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纪事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闯关东纪事
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移民活动，是世界移民史上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畅达而锋利的文笔，从史学、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出发，对闯关东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着力展现了闯关东广阔而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闯关东人在东北特有环境下形成的历史风貌、民俗风情、性格特点等。本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一本全面、完整反映这一重大移民事件的通俗性历史读本。
书名：闯关东纪事
作者：杨春风 著
ISBN：9787205066420
类别：历史
页数：164
定价：￥22.00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9-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基本资料
作 者： 杨春风
出 版 社： 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09
字 数： 19.3万
页 数： 164
开 本： 16
I S B N ： 978-7-205-06642-0
包 装： 平装
所属分类： 移民-历史-研究
定 价：￥22
内容简介
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移民活动，是世界移民史上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畅达而锋利的文笔，从史学、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出发，对闯关东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多方位的解读，着力展现了闯关东广阔而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闯关东人在东北特有环境下形成的历史风貌、民俗风情、性格特点等。本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是一本全面、完整反映这一重大移民事件的通俗性历史读本。
图书目录
序言 史学、社会学的解读与文学表述
大背景：在对故土丧失信仰之前
悄然膨胀的人口
精疲力竭的土地
人地失衡的罹难
难以为继的生活
闯关东：生存权利的征求形式之一种
当移植已成为生存的必需
当关外已然是唯一的去处
当迁徙遭遇到梗阻
当限制演化为封禁
当针尖与麦芒迎头相撞
当驱逐与迫返双双失效
穷则变：变通的只是对四季的追逐
时移事易，唯有解禁
被迫而为，犹抱琵琶
带我离开，到你所在
改朝换代，民生依旧
日月轮回，温暖得现
旧路新途，旧俗新意
人与地：我的福祉取决于你的肥瘠
农业：富足于对土地的感恩戴德
工业：尚存秋季之处即繁华所在
商业：兴起并发展于丰肥的热土
城镇：追随并繁茂着土地的四季
关东风：奔突于黑土地上的中华血脉
移民：古老的全球性血脉奔突
文化：白山黑水间的生命密码
风俗：以地域的姿态得以独立
语言：不易混淆亦不轻容相忘
后记
图书选摘
之一：
这个世间有很多事情，总要拖延到回顾之际才会变得明晰，在事情的进程中却不能产生敏捷的反应，从而及时意识到它的严酷，倘若事情的后果当真有必要劳烦“严酷”的话。缓慢的尘埃落定之日，也并非悉数等同于盖棺论定之时，认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往往并不意味着事情的性质就能得到公认。公认，公众或者拥有发言权之资质的全体人士的统一口径，无疑是个奢侈的期待，尤其在“研究”的名义下。
如此，对中国人口于清朝时期那番史无前例的增长，究竟是否应当给予一个“人口危机”或者“人口过剩”的概括，也就不足为奇会成为一件让众学者挠头的事情，给有给的理由，不给有不给的论据，两相争议的声音是如此之响，且始终不见拍板定音。
