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北大荒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况，一般人所知不详。过去，我怕触及她的伤痛，也没有多问过她，并且一直想当然地认为她是被发配到北大荒的。后来我才得知．是她主动要求去的。笑枫同志撰写的这《丁玲在北大荒》中又告诉我们：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过五年的艰苦生活之后，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的负责人曾想让她回来，并且说可以发调令，但她却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无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认为，她的这个决定很不一般，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没有非凡的勇气，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而这个勇气则来源于她对党的信念和一贯的文艺思想；革命作家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丁玲当时认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时，但被划了“右派”、没有人敢接近自己，这样就会形成与人民群众的隔离，而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对自己说：“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这就是她当时的想法。

精彩书摘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

全国解放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1950年到1954年期间，她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在前些时侯的一些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这些会，丁玲参加了，她是知道的。她光明磊落，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从未想到会被无端地给戴上这顶大帽子。她一点也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吃晚饭时，丁玲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

陈明的心头一酸，可又不敢向她说明：严寒的日子，已经落在了她的生命之中。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头石头落地了。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这三天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地告诉她。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的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声。

“你的小说，暂时，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写了？”

“为什么？”

陈明婉转地说：“我听说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谈到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丁玲爽朗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党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嘛！”

陈明劝她：“你是不是给中宣部党委会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如果真有，请他们送来给你看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丁玲送来了文件。丁玲据实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诉，批示由中宣部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张际春同志担任复查组组长。复查组收集的证言材料达80多万字，经过分析核实得出结论：什么“独立王国”，什么“反对党的决议”，什么“一本书主义”，都不是事实。

1956年夏天，作协党组召开了扩大会改，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他说，“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这个会，讨论一下，丁、陈的错误在哪里？今天开的是一个团结的会。”

’这个会，也开了三天。丁玲本来不想在会上讲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参加会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谈谈，她就即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结论批了下来？”

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准确，我和有关同志负有责任。

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多许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

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些为复查“丁、陈反党集团”调查取证的同志，也受到株连，划成右派，当时《文艺报》的总编室主任唐因就是其中之一。唐因全家被发配到黑龙江。“文革”中，他的老伴在自己房里上吊自杀了；唐因平反后，带着唯一的女儿回到北京，老伴却永远留在了黑龙江。

陈明更难免要遭劫难。当时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丁玲被揪出来后，他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右派。处理右派，有所谓“六类七种”的政策。“罪行”最严重者属一类，处理有二种：一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二类者，监督劳动，撤销一切职务，每月发28元生活费；三类者，降职降薪，留用察看；四类、五类者，降职降薪。按这五类处理的右派，一般都将被送下去劳动改造，但若年过半百，可以留在机关劳动。一些得此“照顾”的右派，留在机关当杂工，做些打扫厕所之类的活，遭人白眼，备受凌辱，心里还后悔没一起下去。都是右派在一起，日子还好过一点。受六类处理者，须是“头面人物”不论其“罪行”大小，工资和职务只降一级，并可不送去劳动。当然，不论受哪一类处理，是党员则开除党籍，是团员则开除团籍。陈明被划定为二类右派，每月发28元生活费。他已经接到通知：春节过后，就要同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右派们一起，到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丁玲是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当然属“头面人物”。经全国政协讨论，按六类处理，留在北京，不必去北大荒。

1958年的春天姗姗来迟。丁玲夫妇两人安静地坐在寂寞的家里，他们在考虑：今后怎么办？

那时小兴安岭林区正在建设，丁玲特地从报纸、画报上剪下小兴安岭伊春的建设图片，她还买了介绍贵州山区的一些书籍。她对陈明说：“我们国家的林业太落后了，听说森林覆盖率只占全国土地的12%还不到，我们去小兴安岭，或者到贵州山区，去搞林业吧？”

陈明说：“我们都作了这样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丁玲又恢复了她那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爽朗性格，说：“中国有旬绿林豪杰的壮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鲁迅不是早就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

陈明为丁玲担忧：“我先走了，你身体又不好，怎么办？”

“你去吧！”丁玲说，“不要不放心我。”

陈明征求丁玲的意见，是不是把他将被遣送到北大荒的事，告诉作协党组一声？

丁玲连忙阻止说：“不要说了。说了，会照顾你，把你留下来。我们俩不是都心甘情愿地要到东北去嘛！”

陈明临行前一天，老两口凄然地坐在一起，拍了一张临别合影……

陈明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之后，又把他正在整理的丁玲生前最后一部遗作《风雪人间》的手稿，交给我看。我默默地读着，我的眼睛湿润了。书中的每一个章节，都把我带进当年风雪人间的难忘的回忆之中。也是这个季节，北大荒的冰雪刚刚开冻，我和陈明等许许多多同命运的同志一起，乘上一列“右派专车”，从北京直赴北大荒。丁玲在书中写的每一个细节，凄然而又带着浪漫遐想的心境，我都亲身经历过，都是我熟悉的。我为书中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感动了。这位一生历经坎坷、驰名中外的著名女作家，饱含与党和人民血肉相联之情，向读者敞开她光明磊落的心灵和博大的胸怀，衷而不伤地讲述着在突然袭来的残酷打击面前，她的迷茫，她的悲痛，她的信念，她的追求……

读完《风雪人间》，我感到自己有一种庄严的责任，应该把这部丁玲为这段难忘的往事而写的遗作，早些奉献给读者。这里，摘录《风雪人间》的一些章节：

之一：意外的判决

……一切可以令人眷念的思情都已远远离去，我和陈明在十分繁华热闹、鞭炮齐鸣的北京城里，度过了一个十分寂寞而凄凉的春节。

春节刚过几天，文化部电影局北京制片厂通知陈明三天后去东郊双桥农场报到。

在陈明准备出发的三天里，我们相互规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蔑视这时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踏着为我们设置的荆棘刀尖，昂然前进。我们相信我们将信守共产党员的信仰道德，开辟自己的新路……

