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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堂壁画


中国传统壁画的一种。画在宫殿、厅堂的墙壁上作装饰用。据记载,我国自周代以来,历朝宫殿都有壁画,内容一般有山川景物、文武功臣、神灵怪异等。由于建筑物毁坏,这类壁画都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殷墟宫殿遗址的壁画残块,以及七十年代在陕西咸阳秦都宫殿遗址发现的秦代宫殿壁画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殿堂壁画的遗物。



内容简介


原始社会

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在作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同时,也已创作反映人类生活以及狩猎对象的摩岩石刻与洞窟壁画。中国由于人口的繁衍,大部地区一再经过不断开发,早期地上遗物很少遗存,因此没有发现原始社会的洞窟壁画。但原始宗教以及祭祀活动中已开始利用壁画作为装饰。在属于五千年前的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女神庙中,就曾发现有壁画残块。这些残块上有赭红色勾连纹,赭红间黄白色交错的三角纹等几何形纹饰。在甘肃秦安大地湾也曾发现仰韶文化晚期的地画。这些图画与青海大通出土的彩陶盆上的舞蹈纹和少数民族地区原始社会岩画上的狩猎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情况,并且,可从中了解到原始社会对绘画的运用。

奴隶社会

壁画被利用来装饰宫殿,作为观赏玩乐和宣扬礼制的手段。春秋时代的学者墨翟在回答禽滑厘怎样使用锦绣等工艺美术品的时候,就曾说到商纣时“宫墙文画”。这是有关宫廷壁画的最早记载。周代祭祀与会见诸侯的明堂也绘有大型壁画,当时,奴隶主掌握了祭祀天地、祖宗的权利,也就掌握着政权。郊社等祭祀之礼,是政权、族权、神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奴隶主专政的重要礼制。因此,用于祭祀明堂里的壁画是直接为维护政权服务的。春秋时,孔子在周王室祭祀的明堂,“睹四门牖,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引自《孔子家语》)孔子对于在明堂绘宣扬周公功德、记录国家兴亡教训的图画,极为欣赏赞叹,他不仅感怀奴隶制盛期的“周公之治”,也赞赏西周善于利用壁画等文艺来宣扬礼制,他感慨地说“此周之所以盛也”。

秦代以前

文献记载中所谈到的宫室壁画,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战争和政治的变革,早已荡然无存。近年先後在陕西咸阳秦代咸阳宫遗址发现了壁画残片,这些壁画有图案纹饰,也有台榭建筑,人物车骑。秦咸阳宫三号宫殿遗址,曾发现七套车马壁画,其中一组作四马单辕车,车有大小二窗,马作奔驰状。侍立人物着褐色袍,大袖长裙,衣裾外扬。画虽漫漶,却为现存最早的宫殿壁画遗存。尽管是少量的壁画片断,但是联西安等地出土的秦石刻画象以及铜镜上的车骑人物,已能较具体地了解秦代壁画艺术的成就。

历史溯渊


汉魏时期

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在箫何等人的建议下,一开始就注意到利用建筑、美术等来树立和宣扬汉王朝的威信。汉武帝刘彻在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也利用美术来纪念建立了功勋的将帅功臣。东汉反映现实、歌颂武功、奖励耕战的图画,在宫廷以至州郡都有所发展。州郡也利用壁画图绘历代地方官吏的图像、事迹,以示鉴戒。西汉末年,已有佛教信徒随从西域使节和商人来中原,并开始传授佛经。到东汉初年,统治者中已有人信奉佛教并建立寺院。佛教传入之初,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与黄老相并列。有的还直接利用原有殿堂陈列佛像,而形成礼拜的场所。这就使中国式宫殿建筑与佛(塔)、佛教造像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寺院形式。魏晋之际,寺院陆续有所兴建。东吴著名画家曹不兴被认为是最早的知名佛像画家。到东晋时修造佛寺的现象更为普遍,佛寺绘制壁画也较普及,一些著名的画家参加了寺院壁画的制作,南北朝时期寺院壁画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汉魏文化传统和两晋以后活跃的学术思想,是艺术发展的深厚基础,边远地区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以及域外(印度、波斯等)文化的交流,孕育了更为灿烂的艺术成就。唐代寺观壁画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时代的需要,经济的发展,加上无数艺术家的世代努力,壁画艺术出现了多种宏伟的构图与样式,塑造了丰富感人的形象与境界。随着唐代政治影响的扩大,寺院壁画艺术广泛地传播到邻近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隋唐时期