好在事情业已过去，无论到底该如何定性，人口的增长总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事实是，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极为壮观的一次人口膨胀：连续突破2亿、3亿和4亿大关，至咸丰元年（1851年）已攀升到4.3亿人之多。至于这个庞大数字的基数，则至今，或者说以后，以及永远，都将无法得到精准的确定。这缘于彼时不曾进行过可资信赖的全国人口普查。
清朝从顺治八年（1651年）首次进行丁册的编审，接下来五年一次，持续到乾隆六年（1741年）户口制度做出重大改革。这期间留下来的唯一数据，就是丰富的丁数。不过有很多事实表明，这些数据虽名义上为“人丁”统计，却既不代表全国确切的丁（16-60岁的成年男子）数，更不代表含“大小妇男”在内的人口数或者户数，而是且只是纳税单位；至“摊丁入地”导致丁税不存之后，此类不足尽信的数据就愈加漫不经心。因此对于清前期中国人口数据的复原，无论治学如何谨严的学者，都只能采用估计的方法，估计出当时的平均每户人口数，再与这些模棱两可的丁数相乘。史上曾被诸多中国人口统计学家认可为“最有见识”的估计是：顺治八年中国的人口大致为6500万。
之二：
随着时间慢条斯理的前行，在日渐冷漠的太阳光下，或煮或蒸以致堪食的地瓜，也被中国农民越来越频繁地端上越来越无法保证体面的餐桌，而日益成为他们的主要口粮。当人口数量逐渐抵临甚或超出社会资源的警戒线，努力让自己的肚腹适应并满足于粗劣的食物，也就成了尽可能保障更多人能得以存活的最简便的有效途径。
不过这种途径也并非没有限度。如果说在现实逼迫——人口仍在一意孤行地激增，耕地的增长却已力不从心——的状况下，“肉食”可以转化为“素食”，“素食”亦可降格为“粗食”，那么也就似乎找不出理由，来阻止“粗食”向“不得食”的过渡。
这种无疑会带来普遍绝望情绪的过渡，将发生于何时？
——唯有土地能作答。
之三：
也因此，相对于后来者而言，在1668年之前就把自己给移植了的人，实在是幸运的，他们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山海关，而且这样的流动还被人鼓励受人欢迎。无需“闯”就可以达成移民的目的，是后来的移民者一度无缘擎受的福分。
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闯”字。《说文解字》说，“闯”字从马从门，表示马从门中猛冲而过，其本义为向前猛冲，兼有一往无前和无所顾忌之义。此外，“闯”字还有经历、历练的含义。基于此，方可以相对严格地阐述一下“闯关东”。
作为一个历史性名词，“闯关东”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闯关东”，是指1668-1860年间，中国华北平原的农民向东北移民的过程；广义的“闯关东”，则可泛指有清一朝至民国前期（1644-1931年，亦有人将时间延至1949年，不过九一八之后的移民性质与此前迥然不同，故本书不将其列入其中），中国华北平原的农民向东北移民的整个过程。
之所以如此分划，恰恰在于这个“闯”字。唯有当迁移遭遇到梗阻，才具备针锋相对的矛盾，才能产生“闯”的要求，才可生成“闯”的事实，也才符合“闯”的本义；而无论在1668年以前，还是在1860年以后，尽管移民东北的华北农民都有存在甚至更多，却都没有梗阻的因素存在，故而这两个时期的“闯关东”之“闯”字，只是“闯荡、历练”之意。意即，唯有迁移和梗阻同时在场，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闯关东”，否则是宽泛意义上的。
很难考证“闯关东”的原创究竟属于民间还是政府，无论是谁，都堪称天才。有清一朝的大型区域性移民很是不少，却不曾有一个的命名含蕴了如此显明的梗阻之意。比如“填四川”的“填”，“走西口”的“走”，“下南洋”的“下”，都只是单纯的一个动态字眼，充其量能说“填”字含有点“迫不及待”之意。“闯关东”的“闯”字，则蕴有冲突，含有矛盾，一个欲走及非走不可，一个不让及坚决不让。更富戏剧性的是，“闯关东”当真需要“闯”过一道“关”——山海关，而清政府于山海关的封禁，也正是这矛盾的焦点所在。
之四：
