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权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曹德权
曹德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协理事、自贡市作协常务副主席。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出版个人专著中短篇小说集《大山留下一个谜》《梅机关一号指令》；长篇报告文学《天下第一难》《红岩大揭秘》（三卷）、《重庆棒棒军传奇》《盐都百年人物》（上下部）等10余部300万字，其《童神掌》《勋章上的微雕》《残缺的馒头》等多篇作品被收入中学教材，多篇作品被收入中国作协作品年选，其中《童神掌》《血婴》《逃兵》分获三、四、五届中国小小说学会年度评选一等奖，并获自贡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称号。
中文名：曹德权
国籍：中国
出生地：四川
出生日期：1955年1月14日
逝世日期：2010年6月17日
职业：编辑
代表作品：《红岩大揭秘》(3卷)
个人简介
曹德权，笔名耕夫。四川荣县人。中共党员。1972年毕业于荣县桥头小学（戴帽初中），1977年起历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会计、荣县桥头镇财政所财税员，镇机关党支部书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1988年任自贡市文联《蜀南文学》编辑、副主任、副主编。四川省作协六届理事、自贡市作协常务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红岩大揭秘》（3卷）、《重庆棒棒军传奇》，报告文学集《盐都百年人物》（2卷）、《红色记忆》，中短篇小说集《大山留下一个谜》、《梅机关一号指令》，共出版文学作品10余部，多篇作品收入中学生教辅教材，获第一、二、四届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作品年度评奖一等奖。
文学成就
曹德权在中国微型小说界被认为是作品直逼终端奖项和选刊选本的标志性作家之一，其作品半数以上被国内外各种选刊选本收选，并连续三届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作品年度评选一等奖、荣列“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1982-2002）小小说星座”前列。
《小小说选刊》主编杨晓敏先生专文评介其为我国早期小小说创作的先行者、佼佼者之一；王保民称其作品“有气势、气震山河”；刘海涛专述其作品“个性鲜明、立意深邃、创作题材的丰富多样名列前茅”。其作品擅长刻画形形色色的人物，奇情真美、大气震撼，语言简练精致。
创作风格
地道的乡土味
他早期的农村题材的微型小说创作有地道的乡土味，是指他首先把“憨崽”、“
驼八”、“骂圣”、“矮人”等乡村中极富个性的人物作描写对象，不动声色地展示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摇人心旌的命运。其次，在叙述这些人物故事的过程中，他把农村中大量的土语、俚语、熟语、谚语以及特有的语言表达句式融铸进自己的叙述语言中，形成了一种个性鲜明、乡土气息醇烈的叙述文本。他这样开头来叙述作品的主人公：
"七嫂养了两个儿子。老大叫水棒长得牛高马大能扛起村前的小碾砣；老么叫闷笼个子矮小光能吃不会做是闷呆儿。"（见《六公安排你坐牢你就去吧我的乖么么》，《小小说选刊》92年第7期）。 他这样描绘老龙滩的那条大乌棒："有半根扁担长，有狗崽儿粗，有满双月的猪儿般重，有二叉娃崽般黑……"（见《百花园》1991年12期）。
乡村生活特有的语言词汇和语言句式一方面有力地创造了与作品题材相匹配的乡土生活气息，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展现了叙述人爽豁、幽默、"土味"十足的叙述个性。凭着这二条，曹德权一下子便和其他的微型小说作家有了区别。
立意深外延广
