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传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毋庸置疑，《胡耀邦传》第一卷还残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认知基本上都是从官方党史的调子出发的，带有不少陈旧的党八股痕迹，这离一部真正告别了意识形态教条、面目一新的《胡耀邦传》还是有不小的距离。我无意苛求风烛余年依然怀抱着热情的撰写者和编者，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已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不像书出来前许多人担心的那样，这本传记会不会被弄得面目全非、假话连篇。起码胡耀邦经历的大事还是都如实地写出了，毕竟1976年前的胡耀邦还没有多少禁忌，不会触及某些人的脆弱神经。这一点，《胡耀邦传》的第二卷、第三卷要保持现在这样的风格恐怕就很难了，甚至连能不能出版都还是一个问题。

意义

本书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我国改革开放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本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书中披露了许多具有思想和学术价值的资料。因此，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研究十年文革史、拨乱反正史、改革开放史的学者来说，都值得认真读一读。沈宝祥教授高度肯定了该书在研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在中国实践社会主义的讨论方面所提供的重要资料价值。他举出这样两条: 一是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观点的提出。1975年，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观点，邓小平特别赞同这个观点。(同上书，第195页)沈宝祥说:这件事，“耀邦也对我们讲过。他说，知道马克思有这个观点，但找不到原话。请教了许多老师，都说有这个话，但也说不清出处。后来花了很大功夫，终于找到了。很显然，耀邦是要以老祖宗的这个观点，并找到原话，去反对轻视科学技术的‘左’的思想”。二是1976年10月10日，胡耀邦给叶帅提出三条治国建议: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狱)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同上书，第208页)这三条，反映了党心民心，抓住了治党治国的关键。10月8日，叶帅派他的儿子叶选宁来告知耀邦粉碎“四人帮”的大好消息，并要求他提出治国建议。正如满妹在书中记载，“选宁走后，父亲激动得不说话，只是在客厅里一个劲儿地踱步，久违的笑容在父亲的脸上荡漾”。

《胡耀邦传》编者前言

胡耀邦从1929年(十四岁)在家乡参加革命工作，到1989年（七十三岁）与世长辞的历史，胡耀邦从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成长为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历史，胡耀邦在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道德传统薰陶中，形成的以人为本、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清正廉明、容异纳谏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受个人和时代的局限所产生的失误和不足的历史，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人认真总结和借鉴的丰富遗产和宝贵财富。它对于中国的今天和未来，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研究胡耀邦的历史，也就是从一个非常广阔的视野中窥见中国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一斑；或者可以说，研究胡耀邦的历史，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尤其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课题。

胡耀邦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经历了少先队、青年团、共产党领导工作的考验，经历了党政军民学各方面工作的千锤百炼，形成了他热爱人民、勤奋学习、重视实际、不断创新、朝气蓬勃、宽厚坦诚的优良品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在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站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最前列。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和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组织与领导了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参与制定并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为党的总书记，他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下，组织开创了中兴大业的新局面，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增强了综合国力，促进了外事工作的发展，加强了中共党的建设。

胡耀邦最难能可贵之处,不在于他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国际共运史上并非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怀念,而耀邦却特具魅力,体现在他生前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爱戴，身后更受到愈来愈深切的怀念。原因就在于，他有一颗真心诚意把人当成人来尊重、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实践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在取缔西单民主墙后的1979年6月，胡耀邦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不顾高层人士对他支持民主运动的指责，义正词严地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他坚持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理直气壮，掷地有声！他从许许多多具体的典型事例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给专制与独裁敲丧钟，给民主和法制鸣锣开道。这是他多彩人生中十分耀眼之笔，也是人们对他最

为怀念之处，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最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和理念。

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拨乱反正，使经过 “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严重丧失威信的党的形象获得了改善。他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改革，力求真正实行民主，让人民当家做主。他在中央领导岗位上和其他同事一起，尽一切努力寻找落后于时代的政治体制的痼疾，寻找把中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国家的道路，把中国引向当代世界文明国家之林的道路。因此，他赢得了中国人民衷心的拥戴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的高度赞许。尽管他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屡遭挫折，受到不公正的责难，未竟全功，但坚冰已破，航道已开，历史必将沿着它固有的轨迹向前发展，这是历史唯物论。

