻底地消失，少则数月半载，多则两三年；回来了，除了面容衣襟添些尘土色，往往仍旧只是沉默。很难有人说得清他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

《沙与海》之后的十四年来，康健宁在做些什么？这里有一份还不够清楚的清单：

《石头上的印记》（1991），未播出；

《雪域》（1992），未播出；

《泸沽湖》（1993），未播出；

《天籁》（1994），未播出；

《生活》（1995，合导），未完整播出；

《阴阳》（1997），未播出；《公安分局》（1998），未播出；

《当兵》(2001)，未完整播出；

《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

（2002），未播出。

这些纪录片的重量，够得上担当任何一种中国纪录片史的压舱石。但它们不仅基本上未在国内主流媒体公映过，而且也极少进入其它的“小众”传播渠道，更勿论参加评奖研讨会之类。这个目录还不够清楚，是因为另有一些被他自称为“乱七八糟”而排除在外的片目，其中包括《景德镇》、《改革开放二十年》、《20年20人》、《晋商》、《唐之韵》之类声名远播的系列片——当然，分布在不同时间序列和各类人群里的观众，很难记得住它们的总导演是同一个人；去年，他还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剧情片《出汗》。

稍有纪录片常识的人，不会不明白这份清单对十余年的人生意味着什么。试问同康健宁差不多一起上路的人，“主流”也好，“独立”也好，今天有几个还在身体力行地做着当年追求的“纪录片”？而借着这三个字，远比康健宁“有名”、“有利”的，又何止一二。中国纪录片最热闹的时候，大概在90年代中期前后，纪录片的媒介地位正如日中天，真个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但庄稼的收成不只与鸣蛙有关，俯首犁地的耕牛就一向弄不出什么响动。

康健宁“消失”的原委，也就这么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只不过是在做纪录片而已，只是埋头在做，其余万事皆不关心；就因为做得太过专注而与所谓的“纪录片圈子”两相淡忘。康健宁明明知道，自己尽心竭力所做的绝大部分事情收不回任何看得见的成本——身前如此，身后也未可知——他依然这样一路走来，一个人；直到此时此刻，仍在路上。

这个人的身影就像他的纪录片一样，沉重得不合时宜。可他又自比为补锅钉碗的小工匠，纪录片对他来说，早就褪去了“光荣与梦想”的色彩，转化成另一种“物质”的生命形态。

但为什么偏偏选择纪录片？为什么又偏偏“一意孤行”地走了这么远？康健宁答：可能我呆的那个地方比较封闭，封闭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让我“心无旁物”；心无旁物，就一心一意了，一心一意，就把有些事情变得可能了。

如此，就是宁夏的风沙与黄土塑造了康健宁，虽然也仅仅塑造了这一个。而他对这片土地所倾注的生命，应该足以报答它了。

沙与海

还得回到著名的《沙与海》。一般人知道，《沙与海》断断续续地拍了半年多；而就在《沙与海》之前，康健宁还做过两部“另类”的纪录片，都是对“贫穷”与“封闭”的苦苦追问：一部是《闯江湖》(1988)，拍的是宁夏最贫穷的地区西海固；更早的一部是《窑洞人》(1987)，拍的是陕北窑洞。在思想逻辑的时间线上，康健宁至少用了三年的推敲叩问，才成就了一部《沙与海》。

《沙与海》之后，康健宁也曾一度“闯江湖”一般，裹在众多的摄制组里，不辞万里，跑去雪域高原，拍青海，拍西藏，拍泸沽湖。但他很快发现那里不是他的领地，于是他回到宁夏，继续关注刘泽远一家的生活；到了1995年，将续拍的部分与《沙与海》之《沙》衔接起来，合成了纪录片《生活》。

生活

这一年秋天，在吴文光的推荐下，康健宁带着《生活》去了趟山形电影节。那里的人群和热闹依然受到他本能的抵制，但山形还是留给他一个印象：为了一部五六十分钟的片子，居然有人不惜耗费整整五年的时间做前期调研；而且七老八十了还在拍!此人名叫怀斯曼，是康健宁至今能够记住名字的唯一一个外国导演。他看到了一种对待纪录片的态度，真正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下去了。

阴阳

概况

从山形回来，康健宁重返西海固，在有备而来的搜寻中，他等到了风水先生徐文章的出现——这就是后来拍了三个年头的《阴阳》。这一次，他深深地沉到了黄土的最底层。对于中国的农业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症结，《阴阳》的沉潜与提升几乎都到了极致，是一部当之无愧的集大成之作。康健宁编完《阴阳》是在1997年，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进驻陕北的窑洞刚好十年。十年磨一剑，他的“黄土情结”至此终于有了一个了结。

