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
图书信息
作者：（美）泽利泽 著 王水雄 等 译丛书名：经济与社会译丛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543214798
出版时间：2008-11-01
版次：1
页数：218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内容简介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关注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即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过程。通过透视儿童问题的巧妙视角，作者细腻探讨了那个时期人们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深刻的理论话题，这就浊：孩子的社会文化属性，他们在道义上的“无价性”如何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穿越而出，形成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的标准来规则？从而最终指向一个更为深切的理论关怀：社会如何“大于”市场？
编辑推荐《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媒体推荐泽利泽的研究令人过目难忘，她的分析意涵深刻，而行文却沉着简练。本书对一个重要的主题进行了极富想像力的大胆探索，相信在我们历史学家中一定会寻获知音。——Nancy Tome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g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Zelizer) 王水雄 译者：宋静 林虹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现任美国经济社会学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知名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1985年因《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而获得美国社会学界的至高荣誉C.Wright Mill奖。
主要代表作品：《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金钱的社会意义》、《亲密关系中的买卖》。
目录
1994年版前言
致谢
导言 第一章 从愤怒到纪念：儿童生命的神圣化
第二章 从有用到无用：童工之上的道德冲突
第三章 从童工到儿童工作：重新定义经济世界的儿童
第四章 从体面的埋葬到恰当的教育：儿童保险的情况
第五章 从意外残废到意外生育：对儿童的法律权衡的改变
第六章 从儿童农场到儿童黑市：儿童市场的变迁
第七章 从有用到无用再回到有用？儿童价值衡量的呈现模式
译后记
序言
本书是我穿越经济生活广袤平原之旅程的第二步。该旅程奔向的是社会性可变的市场模型－在多个层面上探讨社会关系和文化如何型塑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制度秩序。它发端于人寿保险市场的研究，然后是对儿童市场的研究，现在则研究多途径的货币的社会性使用。在《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Morals and Markets：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the United States）（1979）中，我对经济生活的研究理路尚为初步阶段，证明的是非经济因素在美国主要经济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我选择人寿保险是因为它强有力地体现为货币利润与神圣关怀的交叉汇聚点。保险企业家是如何成功地确立起生命和死亡的货币等式的呢？对生命投保的历史进而也成为经济行为中非经济维度研究的一个案例。
《道德与市场》强调的是对人寿保险的文化反应，考察了人类生命的货币衡量态度的改变，以及在人寿保险发展过程中风险和投机的文化界定转变的影响。它还包括了结构因素的效应，考察了比如说，从丧失亲人之扶助的馈赠式体制到市场体制转变中的张力。人寿保险不仅仅革新了死亡的意义，也革新了对其进行的管理。朋友、邻里和亲戚，这些在18世纪缓解寡妇经济穷困的关系，被牟利的层级制所替代。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Pricting the Priceless Child）继续了《道德与市场》所开启的路径，更直接地考察了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特别是市场或价格（被界定为经济价值）与人性及道德价值之间的互动。
后记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关注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换句话说，就是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过程。这个过程恰恰是中国社会在短短的过去60年中所经历的－60年前，孩子（特别是男孩，又特别是在乡下）的出生被视作是未来劳动力的光临，父母充满了老有所靠的欣喜；现如今，生养一个孩子就显得太贵了！而且许多为人父母者将来也不指望他们。孩子的价值因此更多地体现为情感上能够给父母带来的满足，但是由于这种满足的所费不菲，异常地不符合如今大行其道的市场逻辑，根据泽利泽在本书中的诠释，孩子的生养进而被独特的社会文化因素建构出了神圣性。
最初从上海大学刘玉照副教授那里拿到这部著作的英文书稿的时候，就深深地为泽利泽巧妙地透视儿童问题的视角所打动。作者关注了20世纪之交美国人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儿童“好”的工作与童工）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作者的这些探讨非常之细腻，它们共同地指向一个深刻的理论话题，这就是：孩子的社会文化属性、他们在道义上的“无价性”，如何在市场机制的重重包围中穿越而出，形成一个非常规的市场，由非经济的标准来规制。在这个理论话题背后，还有一个更为深切的理论关怀：社会如何“大于”市场？这部著作通过关注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交互关系，社会结构因素和价格、价值的相互影响，来呈现现代社会货币的相对乏力及其重要性相伴相生的过程。这就更为细致地回应了齐美尔的经典著作《货币哲学》。
