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生命沉思录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清平人。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期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46年回国，被胡适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季先生还先后担任过中国外国文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书摘

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像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如果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如果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

我觉得，碰到一件事，决不能不思而行，鲁莽行动。记得当年在德国时，法西斯统治正如火如荼。一些盲目崇拜希特勒的人，常常使用一个词儿Darauf-galngertum，意思是“说干就干，不必思考”。这是法西斯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扬弃。遇事必须深思熟虑。先考虑可行性，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然后再考虑不可行性，也是考虑的方面越广越好。正反两面仔细考虑完以后，就必须加以比较，做出决定，立即行动。如果你考虑正面，又考虑反面之后，再回头来考虑正面，又再考虑反面；那么，如此循环往复，终无宁日，最终成为考虑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所以，我赞成孔子的“再，斯可矣”。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古人说：“食、色，性也。”爱情，特别是结婚，总是同“色”相联系的。家喻户晓的《西厢记》歌颂张生和莺莺的爱情，高潮竟是一幕“酬简”，也就是“以身相许”。个中消息，很值得我们参悟。

从前西湖有一座月老祠，有一副对联是天下闻名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多么质朴，多么有人情味!只有对某些人来说，“前生”和“姻缘”显得有点渺茫和神秘。可是，如果每一对夫妇都回想一下你们当初相爱和结婚的过程的话，你能否定月老祠的这一副对联吗？

平心而论，人老了，不能说是什么好事，老态龙钟，惹人厌恶；但也不能说是什么坏事。人一老，经验丰富，识多见广。他们的经验，有时会对个人甚至对国家是有些用处的。但是，这种用处是必须经过事实证明的，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有用处，是不会取信于人的。

一个人受不受人尊敬，完全决定了你有没有值得别人尊敬的地方。

在对待生命问题上，中国人与印度人迥乎不同。中国人希望转生，连唐明皇和杨贵妃不也希望“生生世世为夫妻”吗？印度人则在笃信轮回转生之余，努力寻求跳出轮回的办法。以佛教而论，小乘终身苦修，目的是想达到涅盘。大乘顿悟成佛，目的也无非是想达到涅盘。涅盘者，圆融清静之谓，这个字的原意就是“终止”，终止者，跳出轮回不再转生也。

人一死就是涅盘，不用你苦苦追求。那种追求是“可怜无补费工夫”。在亿万年地球存在的期间，一个人只能有一次生命。这一次生命是万分难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人的寿夭不同，这是人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书评

桂杰评

大师不是圣人，不要对大师求全责备

新出版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是一本很有嚼头的书，这是经过过滤之后的一个老人人生智慧的全部精华，也许我们很难把季羡林老先生的书通读一遍，以格言形式出现的这本书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思想游历和穿越。

季先生在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文学范围内，改文言为白话，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文化创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据我个人的看法,各种体裁间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小说,包括长篇、中篇和短篇,以及戏剧，在形式上完全西化了。这是福?是祸?我还没见到有专家讨论过。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的长篇小说的形式，很难说较之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有什么优越之处。戏剧亦然，不必具论。至于新诗,我则认为是一个失败。

有关季老的这段谈话最近成为争论和批评的重点。学者刘仰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撰文表达“遇到知音的兴奋”并赞同了季羡林先生的看法，认为“中国现代诗一百年来走过的道路,确实证明是一个失败”是走上了“一条没有前途的道路”，是“走进死胡同”，并断言：“此路不通”。接着一些诗歌界的人士站出来对季老的话表示震惊和质疑，文学评论家何三坡的观点更像是在骂人，称季老先生一直在说昏话，“世界上有这样弱智的大师么……不该被打屁股么？”网络上因为季老的书一时热闹起来，仿佛新诗在当下的不景气似乎都是季老这一番话直接导致的结果，正在医院安心养病的季羡林老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为说了些什么而被现在的人说来道去、指手画脚。

中国人对于读书向来喜欢较真，喜欢在苛求大师当中求全责备，甚至以叫板和痛骂别人为快。其实，读书不必抱着学习的态度，也不要把所有大师的话当成普遍真理。捧读季老这样一本人生格言，应该感觉是和一个富有智慧的老者在聊天，应当心平气和用心聆听，而不应低眉顺眼或者怒目圆睁。

关于自己说话的立场和态度，其实季老在他的这本语录书中已经交代得十分清楚了，“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并不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Ｐ５０）也许，中国的新诗的确需要一点时间证明自己的不“失败”，并让健康长寿的季老在有生之年有机会改正自己这个“错误”的看法。对于骂人，其实季老也并不怕，他曾经说过“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的头顶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Ｐ７０）但是，季老还说，“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别人阻挡不得，当然，我也有骇怪的权利，别人也阻挡不得。”（Ｐ４７）

