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小说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公案小说

公案小说，它是中国旧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末。先秦两汉法律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循吏的传记，是公案小说的先导，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公案小说(《彭公案》《施公案》《包公案》《海公案》《鹿州公案》《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荡寇志》)

溯源

宋代耐得翁撰“都城纪胜”里，其“说话”的小说家就有“说公案”，专讲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显然是以江湖亡命游侠招安受职为内容，亦即侠义武勇之属。吴自牧梦梁录将公案与传奇合称为“公案传奇”，传奇原是唐人小说的代称，是以，公案传奇也指的是公案小说而言。抑豪猾、除暴乱的侠义武勇之属的小说，固然是公案小说，而官司的平反刑狱，亦是公案小说的题材。宋人所存留的公案小说，以平反刑狱之类居多，如单篇的错斩崔宁、简帖和尚、沈小官一鸟审七命等是，此等尚保留了“说公案”的型式，即每一则故事都有入话、正文、结局。日后，说公案者塑造一中心人物，强化其审理平反冤狱的本领，如“日间断人，夜间断鬼”的包龙图，经说书者的宣说，遂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就是宣说公案的典型。在元代时期，更编作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也待制智勘后庭花、包待制陈川耀粮等剧本，搬上舞台演唱，由于附会的事情愈来愈多，明代就有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龙图公案等书的出现，是书按分类编次，前后故事并不相关。同时，仍保持说公案的型式，直到清同治年间重新镌刻听五斋先生许定本绣像龙图公案仍复如此。除龙图公案外，明代尚有海刚峰属官公案、新民公案；清代尚有鹿洲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刘公案、李公案奇闻、于公案奇闻等。

在众多的公案小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首推龙图公案(包公案)，其次是施公案、彭公案。是类故事能在民间广为流传，主要的原因是该书综合了平反冤狱与侠义除奸的内容，其中施公案又为此类小说的先导。大体而言，龙图公案多因袭前人著述而敷衍，施公案、彭公案则以洗冤录为主，附以民间传说之案狱而成。龙图公案是以包拯为主，辅以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施公案是以施仕纶为主，辅以黄天霸；彭公案是以彭鹏(或作彭玉麟)为主，辅以黄三泰、欧阳德。是类小说，流行于清末，撰述者原意或许是以侠义之士来协助诸公，完成其平反冤狱的壮举，孰知阅读者众，故事因而一延再延，如龙图公案由三侠五义更名七侠五义，续以小五义、续小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书亦多达三、五百回。

发展概况

清王朝后期步入封建衰世，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惩人心，窒乱阶，整肃纪纲，因而大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加强文化专制，嘉、道年间成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书刊的高潮时期之一。另一方面都市文化繁荣，南北方评话评书、弹词鼓词流行，地方戏勃起，曲艺、戏剧、小说三者互相融合，风靡于市井坊间。这既促使小说接近民众，同时也滋长着徇世媚俗的倾向。因此，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合流，是这一时期小说中的突出现象。究其原委，大抵由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因此，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侠义公案小说则将这种心态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主要体现在：第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古代“侠”的特质，韩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是在法外维持正义，具有对封建法权挑战的品格，《水浒传》所谓“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将侠客与清官统而为一，将其纳入封建法权的运行机制之中。第二，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所取代。侠客精神中重然诺、轻生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的江湖义气趋于淡化，而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则趋于强化，发展成为失落自我的恋主情结。《施公案》中的恶虎庄黄天霸为救施仕伦而杀兄逼嫂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三，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古侠客大都摈弃女色，《水浒传》中第一流的豪杰清一色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侠义小说则推出“儿女英雄”模式，《绿牡丹》写江湖侠女花碧莲对将门之子骆宏勋的痴情苦恋，开英雄美人风气；《儿女英雄传》为侠女十三妹在雍熙和睦的家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合而为一，遂开其后武侠而兼言情小说的风气。

本时期侠义公案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当推《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前者在粗犷的平民气息中，保留了较多的傲兀不群的英风侠概；后者则堪称京味小说的滥觞，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