之二：寂居

现在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显得十分空寂。三月过去了，四月来了，院子里剩下几盆花，寂寂寞寞地自个儿开着。

……人可以烦闷，可以忧郁，可以愤怒，可以嘤嘤啜泣，……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只癞蛤蟆似的聒聒地叫着自己不愿听的虚伪的声音。

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一个认真的共产党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我虽然有过迷茫，真的就没有一个人能尊重事实，肯为丁玲说句公道话吗？我相信党，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搞清楚，我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我应该活着耐心等着这一天。……我应该不必羞愧，我应该无所畏惧，扫除迷茫，承担苦难。继续用自己的言行，谱写为人民的一生。

之三：悲伤

陈明走后，我整天埋头在一些异邦异域的文学作品中……人要习惯在寂寞中、孤独中、耻辱中熬炼，熬炼出一副钢铁的意志……现在人们剥夺了我的写作权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万里长空，只有蒙蒙的迷雾一片。

之四：火柴

陈明来信，宝清县853农场，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所谓“右派”大约有一百多人，年龄大都在三四十岁左右，都在有为之年，如今都背着黑锅，发配边疆，每月只发28元生活费。

他的来信，都以最愉快的心情，描述他在冰天雪地里劳动感到的无穷乐趣。他还告诉我一件十分兴奋的事，王震司令员冒着春寒去看了他们。

王震向他问起了我，他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讲了，王震说：“好嘛！她来我同意。”火柴，我已经感到你的热了，我一定要飞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之五：何去何从

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告诉我：“对你的处分，按右派六类处理，你可以不下去劳动，可以留在北京从事研究或写作……”我想：我是脸上刺得有字，头上戴有帽子……我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任人指点，任人笑骂，这种处境，我怎么能保持宁静的心情创作？

不必犹豫了。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到人群里面去，到火热的劳动中去，把一切烦恼远远地抛在后边……

之六：轻装

不是就要我“重新做人”吗？我决心真正地从头做起，把过去的一切都勾销。不是从零做起，是从零下做起……天上不会落下奇迹，有人不希望我下去，想看到我从此委靡，一蹶不振，从文坛消失……我要做出自己的证明，我只有到群众中去，找回真理。……我的党籍任人开除了，但一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心却仍是属于我自己的，任何人也是拿不走的。

之七：前进

6月中旬，作协总务科代我买了去黑龙江哈尔滨的火车软席卧铺，并且特地选了一位转业军人陪同去，他也坐软卧。这可真是特殊的照顾。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车票钱全要我自己支付呢？按常规，犯人应该由主管司法公安出钱，“解差”的旅费，更不应该由我这个“犯人”来支付。

之八：介绍信

到中宣部拿介绍信，却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可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为什么这么变？没有人向我解释。

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够刨作，谁能批准哪个刊物能发表我的作品？又有谁胆敢照常例支付我稿费呢？我只能靠陈明的每月28元钱的生活费生活了。

我下决心，什么也不说，不问，带着这张“通行证”，壮胆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总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样光明磊落地生活……

附：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　蒋祖林

我在上海参观造船工业，收获不小。还去了父亲的墓地，献上了一大篮鲜花。并同朋友贺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于8月4曰晚9时回到北京，当火车驶入车站时，我看到站在暗淡灯光下的妈妈。我离开上海之前给她发了一个电报，告诉她我的归期，并没有想到她来接我，所以我很高兴。我们上了小轿车，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向妈妈述说我在上海的情况，让她分享我的喜悦。可是，我感到我的话很少得到她回应，便把话打住了。我觉察到妈妈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复会后有什么变故？我心里隐隐地出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司机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问什么。我转过脸去，茫然地从车窗向外望着。

回到家，我和妈妈，陈明叔叔一起走进客厅。我极度地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问她，又迟疑着没敢开口，生怕得到的是一个可怕的答案。妈妈坐在我对面，神情略显困顿，凝神的目光显示出她在掂量如何开始同我的谈话。这气氛令人难耐。

终于妈妈先开了口，她语气沉重地说：“祖林！我告诉你，我的问题又有了大的反复。这些天，天天在开斗争我的会。”

尽管我已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但这几句话仍有如晴空霹雳。我惊呆了，想说却说不出话来，思想似乎都凝滞了。

妈妈稍稍停顿，继续说道：“党组扩大会在7月25日复会，你走后四天就复会了。周扬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话，他说他是以前年会议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两种身份参加。这样一个申明，就给人一种暗示，他是代表党的，也是正确的。他的讲话与他在前三次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沦是正确的。说我的申诉和我在会上提问为什么没有核实事实就向中央报告？为什么还背着我们向中央报告，是‘翻案’，是向党猖狂的进攻，而且是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周扬一开始就为会议定下了这个调子，于是会议又是一边倒，会议的性质从讨论重新处理我的问题变成了斗争我的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增加了。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扬一样的发言。”

我既感到震惊，又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们党处理问题不是应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吗？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为什么现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实的结论呢？党章规定每个党员都有申诉的权利，为什么却把妈妈的申诉斥为“向党猖狂进攻”？难道对搞错了的事，不应问问为什么，从而总结经验教训？

我问道：“中宣部专门小组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妈妈沉默了一小会，说：“张际春已经不参与这件事了，他也没有参加会议。周扬不是说他代表中宣部吗？李之琏他们也只能按这个调子发言。看来作协党组扩大会休会的这一个半月里，中宣部领导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结果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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