20世纪50年代初，胡耀邦到青年团中央任第一书记，我们几个人就在他领导下工作。我们受到他的教育，敬佩他的言行。1989年 4月15日他与世长辞后，我们就自发地聚在一起,不顾学识浅薄，在张黎群带领下，以研究耀邦生平历史为己任，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分别在图书馆、资料室、档案室查找和抄录耀邦的讲话、发言、报告和有关的记录、报道等材料，收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我们访问了为数众多的同耀邦有过接触的人士，还数次去河北、江西、湖南等地访问，用信函、电报、电话向一些部门和人士咨询过某些问题。

1999年4月15日，耀邦逝世十周年，我们在香港出版了《怀念耀邦》第一集和第二集。2000年11月20日，耀邦八十五岁诞辰，我们又编辑出版了《怀念耀邦》第三集和第四集。这四集共有作者一百人，怀念文章一百篇，一百多万字。文章从不同角度记述耀邦的事迹，波澜壮阔、五彩纷呈，璀璨夺目，亲切感人。虽发行有限，但海内外读过此书的人大都予以肯定，希望继续编下去。

十五年来，我们专心致志从事耀邦史料的搜集和研究，还先后在不同刊物上分别发表过一些文章，记述耀邦其人其事。在此基础上，我们决定写出一部尽可能完整的《胡耀邦传》，全面介绍耀邦的生平事迹。为了直接给写传记作准备，严如平还先后组织编写了《胡耀邦年谱简编》和《胡耀邦年谱初编》。六年前,在具有大量可靠资料的基础上,这本《胡耀邦传》进入起草阶段，我们商定由唐非执笔写胡耀邦从童年到“文化大革命”部分（即本书第一卷第一章至第十三章），由严如平执笔从“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写起，到胡耀邦与世长辞（即本书第二、三卷第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每写出一稿，我们几个人就互相传阅，并聚在一起详细讨论修改（张黎群2003年3月11日不幸因病逝世）。数年间，无论篇章结构还是问题提法或史料运用，都经过了大家多次斟酌，作了重大修改，很多章节还分送有关专家或知情人审核，最后于2004年10月定稿。此书写作的全过程，我们得到了许多前辈和知情人士特别是《怀念耀邦》诸位作者的大力支持，同时充分利用了一些研究成果（见附件：征引目录），在此，我们谨向帮助、支持我们的诸位同志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有很多应该查阅的文件和材料，我们至今未能看到。所以这本书还存在若干不足之处，或不够完全准确之处，相信这是能得到读者谅察的。希望能在大家帮助下，以后得到补充纠正。现在先出一版，征求意见，并作为耀邦同志九十岁诞辰的献礼。

毋庸讳言，几十年来个人迷信盛行，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的情况比比皆是，这对真实记述胡耀邦的生平事迹和历史作用都是极大的障碍。我们相信马克思说的一句话：“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我们在编写本书时力求这样做，力求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但受到种种条件限制，也未能尽如人意。只能做到宁缺毋讹，决不轻信谎言，传播迷信。

对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从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可能“舆论一律”，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保持一致”，但应该尊重和倾听不同的意见，以便补偏救弊，使认识更加全面，减少片面。所以我们诚恳地欢迎各方人士对本书批评指正。

序（李锐）

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从陈独秀开始，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华国锋……，一一回顾起来，最得人心的是胡耀邦。他去世已经十五年，可是声誉更隆，更被怀念，在党内党外公众的心目中，他是党的良心，社会的良心。

耀邦是应该得到这样的历史的地位的，因为他是真正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的人。党在毛泽东去世时解决了“四人帮”，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耀邦理直气壮、挺身而出了。当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将“四人帮”已被抓起来的信息告诉耀邦时，他立即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当时被称为“隆中三策”）这时全国还在“两个凡是”的统治之下。耀邦在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岗位上，顶着极大的风险，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左倾错误思想的长期束缚。他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是非，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光看文件不行，还要看实践。”以实践为分清历史是非的标准，这比后来发展的大讨论要早半年。随后在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要横下一条心，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挺身而出说话的，一定要挺身而出。”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推动历史前进的先锋人物。

耀邦为什么能具有如此的眼光和气魄？仅仅是由于文革十年的教训吗？据我所知，耀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过人胆识，由来已久。他十四岁参加革命后，就遇到打“AB团”，自己几乎被杀，这当然是刻骨铭心之事。以下简要记述几件他的这种有关经历。