公案小说

《彭公案》

述清代绍兴府侠士黄三太闻清帝康熙貌丑，欲一睹。赴京，得九门提督飞天豹武七之助，于康熙出猎时假充武弁随行。康熙遇虎，三太金镖打虎相救，得钦赐黄马褂。三太返乡，邀江湖好汉庆赏。杨香武闻而不服，夜入皇宫盗得九龙杯，欲持往绍兴与黄争誉，不料在茂州客栈为神偷王伯燕窃去。王将杯售与一卸任官员，二郎山盗袁龙、袁虎劫杯，送给扬州避药庄庄主周应龙。康熙失杯，命钦差彭朋访缉。彭至三太处邀各路江湖好汉查询，杨、王道出实情，众好汉至扬州劝周应龙交出九龙杯，周拒之，杨香武二盗九龙杯，众好汉大破避药在，周应龙逃往河南紫金山。彭、黄伴杨香武回京送杯请罪，肃亲王不信杨有盗杯技能，令杨入王府盗杯。杨香武三盗九龙杯，得以免罪。为追查周应龙拒交九龙杯之罪，众好汉破紫金山擒周归案。河南北星庄庄主花得雨为害地方，彭朋率众好汉破庄除花，花弟得雷逃往大同，盘踞溪皇庄。彭朋至大同私访，被得雷识破押禁。得雷欲杀彭为兄报仇，众好汉乔扮戏人混入溪皇庄，杀死得雷，救出彭朋。女盗九花娘设迷人馆诱惑少年，彭朋遣入前往探访，并破之，九花娘逃往剑峰山，嫁寨主焦振远第五子焦信。黄三太、诸彪等劝焦振远献出九花娘，不从，遂破剑峰山，擒焦氏父子和九花娘。飞龙岛盗韩登劫彭朋，禁于岛中。众好汉破飞龙岛救出彭朋，复又破清水滩、连环寨。贺兰山白起戈摆木羊阵，众好汉中伏，死伤过半，后经探明阵图，打破木羊阵。彭朋功成回京，向帝复命。此书目传人有朱耀良、胡天如等。又潘伯英早期亦曾据小说编演此书目，传徒唐骏麟。

《彭公案》在叙述主人公彭朋在破案断案中，不畏权贵，秉公执法，打击、征治贪官赃吏和豪绅恶霸的同时，塑造了许多各具性格特点的人物，像心高气傲、沈稳庄重、武艺超群的侠客黄三太，官逼民反、豪爽鲁莽、不贪财色的绿林豪杰窦二墩，占山为王、老奸巨猾、专干打家劫舍勾当的吴太山等，都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施公案》

《施公案》，未署撰人。对待嘉、道以来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荡寇志》提供的是血腥镇压的模式，《施公案》提供的则是剿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模式。清官成为调和社会矛盾的杠杆，一方面抑制豪强，一方面消弭乱萌。小说以黄天霸归顺清官施仕伦而立身扬名为故事主干，体现了对皇权顶礼膜拜的奴化意识与对功名利禄歆羡的庸俗心理。其他侠义公案小说还有《绿牡丹》、《彭公案》、《永庆开平》、《圣朝鼎盛万年青》、《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金台全传》以及《警富新书》、《清风闸》等。

续书也层出不穷，如《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续小五义》等。此类作品，迤逦不绝，直衍变为后来的武侠小说，则又与公案脱离开来；公案则为侦探小说所取代。

《包公案》

《包公案》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包公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每篇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其内容虽不连贯，但包公形象却贯穿全书。与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案》的成书，也是源自民间故事的流传。宋元时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造成了都市的高度繁荣和城市人口的激增。在工商荟萃、人稠物穰的都市中，为适应日益壮大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一种适合市井平民的“说话”艺术诞生于“瓦肆勾栏”之中。说话艺人敷演的故事被称为“话本”，后经文人整理，这种话本便成为最初的通俗短篇小说了。

《包公案》的题材，部分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故事，也有部分采录自史书、杂记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而加以编排敷演成篇的。包拯，历史上实有其人，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人。宋仁宗时，曾官监察御史、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枢密副史等。《宋史包拯传》称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日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日：‘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公在开封府尹任上，以清正廉洁著称于世，深得百姓爱戴。有关包公的民间传说广为流传，宋元以来以包公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出现，包公形象不断被丰富、被理想化，成为封建社会中最著名的清官形象。这种现象是有其历史和社会原因的。在漫长的封建专制重压下生活的民众百姓苦不堪言，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帝王的生活对百姓来说是既陌生又遥远的，因此，清官、贤臣便成为百姓理想的寄托，并在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中成为主角。

