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凤仪北汤天佛经

简介

董贤与佛经来历

佛经保存与研究

佛经的文物价值

佛经的学术价值

简介

大理凤仪北汤天佛经，指1956年由费孝通等先生在云南省大理市凤仪镇北汤天村董氏宗祠发现的三千多卷册写本和刻本佛经。这是继敦煌藏经洞之后我国古代佛教文献的又一重要发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董贤与佛经来历

谈到凤仪北汤天佛经，就不能不提到董贤。他生活在元末明初。生平不详。清初高奣映在《鸡足山志》中称他为“不动喇嘛”，说他通阴阳历数之术，能役使鬼神。数种佛经后面的题记，说明董贤和他的家人在元末明初已经刊印了一批佛经。 他永乐年间撰写的一篇碑记，介绍了凤仪北汤天佛经的主要来源和历史背景：明初朱元璋派沐英、傅有德、蓝玉等人率兵攻打大理，大部分佛寺被烧，经藏被毁，将整个大理地区各寺院中残留的藏经收集起来，仍然凑不够一部大藏。为了配成一部全藏，董贤专门到受战乱影响较小的昆明各寺院，广泛搜集各寺所藏佛经，运到大理，与从大理各地佛寺收集来的佛经合在一起，勉强配成一部藏经，贮藏在他所在的法藏寺。永乐年间他应召到北京时，又得到永乐皇帝赐给的一批佛教科仪。 从现存凤仪北汤天佛经来看，董贤的后人熟悉明初瑜伽教僧的经典。他们在从事应赴法事的同时，继承了董贤的工作，收集了不少信徒修功德抄写或刊印的佛经和道经，这些工作大概持续到清代乾隆年间，在凤仪北汤天佛教科仪中出现的最晚的年号，是清代的乾隆。另外，现存功德刊经的下迄时间，也是乾隆年间。

佛经保存与研究

董贤及其后人搜集运到大理的经藏，在被发现后运回昆明，并被分散保存。随同这些经藏一同到昆明的，还有他当时从大理各寺院废墟中搜集到的大理时期写经，明初的刻本和写本佛经，以及他的后人在清初及其以前搜集的各种功德印经。它们现在分别被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博物馆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三家不同的单位收藏。就数量来说，以云南省图书馆保存最多，云南省社科院次之，云南省博物馆最少。保存数量少的两家都有完整的目录。云南省图书馆藏的数量较多，由于有不少残篇断卷，周泳先曾作过初步整理，编有《大理国写经目》和《元明及清初云南刻本及写本重要佛经目录清册》，但收罗的并不完整，还有相当一部分佛教科仪在目录中没有出现。 凤仪北汤天佛经以往被关注最多的主要是大理写经。不少学者在文章中往往称它们为“南诏大理（国）写经”。不过，以前认为是南诏时期写经的《护国司南抄》，实际上是大理国时期抄写的，而且抄写的时间在现存20余卷大理写经中还是最早的，所以现在还找不到称它们为南诏写经的理由。《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也有大理国时的抄经题记，但时间较《护国司南抄》稍晚。明永乐年间，董贤家乡其它佛寺的僧人重抄了大理国时期的部分佛经，内容都是密教或者是受密教影响出现的道场仪。这批资料中的写本大部分已经收入去年出版的《大理丛书大藏经篇》，但不能说全部资料都已经公开了。

佛经的文物价值

宋元时期，昆明和大理都有人到内地请藏印经。凤仪北汤天佛经中的碛砂藏、普宁藏和元代官刻大藏经，就是元代刊印后分别运到昆明和大理，最后又被董贤统一收藏在法藏寺的。它们是凤仪北汤天佛经的主体，共约2460余册，占总数量的82%以上。对这部分佛经的研究方兴未艾。方广锠等先生根据这批藏经中30余卷册提供的重要信息，发现了元代官刻大藏经，是目前可圈可点的重要成果。这批藏经中元代的普宁藏保存数量最多，至少有三种以上的版本，但详情如何，仍然有待探讨。部分藏经上的钤印表明，它们来自大理地区明初已毁的弘圣寺、金相寺和邓川州万福寺。它们应该属于大藏经一类的刻经，相信对实物作进一步考察后，可以增加我们对元代大理地区大藏经情况的了解和认知。

由于《大理国写经目》一直没有公开，加上查阅不易，以往较少有人关注凤仪北汤天佛经中的佛教科仪。这批科仪总数在35册以上，有明代至清初的抄本和刊本。数种重出，仅《瑜伽焰口施食仪》就有三册以上。内容与我们在大理州剑川县、洱源县搜集的科仪属于同一类型。虽然数量不少，但大都残缺不全，已经无法据之举行法会。估计最初是董贤后人举行应赴法事经常使用的科仪文本，后来由于残缺不全，像敦煌遗书一样属于废弃无用的本子，所以才得以保存下来。在国内外公共图书馆中，目前可能只有甘肃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数据室保存的佛教科仪可以与之相匹比。 同样在以往没有受到重视的，是其中的藏文写卷和藏传佛教经典汉译本。它们最初可能藏于昆明某地，明初才被董贤与其它宋元大藏经一同运到大理。对于这批材料的研究目前尚未展开。 凤仪北汤天佛经的文物价值是不容怀疑的。其中的一批旋风装叶子，是目前国内现存原汁原味的旋风装的珍贵遗物。它们既是较为系统的宋代以来云南历史发展的实物见证，亦是云南历史文化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有力见证。

佛经的学术价值

虽然凤仪北汤天佛经的时间上限不早于大理国（相当于宋代），甚至是明初的传抄本，但大部分都是孤本，学术价值极高。如《护国司南抄》是郑买嗣大长和国安国六年（908）义学教主玄鉴对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疏》的注释，是了解唐代和南诏时期佛教义学的重要数据。《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保存了极为珍贵的汉地密教佛、菩萨、金刚的启请次第及相关图式，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陀罗尼念诵仪轨》中的“护国陀罗尼观行布字轮”，目前仅见于该书。《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大黑天神道场仪》中的相关内容，为解读大理国张胜温绘《梵像卷》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证。《通用启请仪轨》后附的《海会八明王四种化现歌赞》，为解读大理国时期刻凿的剑川石钟山石窟第六窟提供了文本依据。它们与《大灌顶仪》等一样，是海内为数不多的汉地密教道场仪，是解读南诏、大理国密教的钥匙。对于汉地密教来说，这批数据将来如果能被充分利用，相信会有惊人的发现。此外，这批佛经中令人惊异地保存了三种水陆仪，即宋代及其以前写本《广施无遮道场仪》，明洪武三十五年重抄大理国写本《无遮灯食法会仪》和南宋四川僧人祖觉《重广水陆法施无遮大斋仪》（有明初刊本七册，清代抄本数册）。其中祖觉的水陆仪为解读宋代大足宝顶山石刻的佛教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3]它们都是中国古代水陆法会研究的珍贵资料。总之，不论在云南佛教研究还是中国佛教研究领域，这批数据的价值都是不可忽略的。 目前对凤仪北汤天佛经的研究、整理和保护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一些基础工作仍未展开。因此，如何保护、整理和研究好这批法宝，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