这以后，他才调转目光，拍了城市题材的《公安分局》和《当兵》。最近的一部纪录片是去年完成的《听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形式单纯的个人口述历史；康健宁说，这是《阴阳》之后他个人最为满意的一部纪录片。

剧情简介

康建宁最成熟的作品是《阴阳》，拍摄的是宁夏西北的一个村子，叫陡坡村，真正的黄土高坡，缺水严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紧张。片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叫徐文章的风水先生，也叫阴阳先生。康建宁最早注意到他是因为他衣服口袋上别的一只钢笔，他是这里的知识分子，方圆多少里人家有大事都会请他去算日子，定方位。他还有一整套教育儿女和别人的生活哲学，既有忠孝传家也有“五讲四美”，任何事情都要有规矩，政治的事情不要管，农民把地种好就行了，家和万事兴，……而这些大道理到了自己身上却变得可以灵活掌握。片中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水来的，政府补贴他们打窖蓄水，农民们却乘机想多捞好处；通往水沟的新路要经过阴阳先生家的地，他和村长大打出手。在他勘探的好风水的地点打井却不出水，由于面子问题，他不肯承认失败，他和儿子们又艰苦卓绝地去打第二口井，这次有水却很少，又有塌方，他们讨论一番也就平静地放弃了这个才打好的井。在这里的生活中，“希望”就像这里的水一样，是那么的稀罕和珍贵。片子最后，阴阳先生身穿刚做好的西装，在替人做媒，他说，别看现在这里不怎么样，可挺过这几年就好了！

当兵

《当兵》讲的是一个叫小邵的少年，小邵初中毕业以后无所事事，在家里呆着，到外面和朋友喝酒，游荡，城市开始征兵，父母送他参军，经过三个月的训练，他成为一名战士。影片就记录了一个人的这样一段生活，但作者并未把他的镜头局限在这一个人物身上。我们不仅可以从中看到不用学习，没有工作的小邵在家中的无聊，和父母的关系，还有他迅速地对部队生活的适应，同时也真切地感受城市里征兵季节的特殊氛围以及新兵营日常训练的非日常性——如果说在片中这种生活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实感，那不仅是因为作者不吝惜地使用了特写和近镜头，让我们在画面上清晰地看到了汗水和眼泪，听到了风声和喘息，更可能是基于一个军队空间难以被介入和涉及的事实。基于这一事实的另一个事实是，摄像机虽然进去了，但远未做到深入和游刃有余——幸好这并不是标准和理想状态，恰恰相反：正因为作者只拍了那些表面的，用眼睛能看到的东西，这部片子才具有了许多令人回味的余地。

清凉而恬淡

樊先生何许人也？看过《阴阳》的寥寥数人大约不会注意到，它的片尾字幕里，有一个“文学顾问”樊修章，就是这个樊先生——50年代北大的一介书生，被打成“右派”远赴宁夏，在农场以烟盒作稿纸翻译了《浮士德》。近期轰动一时的电视系列片《唐之韵》，撰稿也是樊先生。每集结尾压轴的一首唐诗，用的是童声朗诵王维的《送元二使关西》：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惺惺相惜的别情，清凉而恬淡，犹在触手可及的眼前。想必樊先生有意用这样举重若轻的心境，作别气象万千的唐朝，作别三千六百多诗人，也作别自己颠沛流离七十年的往事。

事实上，康健宁本人也并非宁夏土生土长。人生辗转飘浮，何处无离别？何处不相逢？何处是永久的故乡？或许在路上就是人生的唯一归宿，也是他的纪录片的唯一归宿。

精神源泉

事实上，康健宁最初听到樊先生讲过去的事情，还是始能诵诗书的年纪，距今也有三四十年了。那位年逾古稀仍默默著述不止的老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隐在他背后的精神源泉。

每当选择纪录一个人的时候，康健宁总要看看那人背后站了多少人。牧民刘泽远、“阴阳”徐文章的背后，站着十几亿的中国农民；樊先生的背后，站着一代命运多舛却是出污泥终不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说，古来圣贤皆寂寞，那么康健宁也好，樊先生也好，都谈不上孤独。向他们的背后回首望去——向历史的更深处望去，那里有整座星空。

又记：在我仓促行文之际，康健宁正在一边筹划宋词的电视系列片制作，一边抽空到内蒙古，为中央电视台拍摄一个关于蒙古族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