随着国家统一,南北文化交融,艺术精英聚集,更进一步促进了南北艺术风格与经验的交流。在隋文帝杨坚的倡导下,佛教复兴,朝野竞相修建佛寺,这些佛寺中多有壁画的绘制。唐代仍然延续前代传统,在宫殿图绘功臣,褒崇勋德。唐代首都长安寺观之多,为全国之冠,绘塑名手云集。初唐时期出现的大型经变宏伟瑰丽,虽然题材、样式上都是继承前代,但规模、技艺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是目前国内保存的几座唐代木构建筑之一,殿内还保存有唐代壁画,遗存在殿内眼壁上和明间佛座背面。眼壁上有西方佛会一铺。隋唐在统一的局面下,社会各方面都有所发展。南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融合。

五代、宋时壁画

唐朝末年已经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五代十国是这种分裂局面的继续。中原地区由于长期遭受战乱,生产受到破坏,寺观亦多毁损。后梁继唐,画事逐渐兴起。中原仍延袭唐画传统,只是画手在风格手法方面有些新的探求。

宋王朝积极倡导佛道,大肆兴建寺观。寺观壁画也随之有所发展。山西省高平县开化寺大雄宝殿是宋代遗构,殿内还保存有宋代壁画。描绘精丽端严,在唐代的传统基础上有所变革。佛前的善男信女均为宋代装束。全画无论形象塑造,构图布局,用笔傅彩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是宋代寺院佛画的精品,代表了这一时期宗教画家所具有的杰出水平。

辽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政权,文化上多受汉民族影响,对绘画艺术十分重视。辽代重佛教,佛寺规模很大,辽代佛寺尚有留存,其中天津蓟县独乐寺,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山西省大同市华严寺等,还保存有辽代精美的造像,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也存有辽代的壁画。近年在辽宁省沈市辽代无垢净光舍利塔地宫内又发现了壁画。这些作品对于了解辽代寺观壁画水平,具有重要价值。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灭辽称帝,定国号为“金”,在北方立国近一百二十年。金代还修建了不少寺院。至今尚存的有繁峙岩山寺文殊殿和朔州崇福寺弥陀、观音两殿。金承袭宋、辽重视佛事,在寺观藻绘上也沿袭旧制,保持着原来的传统。五代、宋、辽、金时期,各民族、各地区的画师虽然都继承了唐代丰富的绘画遗产,但是由于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素养,加之当地艺术家们的生动创造,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寺观壁画艺术,这就大大充实了中国宗教艺术的传统。

元明清殿堂壁画

宋元以後,卷轴画空前发展,纪功表彰多利用卷轴或版画,而壁画仍盛行于寺观、神祠中。元、明、清各代均利用宗教,以维护其政权。元朝统治者热衷修功德、作佛事,大肆兴建寺宇。元代道教亦有很大发展,元明以後,寺观、神祠的兴建藻绘,极为隆盛。在佛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情况下,寺观壁画呈现了更为繁复、多样的现象。民间画工则利用不同的题材,创造了更富有民间气息的形象与构图。山西省保存下来的元明清时期的寺观壁画,为全国之冠。巨大的数量、丰富的题材、高度的艺术水平,呈现了寺观壁画的发展盛况。山西省稷山县兴化寺和芮城县永乐宫就是由山西民间画家朱好古、张伯渊、张遵礼、田德新、李弘宜、王士彦和洛阳画家马君祥、马七等所绘。

永乐宫三清殿壁画有着完整的构思和统一的设计。殿内所绘《朝元图》,以八个主像为中心,把众多的形象组合在一起,既对称又有变化,既严整又极生动,既复杂又统一。图中形象众多而不雷同,有类型化,理想化的特点,但却不失性格特征和生动的表情。画面动作与节奏的掌握,人物与人物间的关系,冠冕服饰与人物姿态的结合,都达到了微妙的境界。经过唐、五代、宋的流传,水陆画形成完整的体系。寺观《水陆法会图》壁画到明代普遍流行,虽然基本内容变化不大,而组合样式则更加多样。河北省石家庄市毗卢寺後殿有明代绘制的水陆会壁画一堂。诸神上下交错分成三层,共画有五百多不同的形象。全图保存基本完整,又都具有榜题,因此毗卢寺壁画是图像丰富,构图宏伟,具有重要数据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也是研究水陆画内容和艺术的重要依据。

元、明、清时期,戏曲等民间文艺得到发展。由于寺观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市集和文化交流之地,这就促进了其中的壁画与其它民间艺术的结合。在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就直接表现了“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的表演场面,体现了两种艺术的结合。民间文艺对于绘画艺术的影响,不只是表现在直接绘制戏曲场面和人物上,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对绘画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处理,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一些描绘历史传说或神话人物的神祠,更为画家提供了广泛吸取民间艺术营养,进而从事创造的天地。

