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国家的出路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书名似乎有点新奇，但也无需解释，因为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第一篇文章里，已经把第四种国家的意义，讲得很清楚了，中国不幸，就是第四种国家，如何改变这种不幸的境遇，就是《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所要讨论的。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导言，全书的要义，已在于此，以后三章，不过发挥这些要义，但每章都有一个中心主张：第二章提倡机械化的生产方法，第三章提倡节制人口，第四章提倡公平的分配，这几件事都做到了，是否中国便有出路，还请读者指正。

作者简介

吴景超，字北海，20世纪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901年3月5日出生于安徽歙县。1915至1923年就读于清华学堂。1923至1928年赴美留学，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8至1931年，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1929）、《社会组织》（1929）、及《社会的生物基础》（1930）。1930年组织成立中国社会学社，历任理事、副理事。1931至1935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务长，其间主编《清华学报》、《社会科学》、《独立评论》。

1936年，吴景超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其后两年，先后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和《中国工业化的途径》。抗日战争期间，吴景超历任工矿调整委员会、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秘书，1943年春与晏阳初赴美讲学。抗战胜利后任善后救济总署顾问。1948年5月，吴景超主编《新路》，旋被国民政府勒令停刊。

1949年后，吴景超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1957年，吴景超和一同参加了民盟中央6月6日座谈会的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黄药眠、陶大镛等六位知识分子一起被划为“右派”。1968年5月7日，吴景超因肝癌病逝于北京。

198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指示报告》，正式决定给“六教授”政治摘帽平反。

序言

就我所知，吴景超先生是我国第一辈的社会学家。1934年我进清华大学研究院的时候，吴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听过他的课，是他的正牌的学生。其实在我进清华之前，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经常有来往。今天是学术讨论会，所以吴先生的为人，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我们且不去谈论。从学术上讲，吴先生的治学精神是非常认真的。他读了书之后，就要做笔记、作卡片。他的卡片有许多箱，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当时我们要什么资料都会去找他。我要查历史知识找潘光旦先生，要查各国情况、社会统计就找吴先生。这种治学精神，我们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继承下来。

一个学科的发展要跟着社会的发展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当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评论当时的学术成就。吴先生是走在学科前面的人。他在学术上的一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他从实际的社会生活、社会.现象中去找问题，而从当时能找到的资料综合起来，对于这问题发表意见。同时针对地提出了办法。当然，这办法你可以不同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中国的发展能提出这么多的主张，他是占风气之先。这不是加一个什么主义能抹杀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我想谈谈我从他那里学到些什么？我与他有些什么不同？学术上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吴先生和我们上一代的社会学者都坚持了这条原则。我们大家可以发挥不同的学术见解。我们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东西。吴先生和潘光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学术上可以相差很大。陈达先生又是一个样子。

文摘

上篇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第二章经济建设

三农民生计与农村运动

中国农民生计困难的原因，据我的分析，最要的不外下列数种。第一，他们的农场太小，平均不过24亩左右，还有许多农场，不到这个数目。第二，生产方法落伍，这可从农作物的收获上面看得出来，无论是小麦、米、玉米或棉花，中国农民的成绩，都远不如他国农民。第三，交通不便，以致农民的出产品，在市场上得不到善价。假如农民要把他们的农产物运到价格较高的市场中去贩卖，结果因为旧式交通工具运费的昂贵，恐怕也得不偿失。第四，是副业的衰落，以前这些副业，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现在因为许多副业的出产品，与外国工厂中的出产品或外国农场上的出产品相竞争，受优胜劣败原理的支配而被淘汰，以致农民丧失了一笔重要的收入。这些副业，有的大约是不可挽救，如纺纱织布；有的还可以想法复兴，如丝茶。以上这些原素，都是使农民的收入缩小的。假如这点小小的收入，农民可以完全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他们的生活，也不致如现在那样穷困。他们所以走到现在这种地步的，就是在农民的四周，还有许多剥削他们的人及机关。这些剥削的势力，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的，不外下列数种。第一是地主，中国土地分配的不平均，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公认的事实。一方面有穷无立锥之地的佃户，另一方面有拥田数万亩的地主。如最近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便发现江苏的邳县、阜宁、灌云等县，有五六万亩以上的地主。这些人能够不劳而食，便是因为另一方面，有许多苦耕而还免不了冻馁的佃农。

后记

我和哥哥从初中一年级起，就按父母安排，离家住校学习。入大学时，父母都去参加土改，我们又自己选择，先后离开清华园的家，到远离北京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工程技术去了。对父亲从事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我们可以说是不懂的。因此对于父亲的学术思想的解读，我们只能向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单位的社会学研究机构里父亲的生前好友、同事和学生们学习；并向许多青年专家、学者们请教。他们花了许多精力来研究父亲吴景超的学术思想，写出文章；开学术研讨会，使我和哥哥能更好了解父亲，认识父亲，使他的一些理想和学术思想能继续为国为民服务。我们也了解了我父亲不论沉浮起落，一生“执著追求祖国民富国强”（全慰天）；努力“使社会学为国家服务的中国化”（雷洁琼）；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这种治学精神，我们这一代很少人能真正继承下来”（费孝通）。我们深深地感谢他们。

我们感谢北大社会系袁方教授去美国时，取得了我父1928年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并由潘乃穆（我们少年时的朋友）和筑生、郁林译校而发表。在那时，父亲就以大量实例和数据，深入探讨了“由于东方人与西方人的会合，这个国家的各个民族在个人生活、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方面显示的后果。强调了‘边缘人’对东西文化交流和中国的社会改革起作积极而关键作用”。我们没有调查，但能否在此顺便探询一下，父亲是否是详实描述美国“唐人街”和要求共赢的中国第一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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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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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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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