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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拐点

基本信息

内容介绍

基本信息

书名: 大拐点

作者: 袁剑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5月31日)

平装: 272页

正文语种: 简体中文

开本: 16

《大拐点》内容简介：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冷战之后美元体系在全球的迅猛扩张正在接近终点。所以，全球经济的中长期低迷，将可能是我们看到的最好前景。也由此，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石就坍塌了关键一角。无论从全球市场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部逻辑看，中低速增长都是中国能够期望的最好前景。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中长期的大型拐点。

另，作者将把本书全部版税捐赠给孟非幸福博爱基金。

编辑推荐

《大拐点》编辑推荐：袁剑，《奇迹的黄昏》的作者，当代中国最清醒、最锐利的思考者之一，在《大拐点》一书中，以全球的视野、顶层的分析、不妥协的思考和社会的立场，撇开所有无谓的争论与假问题，揭示中国奇迹的经济政治社会动力机制，剖析中国经济不可预知的未来。另，作者将把《大拐点》全部版税捐赠给孟非幸福博爱基金。

当代中国是双面的。一方面经济多年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国内消费不振，居民不花钱；一方面税负痛苦指数在全球名列前茅，另一方面中央财政的教育支出4%喊了20多年，在2012年才有望实现；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成就辉煌，另一方面又重提“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许多相互矛盾的现象顽强而合理地共存着。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就先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有没有所谓的中国奇迹？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仍然能奇迹地翻番？为什么在GDP连年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的股市会奇迹地回到原点？什么是中国模式？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经济、政治、社会各自处于什么位置？为什么说不在顶层统筹考虑经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中国模式可能沦为中国想象？

作者简介

袁剑，1964年生于湘西。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曾经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以亲历者的视角，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2000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华语主流媒体上发表了大量具有广泛影响的政经评论。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奇迹的黄昏》。

序言

自序（节选）

本书想要提醒人们，中国可能已极其接近一个大型的经济拐点。这个拐点是由全球市场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内部的结构裂变共同触发的。时至今日，仍然很少有人愿意相信中国神奇的经济永动机会力有不逮。中国政治领导人也仍然认为中国依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言下之意是，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必须竭尽所能抓住机遇，让中国的高速增长尽可能维持得长一点。我非常愿意相信，仍然有太多的理由支持所谓“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但毫无疑问，反面的证据也正在加速云集。事实上，无须借助高深的理论（这往往靠不住），只需诉诸历史所呈现给人们的健康常识，我们就应当明了，经济波动、危机甚至萧条都是历史的常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见证了太多的经济奇迹，但这些奇迹无一不因为时间的消磨而铅华褪尽，甚至沦为笑柄。所谓奇迹，乃是因为其稀少，往往是由某种机缘巧合因而无法复制的历史缘由促成的。一旦时过境迁，奇迹也就烟消云散。任何事物都有其生命周期，这恐怕是比那些所谓规律更有强制性的自然法则。我以为，当今喧嚣不止的中国奇迹也很难自外于这一历史命运。在本书中，我将详细阐述中国奇迹的历史缘由，也详尽阐述创造中国奇迹那些历史条件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增长的蜜月正在接近终点，因时而变的战略转型当然也就迫在眉睫。

迄今为止，最悲观的预测来自北京大学的佩蒂斯，他在最近预测，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可能只有3%~3.5%。这个增长率对于深陷危机的西方国家而言，是值得艳羡的速度。对于1989年之后持续委靡20年之久的日本来说，这更是奢侈品。但对于中国，恐怕与大萧条无异。理由在于，中国有较上述国家远为严重的分配问题以及远为脆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无法吸纳经济波动带来的冲击。很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乐观假设之上的，对经济冲击的吸纳能力相当不堪。而由于“GDP挂帅”战略持续奏效，这种乐观的情景假设就变成了一种完全值得信赖的牢靠事实被接受下来。基于这样一种麻木不仁和战略苟且，中国在政治及社会方面，实质性的改革可谓咫尺未进。