文摘
第一章 从愤怒到纪念：儿童生命的神圣化
孩子的死：从接受到义愤
在18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和欧洲，一个婴儿和一个年幼孩子的死亡都是一件小事，对此的态度通常混杂着不关心和对事实的接受。正如蒙田所提及的那样，“我有两三个孩子在婴儿时期就死了，在此，没有过度的悲痛，也没有遗憾。”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对英国家庭的调查中发现，在16、17世纪以及l8世纪的早期，当非常年幼的孩子死亡之时，没有证据表明人们会花钱办一个悼念会，甚至也不会戴黑纱。父母很少参加他们孩子的葬礼。根据菲利普阿雷兹（Philippe Aries）的说法，在法国的一些地方，如果孩子死的“太早”，很可能就直接埋在后院里，正如人们今天埋葬猫和狗一样。死亡之后，即便是富人家庭的孩子也会被当作是乞丐一样来对待，他们的尸体“被缝进粗麻布做的裹尸袋中，扔进巨大的公共墓穴”。l5世纪至17世纪之间，欧洲的上层阶级选择埋葬在教堂里；公共墓地则提供给那些非常贫穷和非常年幼的死者，无论“他们自身或者家庭作为优雅的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是否选择教堂作为他们葬身之所”。
社会历史学家们指出，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父母从来不会冷漠地对待他们孩子的死亡，但是他们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对孩子的超然和分离状态。比如说，l8世纪的许多父母，将他们的新生儿指称为“它”或者“小陌生人”；年幼孩子特别是婴儿的死亡将被哀悼－但却被顺从地接受了，对孩子的悼念仪式是冷静而克制的。正如有人在1776年所说的那样，“失去一个新生儿的确是够难受的，但是这是我们必须交的税”。另一个孩子会被生出来替代前一个失去的孩子。很明显，给新出生的孩子取前一个刚刚去世的哥哥或姐姐的名字，是非常普遍的做法。
但是到了19世纪，在悼念孩子的问题上产生了剧烈的变革。在英格兰、欧洲和美国社会的上层和中层的家庭中，孩子的死亡在所有的死亡中成为最令人痛苦和最不能宽恕的事情。在其颇有洞见的对美国文化的分析中，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描述了1820年到1875年之间“哀悼的扩大”，特别是有孩子过早死亡的中产阶级对该问题的关注浪潮。父母一向克制的传统让位给了悲伤的尽情发泄。丧失孩子的父母亲的情感伤痛成为一个新的文艺类型－安慰派作品的重要主题。哀悼者指南指导父母如何应对“摇篮空了”的人间惨剧，大量的故事和诗歌非常详细地描绘了丧失孩子的非常引人注目的伤痛。一个非常有名的纽约牧师，西尔杜库易勒（Theodore Qer）牧师发表了《空了的婴儿床》作为纪念作品，以怀念他死去的孩子乔治亚（Georgie）。之后，他收到了来自同样丧子的父母数千封的同情信。安道格拉斯引述了其中的一封：“亲爱的先生，如果你有空去看看阿莱干尼墓地，你将会看到‘一朵花’放置在三个小墓穴之前：安娜7岁；塞迪5岁；莉莉3岁。他们都是在六天之内去世的，都是因为猩红热病！老天有时候甚至会顺从我们的伤痛，让我们听到其中之一在别处正在成长。”到了1850年代中期，为了这些“家庭小圣徒”，特别的棺材被设计出来，它有着舒适的内层，里面还有标示牌。一把锁和钥匙替代了“冰冷的螺丝钉和起子”。
丧失孩子的新情感的产生部分地是因为对待死亡的文化反应发生了转变。菲利普阿雷兹将其指称为19世纪的“情感革命”。在此，“他人的死亡”，特别是近亲的死亡被界定为是压倒性的人间惨剧：“面对死亡，其可怕性在自身面对的时候，还不如在面对他人之死亡的时候。”年幼孩子的死亡则是其中最为糟糕的事。劳伦斯斯通注意到，在19世纪的英格兰，正如在美国一样，“孩子之死带来的极度悲伤，既是社会风俗，也是心理事实”。在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大型都市墓场为小孩举办的丧礼迅速成为丧礼艺术中最受关注的项目。法国的父母通过在其孩子的坟墓上竖立精心制作的雕像来颂扬他们的孩子。阿雷兹说道，“如今我们来看它们的时候，正如我们阅读美国安慰派文学的诗歌一样，我们可以意识到面对这些孩子的死亡，人们变得多么痛苦。这些长期被忽视的小东西，被当作像远近闻名的大人物一样来对待了。”
到了19世纪后期，孩子悼念的革新进一步延展。社会历史学家认为，在那个时候，英格兰和欧洲较低的社会阶层家庭采纳了中产阶级家庭养育孩子的模式，他们对待孩子的死亡也同样变得情感脆化了。而这一改变甚至更为深刻和激烈。所有因丧子而产生的父母在家庭内的悲伤逐渐成为公共关注的对象。通过制作精美的雕像来悼念已然不够；无论贫富，所有孩子的死亡都被看作是一个无法容忍的损失。当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主义者在颂扬孩子的时候，在20世纪之交，美国的社会活动者决定尽可能地避免孩子的死亡。正如一个改革者解释的那样：“孩子有权利获取生命的公平机会。如果父母不能够用这些机会装点他们的生活，显然政府就应该有责任介入。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粗暴地摧毁一个强健的生命而未感受到它作为主体的存在。”这样，对死去孩子的祭仪逐渐转变成保存孩子生命的公共行动。
拯救孩子的生命。
降低婴幼儿死亡率的行动开始于19世纪后期。一个新的医学领域和专门的机构被创建起来，以治疗儿童疾病，确保儿童身体健康。1881年，亚伯拉罕雅各比（Abraham Jacobi）医生组建了美国医学联合会儿科部（the Pediatric Section of the Ainerican Medical Society）。6年之后，美国儿童医学联合会（the American Pediatric Society）成立，其宗旨是“发展有关婴幼儿的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1890年代中期，大多数大城市至少有一家儿童医院。在内科医师发现了腐坏牛奶和儿童健康之间的关系之后，安全牛奶运动被一些慈善家和市政当局推行开来。牛奶站和供应网点建立起来，在此一些贫困的母亲可以以成本价购买，有时甚至可以免费获取巴氏灭菌牛奶。他们同时还可以从受过护理训练的服务人员那里获取有关孩子照顾和卫生学方面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