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社会学

后现代社会学

1980年代以后，以解构现代理性为主要旨趣的后现代主义，其批判的对象由最初的文化、哲学领域，转向了社会学领域，从那时起，以Benhabib（1984）和 Kellner（1988）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相继涌现，并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流派。

后现代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1.后工业社会理论。后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后工业社会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质：一是从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二是知识技术起决定作用。在后工业社会中，必须加强对公共政策和以下问题的关注：工人的工作满意度、弱势群体的就业、人类对社会与环境承担的义务等。

2.信息化社会理论。信息化社会显示了人类社会正在一个由微电子信息、通讯技术和基因工程等所构成的技术范式中活动，它取代了工业化时代主要围绕能量的生产和分配而组织起来的技术范式。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网络化逻辑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以及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与此同时，各种电子形式的社会沟通、表现和互动本身已经开始构成一种人类的存在方式。

3.消费社会理论。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消费从属于生产，消费就是对物品的需求。但在鲍德里亚看来，人们消费的不再是物品，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为了消费品，不仅包括物品，而且包括人的身体、心理、观念，甚至性欲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进入到了消费社会，消费由此取代生产的地位，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结构的存在之光。

4.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表明，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工业生产无法预测的后果已经演变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工业社会本身内含着的一种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危机。也就是说，并不是人们对风险的估计不足，而是尽管人们意识到了风险的大量存在，但在利益原则的驱动下，人们很难放弃对既得利益的追求，因此，对风险的决策与管理，也许只能在制度维度上来加以解决。

5.全球化社会理论。全球化社会理论则展示了21世纪的社会世界既是一个单一的系统，也是一个分裂的世界：一方面是全球性的经济、技术的互相依赖和社会生活的彼此关联；另一方面则是全球性的文化分裂和政治分歧。此外，饥饿、贫困、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武威胁、有毒化学物质泛滥等几乎都是大约200年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大卫?格里芬对此提出了解构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等，主张重新关注“身体、自然和地方”，主张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倡导一种全球伦理和相互受益的共生共存模式。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现实意义

后现代社会学理论流派形成的时间不长，但我们仍然能发现它们的现实意义。

1.对经济发展模式和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关注。绿色生态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斯特曾指出：没有任何一项技术能够在有限的生物圈内确保经济的无限增长。因此，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追求适度，而不是更多。它必须以人为本，特别是要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必须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必须承认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消除贫困。

2.对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关注。与资本的全球化结伴而来的是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种分化既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也体现在一国内部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鲍曼曾反复引用的一个数据是 358个全球首富的总财富相当于23亿最贫困人口的总收入。对此鲍曼认为：道德方面的理由是建立福利国家的唯一理由。在以功利为取向的社会中，一无是处的穷人与游手好闲的人是不可能依赖经济理性获得幸福的，因此，只有人们承担起“为了他者”的责任，成为一个道德的行动者而不是旁观者，才有可能实现一个团结的社会。但正如罗蒂所言：团结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类的团结不是透过研究探讨来实现的，只有对他人所承受痛苦和侮辱感同身受，才有可能创造出团结。

3.对复兴公共领域和恢复个体公民权的关注。当代西方社会的个体无力感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个体丧失了对公共事物参与的热情，公共领域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个体越是没有理由相信社会能改变自身的困境，越是没有理由来复兴公共领域；公共领域越是不合时宜，从公共领域的兴旺中获益的信念就越不可信。为此，或许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解决问题：一是国家不能在市场面前一味退缩，它应该担负起社会安全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功能，尤其是社会调节功能和保护弱势群体的功能；二是个体应该恢复其公民权，恢复其干预公众生活的能力，也就是增强个体的批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个体积极介入到各种公共事物中去，而非局限于狭小的对自我利益关注的私人领地中。只有国家承担起了它应当承担的责任，个体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参与到公共领域中去，才能真正承担起公民的责任。当然这是一个个体与制度进行双向互动的过程，也就是鲍曼所说的“个体的自治与社会的自治如果到来的话，只能一起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