延安抢救运动时，他很是反对，在自己掌权的总政组织部，亲自做逼、供、信试验，打出假特务，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950年到1952年，担任川北党政领导时，他亲自起草“人民代表公约”；土改中实行保护富农和对地主的温和政策；不许农民乱罚乱斗，进城抓人。当年邓小平这样评价他：“有主见，不盲从。”

1952年到1966年，他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提倡八个大字：“朝气蓬勃，实事求是。”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弄虚作假。要有实干的精神，言行一至，表里如一。”他认为执政党尤其要这样要求。战争年代，形势逼得你非实事求是不可；执政以后，即容易自以为是，走向反面；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深入实际，尤其需要民主制度和党的纪律的保证。

1954年10日，《中国青年》编辑问他，“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它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心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

1957年反右派时，他不在国内；回国后，对团中央打的右派进行安慰。他同我谈过，生平憾事，对项南和苏进没有保护好；两次自责，批斗彭德怀时没讲公道话，开除刘少奇党籍也举了手。

1962年下放湖南帮助工作两年时，他亲自来到浏阳、醴陵、平江的生产大队蹲点。四清运动开始，对政策界限和方法步骤都作了规定：凡属集体瞒产私分，不做处理；手脚不干净的，公物归还，不搞坦白检举；群众向干部提意见，只“背靠背”；同时号召“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运动。”湘潭地区因此没有发生乱斗和影响生产，大家都满意。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在陕西第一书记任上，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四清运动越来越左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了“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民主改革，纠正社教运动中侵犯人权的错误作法。发出这样的号召：“社教运动是教育人，不是整人”；“要维护人权，尊重风俗人情 ”；“民主要过硬”；“领导人要听反对的话”。他强调“生产好不好，是检验工作好不好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工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归谁）。当年在西北局的领导下，陕西“左祸”特殊严重。耀邦本人被叶剑英保护先行回到北京，他的副手等则受到十年迫害。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文革后期，他叹息“搞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文革后期，耀邦主持科学院工作，主持起草了《汇报提纲》，根据马克思的著作，最早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法，并作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报告。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汇报提纲》成了集中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他又受到残酷斗争。

由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知道耀邦一生历经革命磨练，特别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尤其看重实践效果，因而能抓住过去党和毛泽东屡犯错误最终走上文革绝路的症结：即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套做法，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思想的绝对统治，名为无产阶级专政实为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又变成了领袖专政。毛泽东还结合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帝王专制：乾纲独断，一言九鼎，发展个人崇拜，尤需高呼万岁。甚至要超过历代帝王，做到内圣外王，君师合一。林彪领会迎合，做到极致：四个伟大，一句顶万句，手摇小红书，身上挂像章，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党内党外，都做驯服工具，甘为奴隶奴才。于是文革浩动，犹如邪教猖狂。因此，耀邦特别重视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尤其政治要民主化，认为强求“保持一致”，就没有思想自由和言论、出版自由。他在兼任中宣部长以后，在 1978年最后一天和1979年第三天，同全体工作人员两次讲话，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他愤怒地遣责文化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 [ 反党小说 ] 、[ 黑画 ] 等等。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随后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他向大家推荐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还要通过审查制度，让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能表现一种色彩呢？”

1979年3月25日，西单民主墙出现《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中国人权宣言》等大字报，随后作者魏京生等被捕，耀邦就极不以为然。他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头版发表。信中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 [ 引导 ] 两个字。[ 引导 ] 比 [ 教育 ] 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随后6月间，他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发表了意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 [ 四项基本原则 ] 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作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们心中的烈士。”（请问，我们现在还能在中央的会议上听到哪个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吗？）耀邦当时还主张成立一个民主公园。后来，北京市虽然将月坛公园定为民主公园，由于政治形势影响，无疾而终。当年党内老人支持耀邦的只有叶剑英。叶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要知道，逮捕魏京生是邓小平下的命令。耀邦为什么能如此仗义执言呢？这自然同他的极其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有关，同他的才、学、识有关，更同他的大智、大仁、大勇有关。耀邦只读过半年初中，但他一生手不释卷，极好读书，而且真正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刊名即是他题写的），古今中外，从二十四史到西方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到各种社会学说，中外文学名著，诗词歌赋，以及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书籍，包括圣经、辞典，他都涉猎或精读。在延安时，他的勤奋好学就颇有名声。他认为没有广博的知识，就做不好工作。“博古通今”四个字安在他身上是合适的。陆定一称他为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他重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他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接受人权、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些规则的，这是西方百年间向前发展的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我们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却同这些规则没有缘分。耀邦尤其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重视属于人的人仅、人道、人格、人性、人情。因此，他认为重视和运用这些规则，决不是搞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李维汉谈到过去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危害，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个重要讲话，经政治局讨论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胡乔木认为当时形势比反右派前还严重，要接受波兰团结工会的教训，如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造成形势的混乱。这个讲话也就被置之高阁，反而接受了胡乔木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被选为中共中央主席时，他说了这样真诚而感人肺腑的话：“虽然我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但有两点是没有因而改变的：第一，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第二，我的能力和水平没有变，我还是昨天的我。”邓小平随即说：“耀邦刚才的讲话，证明了他是党的主席的合适人选。”这是耀邦身上的一大特点，权力没有改变他的本色，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因此能尊重他人，不论职位高低，能听得进不同意见。