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天国期间,也曾出现壁画,是为晚期殿堂壁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新鲜事物,虽然没有人物故事情节,而清新的画面仍富革命气息。殿堂壁画是历史的产物,是封建社会和宗教宣传品。由于这些美术品是直接以群众为宣传对象,又大多产生于民间画家之手,因而许多壁画又是画家以来自生活的艺术形象解释历史和宗教的产物。孕育在美术中的现实因素,往往使杰出的壁画作品具有不朽的价值,给人们以历史的认识与美的感受。某些宗教艺术在宣传宗教信仰的同时,有可能用艺术形象不同程度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侧面,甚至在客观上揭示人民痛苦与产生痛苦的某些社会原因。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则仍是统治者所未能预料到的。

作品影响


殿堂壁画是历史的产物,是封建社会和宗教宣传品。由于这些美术品是直接以群众为宣传对象,又大多产生于民间画家之手,因而许多壁画又是画家以来自生活的艺术形象解释历史和宗教的产物。孕育在美术中的现实因素,往往使杰出的壁画作品具有不朽的价值,给人们以历史的认识与美的感受。某些宗教艺术在宣传宗教信仰的同时,有可能用艺术形象不同程度地反映现实生活的某些侧面,甚至在客观上揭示人民痛苦与产生痛苦的某些社会原因。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则仍是统治者所未能预料到的。壁画艺术家大多是来自民间的匠师,他们从事艺术创作既是为了谋生,也是精神寄托。迫于生活的煎熬,他们必须遵从统治者的愿望。但发自内心的激励,又使他们有表达自己意念的欲求。因此,民间艺术家把基于生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用于宗教艺术品的创作中,从而使他们的作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感情与愿望。除在各类形象中表现人民的情感外,民间画家还善于选择社会中一些富有生活情趣,具有诗意或戏剧性场面来加以表现。在许多民间画师的笔下,神话被人世化,历史被现实化,从而使殿堂壁画所反映的内容更加接近人们的世俗生活。

中国古代殿堂壁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各地区的艺术交流,师资传授,在技术经验、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综合形成了优秀而深厚的传统。壁画造型的优美生动、构图的宏伟壮丽、线条的虚实变化、色彩的丰富明快,为壁画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各种类型人物的形象与表情、姿势与动态,表现得极为丰富生动。这无疑是世代艺术家生活感受与聪明才智的集中体现,是千百年来画家技艺与心灵的创造。中国古代殿堂壁画为当代造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成为人们取之不尽的艺术资源。

相关资料


佛寺、道观壁画

元朝政府为了利用宗教维护其统治,采取了保护宗教的政策,从而使佛教和道教颇为盛行。为了鼓励宗教的发展,元政府还下令全国兴修佛寺、道观,佛寺、道观壁画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多邀民间高手绘制。甘肃敦煌莫高窟第3窟和第465窟佛教密宗壁画,山西稷山县兴化寺、青龙寺佛教壁画,山西芮城县永乐宫、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道教壁画,均属于元代壁画代表作。特别是永乐宫壁画,规模宏大,描绘人物众多,内容丰富,技艺精湛,为存世古代道教壁画之最佳作品。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的戏剧人物图和描写明应王宫廷生活的画面,线条苍劲,色彩丰富,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并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亦堪称元代壁画中的珍品。此外,像西藏的拉当寺、夏鲁寺,内蒙古、辽宁、甘肃、四川和华南许多地区的佛寺、道观中,当时都绘有佛道壁画。

墓室壁画

元代墓室壁画,据考古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有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壁画和北京密云县元代墓壁画,均绘制于元代初期。冯道真墓中的《论道图》、《观鱼图》、《道童图》和《疏林晚照图》等水墨画似乎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笔,其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墓主人这位道教官员的生前生活、情趣和爱好。图中人物意态生动,景致优美,笔法流畅而苍劲,有南宋人遗规;其章法结构又颇受北宋和金代画法的影响,并且具有文人画的某些特色。北京密云县元墓壁画,人物衣纹勾描娴熟,花卉竹石线条洗练,尤其梅花、竹石作为单幅画面的出现,在前代壁画中极为罕见。上述两墓壁画的发现,对于研究元代早期山水、人物、花鸟竹石的画法和艺术风格的演变有重要价值。其他尚有山西长治市捉马村、辽宁凌源县富家屯、内蒙赤峰市三眼井元墓壁画等。

宫殿、厅堂壁画

元代皇家宫殿和贵族达官府邸,曾盛行用壁画进行装饰。据文献记载,元代宫中建嘉熙殿,一些著名画家如商琦、唐棣等人曾应召为该殿画壁。蒙古族道士画家张彦辅曾奉命画钦天殿壁。一些贵族、达官为附庸风雅,也请名画家在府邸厅堂内画一些山水、竹石、花鸟一类题材的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毁灭,这类壁画已不复存在。上述这些情况,在袁桷、范椁、赵孟頫等人的诗集中均有反映。

元代壁画的盛行,给一大批民间画工提供了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从而使得唐宋以来吴道子、武宗元等人的优秀壁画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绘画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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