不仅如此，人为地推动GDP增速，维持低成本循环，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不道德剥夺的嫌疑。即为了维持低成本生产的竞争优势，不惜以行政权力剥夺广大社会成员的环境福利、教育福利、医疗福利，剥夺农民的土地利益，剥夺劳动者的工资福利。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所隐含的这种零和博弈色彩已经变得至为清晰。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剥夺中国社会为代价的。也因此，本已相当孱弱的政治及社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被进一步削弱。其承受力在经济增长中变得越来越脆弱，而维持社会运转的政治结构也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迄于今，即便未至极限，恐怕也离极限不远。

事实上，窒息中小企业的，从来不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恰恰相反，正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创了中小企业。在中国整个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作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承载物，虽然解决了最大的就业问题，但却最为脆弱。对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的承受力极差，这几年不断攀升的通胀与膨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大幅度抬高了中小企业的成本。而那些垄断与强势企业却凭借各种优势乘机大发横财，

尽情狂欢。这才是中小企业日困一日的真相。显然，中小企业问题根本就不是放松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如果听信那些肤浅且明显包藏私利的“专业”建议，重新放松货币政策，推动通胀进一步上升，就可能构成对中小企业最后一击，从而也构成对中国社会的最后一击。中小企业将以比现在快得多的速度大批量死亡。请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险恶的陷阱。

当然，经济增长的下降对中国社会也会同样构成打击（这也是那些高擎增长大旗的分利集团不断挟持中国政策的重要理由），在这一点上，那些主张降低速度者可能过于乐观了。然经济之波动、衰退直至萧条，乃历史之常态，恐怕很难绕过去。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和技术官僚们再聪明、做得再好，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们已经相当逼近这一历史阶段。经济真的靠不住了。

如果经济注定要出现增速下降、衰退乃至萧条，那么解决之道就不再是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问题，而是尽快建立一个经得起衰退冲击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以免冲击突然从天而降之时，中国社会一片废墟。简言之，就是从现在开始，必须立即着手重建一个健康而强大的社会。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一直以经济增长取代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变革，现在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了，是为未来更加长久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社会及政治基础的时候了。在这里，中国执政者的历史使命已经陡然切换。必须明确的是，任何实质性的社会重建，都必然涉及政治结构的某种变革。如果慑于风险，虚与委蛇、半心半意，那么更大的风险就可能更快地降临。重建社会，就是重建政治，就是重建社会、市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当今的主要问题，既然缘起于政府与强势企业（不仅仅是国有大企业）的合谋，缘起于这种合谋所带来的社会抑制和社会破坏，那么，重建社会的起点就应该从这里开始。既然社会破坏始于经济政治运行底线的不断沉陷，那么，重建经济、政治、社会运行的底线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所谓底线，就是被当代文明所普遍承认的一系列最起码的权利和一系列最基本的禁止性准则。回望人类历史那些进步，其实就是底线不断抬高的进步。对于底线不断沦陷的当今中国，重建底线，才有可能培育温和

而善良的人民，也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够在危机到来之时，与你站在一起。也只有这样的人民作为基础，我们才能够逐渐构建出良治的政府和优质的工商业。许多论者基于一种理性僭越和教科书式的肤浅，为中国提出了许多蓝图。但我深信，历史不是被规划的，而是各种力量博弈出来的。而历史是否进步的一个关键标尺，就在于其博弈规则是否在底线之上。在这个意义上，重建底线，就是重建历史的进步之路。

无疑，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具有高度风险的进程，但我相信，只要中国的执政者具有开创历史的强烈政治意愿，真诚地、持续不断地点滴推进，就终能汇成历史丰硕的成果。如果一个民族，在最基础的底线上都不能达成共识，那么，它就可能已经名存实亡了。

基于我对中国政治、社会及经济现实的理解，我比一般的经济悲观派有更加悲观的预测。在经济增长高达9.5%的时候，中国社会就已经频现乱象。我无法想象，如果遇到长期衰退，中国社会将是何种景象。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社会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

或许，经济增长的前景并不如我们这些习惯性悲观派所描绘的那么黑暗，或许，在无限可能的未来，自会开启一道光明之门。然而，有担当的为政者，恐怕不能以最乐观的情景假设作为执政的战略基石。此时，我们更应该记住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古老故事的另外一层更为深刻的寓意是，不能因为一次误报，而忽略了真正的灭顶之灾。