其实，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当中蕴含着无量的智慧，阅读这样的书你不必像被毛主席语录一样牢牢记住大师的每一句观点并供奉起来，而是应该去用心体会一个大师的人生态度，他的思维方式，以及为人处事的方法，体会他的宽容、智慧、幽默、性情、风趣、简单、自责、忧虑等等。

在书中，季羡林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对于文革这样的惊世浩劫，季羡林老人都有这样的心态，因此我可以下结论，无论网上那些所谓的评论家和文化人如何骂他，如何要打他的屁股，他会宽恕你们所有人，并报以淡然而无谓的一笑。

潘洗尘评

向季羡林先生学习思考人生

近读季羡林先生的《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再次体味学术大师后无来者的旷世学养，以及一个真正智者的人生千虑。每读季先生的文字，总有一种重回课堂的感觉，让你无法不正襟危坐、洗耳恭听。

季先生的许多人生感悟，精妙绝伦，足可以让我等后知后觉者一生珍藏受用。比如关于“霉”与“运”：“走的运越大，则倒的霉也越惨……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不倒霉则走不了运。”；比如关于“谦虚”：谦虚是美德，但必须掌握分寸……必须出之以真诚。有意的过分的谦虚就等于虚伪。”；比如关于“恐惧”：“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正常的；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是英雄……不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孱头。不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也是正常的。”；比如关于“傻瓜”：“ 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作“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比如关于“生命价值”：“ 人一死就是涅盘，不用你苦苦追求……不管寿长寿短，都要尽力实现这仅有的一次生命的价值。多体会“民胞物与”的意义，使人类和动植物都能在仅有的一生中过得愉快，过得幸福，过得美满，过得祥和。”

季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洋洋洒洒，毫不吝惜将自己的一生历炼之所得倾囊相授。而在他诸多处处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人生命题中，窃以为最惊世骇俗也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先生对“坏人”的洞见：“坏人是不会改好的……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虽然做为一个连当学生都可能没有资格的晚辈，但因深知季先生的治学之道是以严谨为上，所以在此仍想将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不解”之处斗胆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再思考，以让自己可以真正达到 “解惑”之目的。

季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中对“坏人”是这样界定的：“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而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却一直告诉我：损人利己的人不一定就是坏人，而损人又不利已的人则一定已不是“坏人”而是精神病患者了。这是因为，我在个人的生活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和事，那就是很多人在“利己”的时候，并没有“损人”的主观意愿，或者说他（她）们在做“利己”之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样做会有“损人”的后果发生，甚至他（她）们对可能或已出现的“损人”的客观发生真的是一直无知无觉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简单地把他（她）们一概当坏人而论呢？当就这个问题再做更深一步思考的时后，自己突然觉得就更加迷惑了：“利己”和“损人”原来是那么的相伴相生，几乎不可能单独存在。于是感到害怕，于是搜肠刮肚地想找出一件 “利己”而不“损人”的事来，竟真的一件都找不出！比如你去购物，你花自己的钱购什么购多购少本是你自己的事，但“物”总是有限的，你购得之后就一定会有人“购不得”，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损人”呢？这样想，按季先生的界定就岂不是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吗，于是更加害怕，觉得自己也可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坏人”了。

至于对季先生的“干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的结论，我却觉得“坏人”也是人，所以坏人之坏就就在于其心怀一切皆要“利己”之念而为此“损人”也在所不惜，而一个连“利己”之念都没有的人，就算他再“损人“，也不能用好人坏人的评价标准去评价他（她）了，我觉得这已经由一个道德评价问题而转化成了医学问题了，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病情估盼，不在社会道德层面，而在医院。

最后，还想就季先生有关对九十年来新诗也就是季先生所说的“白话诗”的发展的“全面”否定保留一点自己的看法。据我所知，季先生早年就喜欢"纯诗"，喜欢法国诗人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的作品。也曾有人说季先生早年自己也曾写过“白话诗”，而与季先生从四十年代就开始是同事的金克木先生就正是一位大学者和大诗人。而季先生之所以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是因为“纯诗主张废弃韵律，我则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只是不必叫诗。”而季先生对朦胧诗的评价则是“我总怀疑这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在此，我不敢妄断这是由于季先生虽学贯中西但仍对中国新诗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新诗关注与阅读有限所导致的“误判”，但我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说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还有什么不“乏善可陈”之处的话，那就是新诗所获得的巨大的突破性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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