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泰晤士报

《京津泰晤士报》（<noinclude>，Template:Kj），又译《天津时报》，英国建筑师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 ）在英租界工部局的支持下创办。 初为周刊，1902年改为日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刊。 邵飘萍曾为该报撰写文章。爱泼斯坦曾在该报担任编辑。

中国北方外国人的“圣经”

——《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中国北方英文报业的发展相对于广州、香港、上海等南方地区要迟一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60年），天津被辟为国际通商口岸（Treaty Port），英、法、美等西方诸国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于是外交人员、外国商人等纷至沓来。英文报刊正是随着西方人在以天津为中心的中国北方的大量出现而创办、发展起来的。天津的英文报纸在近、现代时期数量与香港、上海相比并不算多，总共仅十种左右。1 其中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京津泰晤士报》)2 影响最大。该报经常在权威的The China Year Book上发布广告，说自己是"The Leading Daily Newspaper of Northern China. British Owned and British Edited. Entirely independent in its views and criticism, ...by far the most influential newspaper in the district."。此话应该不假。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发刊于1894年3月，开始时是周报，1902年10月1日开始改为日报。创办人是William Bellingham（? - 1895）。他原先是天津的职业建筑师，创办这份报纸后任经理和主编（早期的英文报纸一般都是创办者即第一任主编和经理，如上两期介绍的North-China Daily News [North-China Herald]的Henry Shearman即是）。他曾直言不讳地说："In thought and opinion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will be essentially British."。其实，该报虽然表面上是份商业报纸，但接受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Tientsin）的资助，实际上是份半官方的英国报纸。可以说，天津的英国工部局是

准备把该报作为自己的喉舌来扶持的，因为他们看到了英文报纸作为舆论阵地对西方人以及中国上层人士的巨大影响。正如该报的最后一位主编所说?/span>?quot;The foreign press, and particularly the English press, in China, has formed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forces from the West which have been directed toward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modernizing China and bring her into the world system of economy and politics."。显然，报纸的重大作用已成为西方人的共识。当时德国已把山东纳入其势力范围，同时想把影响逐渐扩张到邻省河北（当时称直隶，天津是其首府）。Bellingham的"Essentially British"话一出口，就引起当地德国人的强烈反应，该报的德籍股份持有人更是猛烈攻击资方（the Management）,并引起了一场官司。但是该报"（being）estab-lished on a British basis"这个原则始终没有动摇。

作为不久前停刊的Chinese Times (《中国时报》，1886-1891，天津的第一份外文报纸，由英国人Alexander Michie创办)的后来者，《京津泰晤士报》第一任主编 Bellingham肯定会吸收《中国时报》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其中的一个重要继承是，把报道的重点放在中国北方，尤其是天津（及其所处的河北省）以及北方的其他一些通商口岸（如威海卫、青岛、烟台等地）和北京。由于地域的便利，南方同类报纸在报道天津、北京时，在时效和报道的深度、广度方面就很难与之匹敌。为了凸显自己的特色，对于欧洲来的电讯，该报仅仅选登其中最重大的几条。

该报创办人即主编兼经理Bellingham次年（1895年）在任上去世。他的继任者是一位英国女士（这在中国近、现代的英文报纸主编中是极为罕见的），名叫Alice Mildred Vaughan Smith (1861-?)。她的丈夫是位印制商，1906年前还是Imperial Chinese Telegraph Administration的经理。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从28岁（1889年）开始即在日本、印度、中国等地从事新闻写作和编辑工作，同时担任包括伦敦的London Standard与美国的Chicago Daily News在内的多家报纸的通讯员。她还曾经是上海的主要英文报North-China Herald和Shanghai Times的主笔兼/或编辑。1897-1907年她一直担任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的主编（1901-1903年为两主编之一，另一主编是曾任中国Imperial Naval College的航海和航海天文学教授的William Mcleish，1903年他离职担任天津英国工部局的秘书）。

Vaughan Smith担任了十年主编后离职，由同样曾在London Standard工作过的H.E. Redmond继任。两年后，资深报人George Collinwood担任起了已空缺多年的《京津泰晤士报》的经理一职。此时（1909年），北京创办了全部由中国人自己担任经理和主编的英文报Peking Daily News 《北京每日新闻》（或称《北京日报》）。此报稍稍换了上海《字林西报》报训里的一个字，即变"neutral"为"patriotic"，为自己的motto，其实刊登的大多是政府的政令及中文报刊的选译文章。而标榜自己以“输入西方文化以激励中国的改革”为宗旨的《京津泰晤士报》，常以“国际主义”的名义或传教士的态度不管你“爱国主义”那一套，猛烈抨击这份可能是最早的“中国人自己的英文报”。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该报的第五任主编David Stewart Fraser (1869-1953)。他先在新西兰和印度从事银行工作，1900年参加了南非的Boer War3，后以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远东通讯员的身份来到当时英国在中国北方的租借地威海卫设立无线电接收站。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他对许多重要战役进行连续报道，影响很大。后来他在中东地区旅行了一段时间，1911年回到中国，开始担任《京津泰晤士报》的主编。Fraser去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Obituary）说他"sat uncomfortably in the editorial chair of 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而且，他对民国后的所谓"New China"的态度是"a wary though not immutable skepticism"。因此，辛亥革命（1911年）后该报在评论时事时往往有诋毁国民革命的言论。