是为序。

文摘

泡沫的破裂

繁荣之后的收缩过程说来复杂，其实也异常简单，那就是缺钱，到处都缺钱。那些在繁荣时期过度负债的机构和公司，要么直接破产，要么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去偿还债务，正如他们在繁荣时期到处借钱买一切可以买的东西一样。只不过以前到处筹钱是为了发财以及发更大的财—所谓利润最大化，现在筹钱是为了还债。个人如此，公司亦然。个别人或者个别公司这样做可能是出于特殊原因，无关大局。但不断重复的悲剧却是，在繁荣之后的经济收缩过程中，总是有一大群人、一大群机构会被迫这样做。这就构成了所谓系统风险。无论是赢利模式的毁灭还是流动性危机，都会造成同样的后果。就像在繁荣时期争先恐后地购买是害怕价格上涨，在收缩时期，卖出者的心态也同样急迫，他们唯恐自己卖晚了，只能卖出更低的价格。这样，资产价格螺旋式下跌的魔鬼就正式出场了。

如果对目下中国的经济形势有稍微清醒的判断，我们应当知道，我们已经处于这个螺旋式下跌的起点。

我们已经听到四处缺钱的声音。但这种缺钱并不是这些人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促进民族复兴之类的伟大事业要办，而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非理性扩张以及加入高风险资产泡沫游戏而导致的资金紧张。那么，他们会怎么办呢？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等，等待央行给他们送钱，等待资产价格再一次上涨。

的确，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中国央行对于他们从来就是体贴有加的。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上，任何坚持到底的投机者不仅每一次都及时解套，而且最后都等到了更高的价格。在与一群人讨论要不要买房的时候，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当场问在座诸位一个问题：“你们买房子有谁亏过吗？”答案是：“没有。”于是，这位房地产商以不容争辩的口吻得出结论：“那还讨论什么，继续买。”这种自信显然来自对中央政府意志力的轻视。在经济增长与房地产泡沫之间，中央政府的确无法作出一边倒的决策。于是，等就是最好的策略。

然而，这一次却大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已经处于恶性通胀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不要江山（显然，强势利益集团绑架中央政策孤注一掷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在外，但是这种情况已经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继续收紧甚至大幅收紧货币政策，将是中央政府的唯一政策选择，形势比人强，任何渐进的决策都有最后质变的临界点，现在的情况已经由不得中央政府。我相信，不用多久，那些用老经验看待新问题的人们就会绝望地发现，等待将是多么不智。那些为债务所迫急于筹集现金的机构与个人将开始抛售他们的资产。当发现有人开始抛售，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更多的人将以更低价加入抛售。接下来，就是大家在泡沫史中反复看到的那一幕—不断增加的抛售队伍反复推低资产价格。没有人知道这个过程会在哪里结束，正如谁也不知道中国股市会从6 000点跌到哪里一样，但结果出来之后，连许多大空头都大吃一惊—1 600点。前车之鉴，中国房地产跌到任何位置我们都不应该意外。

有投行经济学家安慰我们说，中国购房者有很高的首付比例，所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会崩溃。这真是一派胡言。高首付，只会在泡沫崩溃时减少对银行的冲击，但丝毫也阻止不了抛售，也不会阻止泡沫崩溃。中国股市没有任何杠杆，不也在短短一年时间跌掉七成吗？何况中国房地产只有三成首付呢？而中国的所谓高首付，对于许多年轻的买房者来说，经常是榨干了两代人的存款。

在经济下滑时期，实体经济中的现金短缺将是普遍的，这迫使人们抛售各种资产以换取现金。在中国，账面增值惊人的房地产将首当其冲。很难知道谁会打响第一枪，但它可能来自四面八方：可能是房地产商，也可能是现金奇缺的各类企业（中国各类国有、私营企业这几年已经大量涉入房地产投资），也可能是债务负担越发沉重的房地产投资者。对于中国房地产商而言，短期的现金短缺以及