小说的基本内容是歌颂包公的，写他秉公执法，清正廉明。通过他审理的一系列有关“人命”、“奸情”、“盗贼”、“争占”等类案件，作者塑造了一个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其中有些故事判斩了皇亲国戚，如《黄叶菜》、《狮儿巷》；有的故事揭露了土豪劣绅的狠毒凶残，如《栽赃》、《鬼推磨》；而《屈杀英才》、《久鳏》则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包公案》中的许多故事情节，为后来的《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侠义公案小说所汲取。书中有的故事写得曲折生动，人物形象也较鲜明，但全书文意较差，思想性、艺术性两皆平平。但就是这些在当时社会上被认定的“非主流”作品，却得以广泛的流行。这并不奇怪，宋元时期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市民文化的兴盛是侠义公案小说流行的根本原因。百姓的文化程度、文化心态和文化口味决定着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作品的公众认知度。时至今日，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影视剧目仍然多达几十种。我们完全可以说，包公的故事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反腐倡廉、民众呼唤司法公正的今天，包公形象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像其他公案小说一样，《包公传》中也夹杂了一些因果报应、鬼神梦兆等宿命论和封建迷信的内容。另外，作品中极力宣扬的忠君思想显然是对封建皇权的“愚忠”，这是不足取的。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这本小说时加以甄别。

本书的版本分繁简两种，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本、四美堂刊本及乾隆丙申重刊本。本书据四美堂刊本为底本，适当参照其他版本校点而成。囿于才识浅薄，学力不逮，校点中难免疏漏舛误之处，诚望方家及热心读者不吝指正，以便重印时订正，更臻完美。

《海公案》

《海公案》系《海公大红袍全传》、《海公小红袍全传》的合集。属公案小说，全称《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一题《海忠介公居官公案》，该书是以海瑞为原型敷演而成的一部公案小说。小说情节曲折，跌宕起伏，悬案迭起，引人入胜，生动地塑了一个刚正清廉、不畏权贵、断案如神、体恤百姓的清官形象，但同历史上的海瑞相去甚远。

《鹿州公案》

（清）蓝鼎元著中国古代三大公案小说之一，文言体短篇公案小说集。原名《蓝公案奇案》，又名《公案偶记》《蓝公案》，二卷廿四则，有雍正年间刊本和光绪年间刊本，光绪廿八(1902)年上海山左书林出版,易名为《蓝公奇案》、《蓝公案全传》。作者于雍正五年(1727)任广东普宁县知县、后兼理潮阳县，本书是有关地方官府判例的辑录整理而成，主要记录了作者亲身审理的一些实案。

《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俞樾改订后易名为《七侠五义》）是在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长篇章回小说。石玉昆是道光年间在北京享有盛名的说书艺人。《三侠五义》是侠义与公案合流模式的典型作品。三侠指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与丁兆蕙兄弟。五义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他们本都是江湖侠士，后来多数得到清官包公的赏识与荐拔而获得官身。小说的前半部写包公断案和诸侠义归属包公的历程以及他们协助包公除暴安良的故事；后半部主要写剪除谋叛的襄阳王及其党羽。这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的作品，体现了市井细民对于贤明政治的渴望与幻想。宋元以来，包公故事就在小说戏曲中广为流传，石玉昆将源远流长的包公故事加以编缀增饰，首尾贯通，演为大部。小说中的包公，明察善断，嫉恶如仇，铁面无私，不畏强暴，他参太师，铡庞公，作了“几件惊天动地之事”（第十五回），成为受黑暗政治残害的民众倾心的清官形象。小说所写包公故事，因袭成分居多；写到三侠五义故事，笔墨方始生动腾跃。书中展示了豺虎当路、鬼蜮横行的世道：皇亲国戚庞吉、孙珍贪赃枉法；土豪恶霸葛登云、马刚荼毒百姓；市井刁徒郑屠、赵大图财害命；流氓淫贼花冲为非作歹。《三侠五义》具有民间评话的艺术特色。俞樾激赏此书：“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重编〈七侠五义〉序》）书中侠客，虽然豪情略似，但性格迥殊，卢方忠厚老实，蒋平机智幽默，徐庆憨直鲁莽，展昭精明干练，欧阳春清高狷介，智化精灵妩媚，艾虎天真烂漫，都写得有声有色。其中白玉堂是刻画得颇为突出而又具有深层意蕴的形象，他襟怀磊落，器宇轩昂，富于反抗的个性锋芒，大闹东京，带有一定的蔑视封建法权的意味。然而他骄傲任性，桀骜不驯，逞强好胜，最后惨死于铜网阵中。作者将他处理成一个失败的英雄，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悲剧审美意识。白玉堂是侠义公案小说中几乎绝无仅有的一个虽然皈依皇权、却仍野性未驯的人物，这也就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小说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巧妙，大故事中穿插小故事，映带成趣，而其接缝斗榫又极富腾挪变化。如锦毛鼠上东京寻御猫比武较量一大回书，穿插着颜、白金兰结义，柳洪嫌贫赖婚，开封府刀寄无头柬等一系列热闹文字，悬念迭起，引人入胜。小说语言充分体现了评话艺术的魁力，声口宛肖，俚俗中带着朴野、粗犷的平民气息。小说流露出浓重的封建等级观念、奴化意识，恪守封建礼教，对于妇女抱有轻蔑歧视心理；并掺进若干荒诞怪异成分，是其明显的思想局限。