《京津泰晤士报》的 影响在 G.W. Woodhead任主编时（1914-1930）得到了很大的扩展。他1902年来华，接任前曾先后担任过《字林西报》记者、路透社通讯员、《京津泰晤士报》的老冤家英文《北京日报》的主编等职，对中西的新闻业都非常熟悉。若引用一位研究当时中国的英国报业的人士的话，Woodhead对该报的贡献就在于"conducted a vigorous policy both on Chinese and foreign issues, and restored the original prestige of the editorial utterances of the paper."。

该报的最后一位主编是Wilfred Victor Pennell。他1912年来到香港，任Hong Kong Daily Press的记者，1916年来到天津，到1930年一直担任Woodhead的副手，1930年继他之后成为主编。一句话，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国带入到文明世界的大家庭中。他认为《京津泰晤士报》或广义地说英文报有三个法宝：第一，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责任感；第二，与尚十分幼稚的中国报刊相比，在观察世界大趋势上目光要锐利得多；第三，比起必须严格接受新闻检查的中国报刊，4英文报更能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从以上主持该报笔政的人选可以看出，他们均是在中国颇有影响的英籍报人，绝大多数具有相当丰富的从业经验和较高的业务水平。从我们今天还能阅读到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样

报可以看出，报社的设备也是一流的。天津的英文报发展较迟，但起点很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希望能深入到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以及当时势力尚无法到达的中国内地和北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机会终于来了，紧随其后的便是大量的西方人的到来。这为英文报纸的创办奠定了必要条件。原因是：一、作为商业报纸，需要读者的订阅和当地（也包括在英美本国的）洋行的广告来维持，（这方面该报在北方的英文报刊里无疑独占鳌头）；二、西方人要更好地深入到中国的北方，英文报这个宣传网络可以起到中外信息迅速有效传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可能对北京的上层人士施加政治影响。北京一直都不是对外开放口岸或贸易城市，在作为天朝重地不易让外国人随意进入办报的情况下，毗邻北京的天津无疑是个极佳的选择。因此，以《京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天津的一些英文报，虽然性质还是商业报纸，但大多能得到英国官方的资助和扶持。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的英国租界被日本人占领，《京津泰晤士报》与其他许多在华的英文报刊一样受到压制，被迫停刊。主编Pennell于次年被遣送回国。那么，若回顾《京津泰晤士报》四十七年的历程，七任主编所标榜的宗旨，即“为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帮助中国现代化”，究竟实现了几分，我们已不易做出精确的判断。但是，该报在清朝覆灭后民国前期刊载的一些有影响的报道还是应该在这里略提一提：

强烈反对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1915年）；

刊载题为"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的系列长文，希望引导中国以平等的身份步入现代国家的行列；

反对“巴黎和会”把山东转让给日本的决议（1919）；

一贯反对鸦片贸易，1919年刊登了在中国北方从事鸦片贸易的黑名单，引起国际震动；

刊载一系列文章强烈要求废除英日联盟；反对武器走私，反对军阀统治与割据，反对武力成为解决中国国内问题的惟一途径，同时还反对侵犯人权和尊严，包括许多中国人的人权和尊严。

该报的实际发行量未见有完整的统计，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许多上层的中国人都是它的订户和读者，在长江以北，它几乎是无处不见，而且，它发行到国外的数量是近、现代时期所有在华的英文报中最大的。《京津泰晤士报》在中国内外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1. 据初步统计有：Chinese Times (1886-1891),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 (1894-1941), China Times (1902-?), Evening Press (1902-1911?), China Review (1906-1909), China Critic (1909-?), North China Daily Mail, China Illustrated Review, North China Star, The China Advertiser, North China Commerce共11种。

2. 该报报头没有中文名称，只有似乎是报训的拉丁语、汉语对照?quot;Comitas Inter Centes（万邦协和）"一行字。除了以上译名外，还见到《天津泰晤士报》、《天津英文泰晤士报》两种译法。

3. 指南非的英国人与布尔人（南非的荷兰人 后代）之间的战争。战争于1899年爆发，1902年结束，英国以沉重代价获得胜利。

4. 当然，英文报有时同样受到中国政府的审查。如1930年初，《京津泰晤士报》刊登文章反驳国民政府的宣传，报道说传教士来中国的目的在于吗啡等毒品贸易，而且给土匪、窃贼、杀手提供凶器。当地的国民党“探捕”就在邮局扣留了报纸。同一年，该报报道了政府要关闭山东教会大学的消息，结果进入青岛的报纸全部被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