求食，很卑微的希望，却让人保持了求生的意志，也让那些卑微的流民，不肯识趣地让出所占耕地而悄悄离开，尽管他们未必没看到政府那张已然阴得能拧出水来的脸。他们在这脸前垂下眼睑，摸索着自己寒酸的衣衫，有点无地自容。他们发现自己的存在很讨人嫌，这样的发现让他们发窘，脸红一下，再红一下。然而他们还是不肯走。他们知道自己的走，会令天下皆大欢喜，除了他们自己。思来想去，他们却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安措自己，于是他们坚持着不走。他们是草民，是农夫，他们显然没啥气节，还不能达到宁肯饿死自己，也不看别人脸色的精神境界。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从未擎受过被呵护被关照的待遇，这使他们的头脑里几乎不存一丝优越的影子，也就使他们从来不会要求别人来尊贵自己，哪怕面对面地给自己摆出一张可以拧出水来的脸，都可以窘一阵子就算了。
否则，还能怎么样呢？老人说淹过没死的人，就再也不会被淹死了，却从没听哪位老人讲饿过没死的人，就再也不会被饿死了。自尊与刚强是需要资本的，流民们赤手空拳一无所有，流民们也就要不起刚强，养不起自尊，尽管他们未必不知道那是好东西。于是，流民们坚忍地赖在那块土地上，赖得让人发愁，让人生气，也还让个别地官方因此倒了点小霉。
之五：
侮辱与践踏的滋味，没有谁喜欢；被侮辱与被践踏之时，对方却并不会征求你的意见。因而侮辱与践踏的滋味，注定是一种被动的心理反应，当你品尝到这种滋味时，侮辱与践踏的行为都已实际上发生，不管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无论你是否有接受的习惯。此刻你所能做的，仅是背负着这侮辱与践踏，去做一番抗争，还未必一准儿能翻身，因为举凡侮辱与践踏的施与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对方在做了一番认真权衡之后才赏给了你的。
侮辱与践踏的滋味，此刻清政府正在体尝着，其味道的浓烈，已超出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清政府会按照世事的惯常模式，来做一番抗争吗？哪怕做得并不漂亮，哪怕仅是硬着头皮？
之六：
一直以来，汉族都是一个极具优越感的民族，即使他们出于儒学修养得来的谦逊风度，从不曾说过自己是“上帝唯一选民”之类蹶词，却也还是一个很拿自己当回事的群体，很讲究自尊，很受不了他人漫无期限的忽视。故而当他们在清前期遭到清廷或明或显的蓄意贬低，尤其还给贬低到了蒙古族人之后，即使他们本身并不具有觉醒的民族意识，单只是出于个人优越感的实际受挫，也足够令其难过的了。于是汉族精英们与清廷的貌合神离，一度地收拾无望。这样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使清廷更为坚定了唯旗系才是重要的忠诚纽带之认识，一方面也使汉族精英们更为气馁神伤。反抗之后，失败之后，幸存下来之后，很多人也就谢绝了社会的呼唤，默然将一颗受伤的心，长久地埋藏于故纸堆中。
蒙元的种族分级，曾催生出很多逸于山林的大画家，使中国写意画得到了空前也很可能是绝后的发展；满清的种族分级，则令很多汉族精英隐身于书房，做出了大量咬文嚼字的纸上功夫。从清初开始，社会就似乎安静了许多，或者，也就权当它是安静的好了，既然能做的努力都已宣布无效，既然所蓄的热情都已统统花光。接下来乾隆的文字狱，依然使汉族精英们，这些被冠名为知识分子的学而优者，一度地集体失声。
是世界的变幻，令汉族精英再度睁开了眼睛；是屡战屡败的屈辱，使汉族精英再度捡起“学以致用”的古老传统，并相继发出了声音。“移民实边”即是其一。
之七：
于是，一年年地，他们一步步往北走，南来的春天一寸寸紧撵着，若被超过了，在他们进入东北之时，可能就已经下过了几场阵雨。他们或者受雇于土地持有者，继续干耕种的老本行；或者留在正蒸蒸日上的城市里，尝试些新鲜的行当。总之他们不会让自己闲着。他们大多只带有一身力气，也大多只有一身力气可资出卖。好在东北正急缺力气，他们闲不着。
想来平日里也少不了受些委屈，遭些挫败，只是身边没有女人，这委屈和挫败也就没办法转化。他们应该运用过各种方法，来尝试着让自己保持振作，振作在异乡，这是尤其的必要。他们得让自己时刻拥有健康，哪怕只是表面上的生气蓬勃。他们将时间分划成两块，一块用来流汗，另一块用来睡觉，如果有梦，梦也可以参与到睡觉中来。他们活得如此平常，或者已很粗俗，却从来也不会感到内疚。他们想着好消息，盼着没有坏消息。他们讨厌也打怵战争、饥荒和瘟疫，知道它们哪一个都不会戴着花儿来，会让他们很难好好安排。他们就好好地活在暂且还没有战争、灾荒与瘟疫的日子里，期待着它们永远也别再找上头来。