《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满洲镶红旗人。他出身于累代簪缨的八旗世家，本人历仕理藩院员外郎、郎中。天津河间兵备道、安徽凤阳府通判。小说以何、安二家冤案为由展开情节，何玉凤（化名十三妹）之父为人所害，她立志复仇，遁迹江湖。安骥之父亦为人所陷，安骥携金往救，落难于能仁寺，为何玉凤搭救，何并为安骥与同时落难于能仁寺的村女张金凤联姻。安父后来得救，而何之杀父仇人已前死，何也被说服嫁给安骥，二女相夫，终使安骥探花及第，位极人臣。马从善《儿女英雄传序》说作者少时家门鼎盛，晚年诸子不肖，家道败落，他块处一室，“著此书以自遣”。鲁迅说：“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七篇）小说作者虽与曹雪芹的境况相似，但没有曹氏那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超拔凡俗的审美情思，只是一个皈依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的世俗之人，写作此书，实是要在精神幻想中圆一个补天的梦。所以曹雪芹写的是罪恶世家的衰败史；而他写的则是积善世家的发皇史，因此，浓重的封建道德说教、陈腐的纲常名教观念以及玉堂金马、夫荣妻贵的庸俗人生理想成为小说的主要思想缺陷。然而，《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深于人生阅历之作，加之艺术手腕圆熟高妙，熔侠义、公案、言情小说于一炉，仍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之作。书中较成功地塑造了英风侠概的十三妹形象。孙楷第考证十三妹的形象渊源于明代凌?初的《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和清人王士祯的《女侠》（《池北偶谈》卷二六），然而该二则中的人物形象仍然比较苍白，不脱诡秘之气。可以说，直到文康笔下，才完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间侠女形象。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名教的束缚，赋予十三妹以民间侠义色彩。这个出身宦门的女子，身怀绝技，遁迹深山，蔑视权臣，目无王法，由一腔不平之气激成一副游戏三昧的性情。小说着重刻画了她拯人于穷途末路的义骨侠肠。从悦来店寻根究底，到能仁寺歼灭凶僧，赠金联姻，借弓退寇，生动地表现出她襟怀磊落、肝胆照人的豪侠气概。文康笔下的十三妹，心高气傲，豪爽天真，口角锋利逼人，又带几分诙谐风趣，个性鲜明，气韵生动。在她铲除人间不平的侠义行为上寄寓着人民的审美理想。她最终成为安家的贤德媳妇，恪守三从四德，热衷荣华富贵，前后面目迥异。作家立意要收服“十三妹这条孽龙”，“整顿金笼关玉凤”（第十六回），把她送入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去作为最终的归宿，与其他侠义公案小说之将侠士送至清官手下，表现了同样的思想趋向。“儿女英雄”模式的确立，又为侠义、言情小说的合流推波助澜。《儿女英雄传》具有切近世态人情的长处，所谓“描摹世态，曲尽人情”。作家以精细的笔触勾勒出一幅19世纪中国社会风俗画面。诸如官场的鬼蜮横行，下层社会的光怪陆离，悦来老店、天齐庙会的喧阗扰攘，以及当时的各种典章礼俗，无不写得细腻真切。首回写蹭蹬场屋的五旬老翁安学海赴考、候榜前光景，笑中有泪，不逊《儒林外史》笔墨。第二十八回叙安、何结亲，文字花团锦簇，满洲贵族婚礼的一应仪注，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人物描写也有相当的功力，安学海忠厚善良而不免迂腐，张金凤内刚外柔而深心周密，邓九公豪爽拙直，张老夫妻又怯又土，各具风神。

《荡寇志》

《荡寇志》，俞万春作，是一部封建法权的艺术图释。作家深憾于“凡斯世之敢行悖逆者，无不藉梁山之鸱张跋扈为词，反自以为任侠而无所忌惮”（半月老人《〈荡寇志〉续序》），于是在书中对梁山一百单八将大张挞伐，斩尽杀绝，以便“使天下后世，晓然于盗贼之终无不败，忠义之不容假借混朦，庶几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盖以“尊王灭寇”（徐佩珂《〈荡寇志〉序》）为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