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仇鹿鸣
个人简介
仇鹿鸣，1981年生，复旦大学汉唐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2000年考入复旦大学基地班，本硕博连读，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韩昇教授，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历史文献研究。
现主要从事“二十四史”中《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重新点校工作。是复旦大学中古史共同研究班成员。
个人著述
1.论文
《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史林》2004年第5期。
《略谈魏晋的杂传》，《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侨郡改置与前燕政权中的胡汉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期。
《关于北魏几个将军号的考释》，《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1期。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
《“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
《〈司马芳残碑〉补释——以中正成立的年代为中心》，《史林》2009年第1期。
《伐蜀之役与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7辑。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合作，第一作者）
《高平陵之变发微——以军事、地理因素为中心》，《文史》2010年第4期。
《半透明的镜子——司马孚在魏晋政治中的形象与地位》，《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
《五星会聚与安史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严复墓志〉考释》，《复旦学报》2011年第2期。
《齐王攸与魏晋政治变局考论》，《国学研究》第27卷。
《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
2、书评
《陈朝的政治结构与族群问题》，《中国学术》第24辑。
《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汉学研究》（台湾）25卷第2期。
书评：高桥继男编《中国石刻关系图书目录（1949－2007）》，《唐研究》第15卷。
《作为学术事件的〈怀柔远人〉》，《大观》第5期。
参与学术活动
1.点校《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2.参加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
媒体专访
说起史书点校，第一反应常常是那些白胡子专家、德高望重的大教授。然而在重新修订《二十四史》的团队中，却有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今年才29岁。仇鹿鸣，中文系助理研究员。黑框眼镜，白色短袖衬衣，平时说话温温吞吞，谈起史学典籍和最新出土的碑志文献，眼睛却一下子亮了，娓娓道来，神采飞扬。
当问起为何选择在故纸堆中绽放青春？从早到晚，为一个字一个句读计较推敲，寂寞吗？值得吗？回答不假思索：“我这个年纪，就能做一件将来能写进悼词的事，很幸运。”
求史：一本书和一个约定
走进位于复旦光华楼27层的中国古代文献研究中心，看到桌上放的是《文苑华文》、《册府元龟》、《中国官制词典》、《历史地名大辞典》，墙边堆的是《五代史书汇编》、《唐代史料新编》……都是外行人翻也不敢翻的大部头。再仔细看，书籍间隙塞着婴儿玩具摇铃，可能是有小孩的同事忘记的，桌旁地上是五包一捆的方便面，也许是加班错过饭点时的备粮。
就在这间多人合用的研究室里，1981年出生的仇鹿鸣说起他的求史之路，开头就是“一本书和一个约定”。念中学时，他本就偏文科，尤其喜欢历史故事、小说演义，高二时一次在书店里看到了历史学者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书不厚，就一本薄薄小册子”，谁知一看就“栽”进去了。这本书阐述了“层累造成的古史观念”，也就是说历史中很大一部分源于后人逐层累积追述，而非前人顺序记录。原来历史是可以这样研究的？就这样，少年的历史学之梦诞生了。
高三填报志愿时，社会上经济、金融专业已经开始热了，父亲没有扼杀儿子对历史这个冷门专业的执著，而是与他立下君子协定：如果能考进复旦，就让你读历史，如果进一般学校就选经济或者法学。小伙子勇往直前，接受挑战，因为“年轻时如果不为理想做一些尝试，以后的人生即使成功了也会留下遗憾”。
学史：“一条道走到了黑”
考进历史系，即使对历史充满兴趣，但面临着一门门艰深的专业课、一篇篇论文作业，以及永远看不完的资料，激情也往往就此冷却。好在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让仇鹿鸣对历史研究的认识焕然一新：“以前简单地认为研究历史就是关注各种事件，比如武则天到底有没有掐死自己的女儿，玄武门之变的细节如何。其实，这些只是历史海洋里泛起的浪花，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心理、经济地理、政治体制、人文思想等长期的规律性的东西，正是它们共同造就了历史上的无数英雄和传奇。”
上下数千年，仇鹿鸣最爱隋唐。谈及原因，他又开始诗意叙述：因为那是最动人的年代，胡汉冲突交融、南北文化碰撞，每一个都是亮点。他说，几乎所有中古史的著名学者都在隋唐史上有所建树，陈寅恪、岑仲勉、唐长孺、周一良……这些前辈已经走过的足迹，是如今研究的高高基石，也充满了挑战。
历史与许多基础学科一样，属于“金字塔形”，本科毕业就工作还可能转行，读到硕士、博士，转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当年与仇鹿鸣同学历史的许多人如今当了公务员，或进入媒体、企业，只有他选择了“一条道走到了黑”。有时老朋友相聚，彼此寒暄，话题从股市、到汽车房子，渐渐多了“结婚”、“孩子”，有关于历史的那一篇章似乎已经被轻轻翻过，他并不失落，“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理想打拼，而我也正做着喜欢的事情，这年头，能在工作中做自己喜欢的事多么不容易。”
修史：对前辈致敬，更为了传承
如今，仇鹿鸣在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的团队中，为“二十四史”中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的修订殚精竭虑。平日里早上八点到晚上六七点，面对典籍史料，没完没了地复核、查阅、讨论；暑假里轻松些，上午上上豆瓣网与网友分享读书心得，下午到晚上继续工作。因为长期看竖排的繁体字，他的眼镜度数又加深了300度，最近看东西还有了叠影，医生查出50度散光，眼镜片又厚了一层。
“修订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首先要列出‘长编’，也就是把觉得可能存疑的或有待考订的历史记载一一列明。哪些是研究下来底本无误的，哪些是存疑不校的，哪些是需要出校说明的。若需改字，则需要依靠多重证据，反复推敲之后方能定谳。大家常常对改与不改、怎样改，反复斟酌讨论，有时还会为一个标点、一次分段激烈争论……”
仇鹿鸣身边朋友中，也曾问他这样的问题：修订史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投入那么多时间资源，只为了史书上的几个字、几个小细节，有意义吗？听到这个问题，他马上会收住笑容，认真回答：“以前的史家说‘国可亡，史不可灭’，还有人曾用生命来守护它，那时固然有为王朝捍卫正当性的考量，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是民族共同的记忆，不能想象，如果全部抹煞或者歪曲，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现在我们做的或许只是点滴的校对、修改，但也是对前辈的致敬，更为了今后的传承。”
他始终记得，朱东润先生在主持第一次《旧唐书》《旧五代史》点校工作时的自励―――“讹舛衍脱，非极有把握者决不轻改”，更永远谨记陈尚君老师的话―――“学术研究，就是聪明人做笨事”。
未婚无女友，多次相亲。常听王菲不知所谓的吟唱，迷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基地三部曲》……这就是仇鹿鸣埋首故纸堆之外的另一面。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里一段表达喜悦的文字是仇鹿鸣名字的来由。在上海大学任教的仇爸爸取名时可能没想到，儿子的未来真的跟古代典籍如此紧密相连。从最初的兴趣，之后的深入，到如今的责任……或许这将是一生的牵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