秋深深的了，冬天缓慢地来了，他们将所有的工钱贴身装好，让它浸着身体的热气。家里的老婆和孩子或者还有高堂，都在等着，等着他，和他的工钱；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工钱，都最好不要出半点差错。带着所有工钱回家，这是他们的幸事，相对于1931年之后的华北劳工而言。九一八事变之后求生于东北的华北农民，后来已发展到大多只被允许携50元回乡，而不能是所有。伪满洲国的主子日本人说：“听说汉人有把大部分所得工资带回故乡的习惯，这也许会有利于他们的故乡，但满洲的购买力不会提高”。对中国人总是把工钱带回家里的习惯，日本人显然不快，更不解。
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到来。他们早已习惯于带钱回家，几乎没有人问过这是什么理由。还要理由么，她已经在家守望了整整一年？或许她也早已习惯于这种守望。她侍弄家里的菜园或者几亩薄田，侍候家里的老人或者几个孩子。她应该很少哭或者从来不哭，现实生活有理由让她不再天真和幼稚，还能相信眼泪和哭泣的效用。她在等待中麻木于负重，也在等待中渐渐老去。等待是她的生活常态，就如奔波是他的生存必需。
然而他们还是会盼着早一点相聚，哪怕不断的交谈从来就不是他们必要的相处方式；独自一人的生活，以及生活的长期窘迫，早已缩萎了他们各自的词汇。他们也还是会盼着一起过年，哪怕年节的喜庆如若不足，他们也从来不会以幽默人为地制造出一点点来。他们只是盼着相聚，盼着在一起过年，没有明确理由，只受习惯驱使，就能保证他们年复一年地这样过下去。每一个冬天，都使他们温暖，他们手头有点儿钱，又守在一起。她屋里屋外地忙乎，他心满意足地休息。
再一个春天就要来了。他打点行襄，她说：你带我走。他短暂的错愕，始才感觉到这样的打算，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
风轻快地吹着，裹挟着轻浮的尘。风里有成群的人，在朝一个方向走。他们发现自己的叹息短促而稀少了很多，尽管他们比往年多了几个孩子需要照顾，可是也比往年多了一个女人来照顾自己。一颗眼泪如果掰成两瓣，苦涩原来也会减掉一半。在生活的困厄里，倘若不主动寻求改善，就有可能陷入更深的困厄，尤其是，当他们的困厄并不足以引发政府的罪感，不管这种罪感政府是多么的应该具有，他们的困厄也就更需要由自己来解决。此刻，他们已经在主动地寻求解决了，不是么？
他不再是候鸟，犁杖与锄头之外，也还将炉灶也安置在了东北大地上，哪里有青青的炊烟升起，哪里就是家。女人的双手显示了神奇，让一间粗糙的土坯房或草房，也或许只是一间半地穴式的地窨，都装满了浓郁的家的气息。女人又借来几枚鸡蛋或者鸭蛋或者鹅蛋，20几天过去，家的气息里也就有了家禽的赞助，它们一天天低吟浅叫着，蹒跚地，在院里院外兜着弯儿，描画出一个个小心翼翼的希望。他早出晚归地流着汗水，她则仍然忙乎于屋里屋外，偶尔，也会在没有报时钟声的夜里，想一想家乡老屋的后园子里，此刻有没有新的葱芽或韭芽发出来。
图书后记
人的苦难有多种由头，社会财富的分配失当是其一；社会财富的分配失当有多种表现，人的苦难是最直接最迅捷的后果。
在以土地为主要财富来源的年代，土地的所有状态就是衡量社会财富是否分配失当的重要标尺，倘若这标尽严重失衡，人的苦难就避不可免，症状是饥饿、动荡与流浪。基于求生本能，受难的人会自发以迁徙来适应客观情境，试图找到一个生活的出口，无论这样的目的能否达成，移动也由此成了大众的生存状态，哪怕只是一度。
解读绵延于整个清朝及民国前中期的关内移民行为，仅是对一桩历史事件的企图破译，即使问题不大会出错，也不必对答案抱有与真相严丝合缝的奢望。既为史，即属过去，对过去事项的任何一种解释，纵力求审慎也仍难摆脱揣测性质，充其量减少些许误差而已。同理，若世间传来一种声音，声言自己对历史的解析最为恰切，无论如何都似乎不妥，被诠释者的所处境况尤其心理，都已是一种永无对证。事实是不管如何追求客观，在对历史的回顾中，都要多多少少掺和进现时的生活体悟，亦属正常，毕竟历史的价值之一是要令人自省，尽管并非自省的技艺不曾丢失，就能将生活的现实难题逐个解决。
如果说人们生存的不确定性、不可靠性与不安全性，是所谓后现代社会的特征，那么在“闯关东”的移民身上，或许有理由发现这样的特征其实早已存在，时下仅是将其普世化与明朗化罢了，那已经成为地球上所有人的共同感受。“闯关东”的移民，以东北大地为生活的出口；后现代的人类全体，则至今还没有找到生命的归宿。
——历史与现实，有很多机会彼此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