长期的赢利模式的破坏，都将驱使他们降价抛售。而后者则是更加重要的动力。在房地产极其疯狂的2010年，中国上市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竟然是–705亿，同比减少1 150亿。从短期看，在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房地产商除了降价销售，抢先一步争取现金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高招。房地产商再聪明，斗志再顽强，也斗不过大趋势。不过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房地产商存货价值大幅度缩减，高利率所引发的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负担，将迫使房地产商进一步降价销售，以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在这个过程中，陆续出现地产商破产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对于中国房地产来说，最为重要的历史困境在于，原来那种靠规模、靠速度、靠制造恐慌诱发非理性消费的赢利模式，将在经济转型中被彻底摧毁。城市化增速的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都将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之所以能够维持，是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作为预期条件的，一旦这个条件瓦解，作为泡沫推动力量的预期就会顷刻灰飞烟灭。显然，我们已经非常逼近这一历史时刻。

在中国，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非常扭曲的信任是支持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这种信任的一个隐含指向是，中央政府将会为任何市场行为承担最后责任。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这个因素最大化激励了地方政府、银行、公司以及个人在经济行为上的放任，并且推动各种微观市场主体向同一方向上的冒险和投机。一位银行家在被问到高铁贷款傻瓜都能看出的风险时，狡黠地回答道：“相信铁道部会还钱。”说这话时，他的弦外之音是，反正有政府最后兜底，难道我们不应该相信政府吗？不唯银行，投机者个人、房地产公司、地方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这种“中央政府最后有能力搞定一切也必须搞定一切的思维”，导致中国房地产行业全链条上普遍的财务软约束，以致风险持续积累。在所有经典的泡沫之中，人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所谓“信任”而导致的软约束特征，只不过，这一点在中国显得格外重要和突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始终将这种“信任”作为衡量泡沫的一个重要的反向指标。在所有的相关政府能力及信任的调查中，中国似乎总是名列前茅。这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

然而，中央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承受到极限时，它要么自己被拖垮，要么将这些风险重新推回给那些市场主体。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这几年，房地产泡沫的重大危害已经尖锐地呈现出来。它不仅推升通胀、错配信贷，更显著恶化了中国的财富分配。与股市泡沫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准公共品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严重侵蚀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归根结底，在治理房地产泡沫方面，中国决策者面临的实际上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选择；是让强势利益集团为自己的过火行为付出代价，还是对它们再次网开一面，以货币政策的名义，通过洪水般的通胀将这种成本再次转嫁给全社会？不过趋势已经明显不利于房地产利益集团，因为通胀洪流正在淹没一切。

鉴于房地产泡沫在政治上、经济上越来越严重的负面效果，有迹象显示，中央政府正在以最大的决心为自己解套。在最近的讲话中，中国几位重要的经济决策者先后表示：要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这其中的潜台词是：他们已经下决心压缩房地产泡沫并接受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某种程度的冲击—虽然我认为他们可能低估了这种冲击的力度，也低估了解套的难度。显然，中央政府并不愿意或者说不敢主动刺破房地产泡沫，他们仍然希望在通胀、泡沫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维持某种平衡，以实现所谓“平稳较快”的经济增长。在他们那里，中国经济的理想状态是：泡沫慢慢泄掉，通胀维持在温和状态，经济仍然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这种两头下注的政策选择看上去固然是最为理性的，也符合中国技术官僚们一贯的作风。但是，两头下注甚至多头下注可能一头都压不中。

在经验中，我们只见过泡沫的破裂（如果它是泡沫的话），从未见过泡沫的所谓软着陆；只见过不断自我加强和自我实现的通胀，从未见过可以驯服地按照领导人意愿维持在温和“可控”（4%抑或5%？）状态的通胀。或许，中国的决策者们运气非同寻常也未可知，他们真能实现他们想看到的理想状态。然而，将关系生死的重大决策建立在非同寻常的运气之上，无疑是异常危险的。30年改革换来如此制度理性，言之可叹。在我看来，无论目前这种平衡政策还可以维持多久，中国领导人恐怕最后也都只能在泡沫破裂、经济失速或者恶性通胀之间作出痛苦选择。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民众，都没有为最坏的结局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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