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名著中所说的，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的条件下创造。”耀邦在从事他的历史事业的时候，不得不面对种种既定的条件，不得不受到这些既定条件的牵制。

1983年1月20日，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提出“全面而系统地改革”的问题，批评了那种“农村要改革，城市不一定改革；经济部门要改革，政治、文教部门可以置身事外”的思想。明确指出：“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关于“衡量各项改革对与不对的标志”，首次提出“三个有利于 ”，“是否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可以说，这是实行全面改革的初步纲领。

耀邦始终坚持全面改革和全面开放的思想，而且日益深刻和成熟。这反映在他最后一次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这是空前开放的文件，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决议》中以下这些彻底解放思想，促使国家现代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意见，都是过去中央文件中没有出现过的：“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精神，尊重人，关心人。”“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还有如此明确的规定：“要遵守宪法规定的原则，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批评反批评的自由。”

遗憾的是，这个决议尚未付诸实行，耀邦就在1987年1月离职了。杜甫咏武侯诗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耀邦出师未捷，壮志未酬，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未能看到他为之奋斗的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改革的曙光，不能不抱终天之恨，死不瞑目吧。

中国有句老话，“不以成败论英雄”。耀邦就是一位不能以成败论的英雄，大家都见到了他的丰功伟绩。他毫无防人之心，总是以善心待人，宽厚待人，这才是我们的胡耀邦！就他个人来说，这“失败”岂不正好说明他的正确么。这也就是说，耀邦用他的成功和“失败”，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国要走什么路，不能走什么路。

耀邦去世的前十天，1989年4月5日，我应邀到他家中，他同我作了七个小时的长谈。他说：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4月19日，在中顾委的支部会上，我反映了这个情况，我说这是耀邦的政治遗嘱。这次长谈我已经详细写出，文章编在《怀念耀邦》第四集中。这四集共百万字的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唐非，都是团中央的老人，又经上述五位忠实的部属（张黎群）不久前去世）多年劳动撰写的《胡耀邦传》的问世，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不仅可满足广大读者的渴望，也可告慰耀邦在天之灵。他们尽管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必要的资料也不齐全，但他们力求做到客观地、真实地反映耀邦生平，既不溢美，也不文过，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把耀邦的功过是非当成历史的经验教训。秉笔直书。文信国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认为史家的直笔是体现天地之正气的。这本《胡耀邦传》，就是一部体现了天地正气的信史。

张黎群等五位作者在团中央工作多年，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书中除了反映出他们的这种学养之外，还贯注了他们对领导兼朋友的耀邦的深厚感情。耀邦的平易近人，待同志如家人，遇事可以相互争执，善于接受意见，知错必改，决不自以为是。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他首先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他总说：“知错就改，光明磊落一辈子；知错不改，内疚一辈子。”这些话使他们最难忘却。张黎群曾是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的社长，同耀邦的关系密切。1957年耀邦率团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时，张黎群几乎被团中央机关工作的主持人打成右派分子，耀邦回国后把他保护了下来。他们五位对耀邦的亲身感受，想必也会感染读者的。

我深信，读了这本书的人会更了解耀邦，更亲近耀邦，更崇敬耀邦。我更希望读者们在这本书的激励之下，更自觉地成为耀邦事业的后继者，努力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完成他的未竟之业，使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认真实施宪政，成为真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我已经快八十八岁了，我也会这样做。

最后，我想振臂高呼这样一句口号：向胡耀邦学习！

胡耀邦传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胡耀邦传

基本信息

内容简介

目录

评价

意义

《胡耀邦传》编者前言

序（ 李锐）

序（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