更重要的是，曹德权早期的乡土题材微型小说在处理作品的立意上有他独特的方式。他没有那种“直奔主题”的写法，而是将艺术重心放在写出毛茸茸的生活原生态，创造出完整的、浓郁的农村生活氛围上。他把作品的立意隐藏得很深，我们要读完他精心叙述的故事，领略了人物全部的性格和命运之后，才能感觉出他对这个人物和故事的独特感受，才能揣摸到他构思这篇作品的真正意图。他的作品立意内涵较沉，外延较广。他一般不显露那种急功近利、黑白分明的浅层内涵，而往往是通过人物独特的命运和戏剧性的结局来表现一种人性深层的意蕴。《驼八》里，一个驼背的靠养鹅为生的残疾人，为救出贺十妹而牺牲了自己，但他临死前一句："我要鹅，我要贺十妹，"足使我们在喟叹人物遭遇时，颖悟到人性深层的情感世界和爱美天性。《老龙滩有条大乌棒》通知写渔猫子六斤老汉在捕获大乌棒过程中富有戏剧性的转折、突变的故事，传达出的却是人类深层的自私心理和虚荣天性。这些有着高度性的主题内涵，使得曹德权的这一批乡土小说既弥漫了地道的乡村味，又氤氲着深邃的耐人咀嚼的意蕴。
题材多样
1992年后的曹德权开始走出自己的“农村根据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作全线出击。在微型小说作家队伍中，若以创作题材的丰富和多样来排座次，那么曹德权可以名列前茅。在他的二本微型小说集（《白龟图》、《勋章上的微雕》）里，有以《死去活来》、《匪祭》为代表的描写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的历史题材；有以《走错门》、《关于影响极坏》为代表的以针砭生活痼疾为主题的城市题材；有以《讨债女郎》、《二毛经理》为代表的写出了啼笑皆非的生活喜剧的工商题材；有以《寻觅》为代表的探寻现代人情感世界的家庭题材；以至还有知识分子题材（《空白》等）、劳教题材（《窗花》等）、魔幻题材（《阎罗殿哗变案》等）……题材领域的宽阔使得曹德权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才能和微型小说文体的“盒子炮”作用（曹德权自己的诙谐定义，见《勋章上的微雕》后记）。
尽管曹德权的创作题材种类繁多，但我仍然感觉出了，他在历史题材里可以将自己的艺术个性作充分发挥，我们能够找到他一以贯之的创作特色；而在城市题材里，如果他坚持自己特有优势，也能写出出色的故事和人物，而一旦他放弃自己的个性，则会产生一批比较一般化的作品。
朋友评介
在我的印象中，他也就是一个很真诚，很朴实，脸上什么时候都堆满笑，说话时不时咂吧着嘴，这样一个既浓眉大眼，又充满慈祥、诚善的朋友、兄长。没有文气，更没有腕气、官气。德权笔下的文字亦如他的言行，朴实、厚道，没有丝毫卖弄，也很少雕琢痕迹。在平常人眼中，感觉似乎缺少文学美感，然在内行的眼里，那都是高纯度、高成色的品牌语言。
个人专著
长篇报告文学《天下长一难》
长篇报告文学《红岩大揭密》（三卷）
长篇报告文学《重庆棒棒军传奇》
报告文学集《多情的星空》
报告文学集《铁血警魂》
报告文学集《警界大写实》
报告文学集《红色记忆》
中短篇小说集《大山留下一个谜》
中短篇小说集《梅机关一号指令》
微型小说集《百龟图》
微型小说集《哑谜》
微型小说集《勋章上和微雕》
评论集《微型微论
采访文章
简介
擅长写传奇作品的曹德权本身就充满了传奇性。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他吃过不少苦，初中毕业没钱读书只好辍学务农。不甘心向命运低头，一个农村娃儿通过奋斗，实现了人生中的两个梦想：当上了本乡最大的“官”———乡长；后又成功“登陆”自贡市文联当上了专业作家。正当他在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小小说领域取得突出成绩，创作日趋成熟之时，正值壮年却连续遭遇病魔袭击。患病期间，他把病房当书房，采访并写出了一批佳作。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他奇迹般地生还又开始了没命的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我现在要和时间比拼，写出好作品回报社会。”
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雨后的盐都有些沉闷。在市文联办公室，身材高大的曹德权坐在椅子上，面对记者侃侃而谈。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只有略显浮肿的脸上，留下了曾大病一场的痕迹。和昔日的敏捷、爽快相比，如今的曹德权显得成熟、内敛。
人生的梦想
记者：听说你小时侯吃过很多苦？
曹德权：小时侯我家里很穷，母亲身体差，一直生病。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三个弟弟。老大出世不久就死了，我这个老二就成了长兄。全家六口人只有父亲是劳动力。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被迫卖掉口粮，这样一家人全年中5个月没饭吃，许多时候晚上只有酸菜汤喝，饿得饥肠辘辘。家徒四壁，一间谷草房，连床都是用竹子捆扎的，一扇遮风挡雨的木门是向舅舅借的，家里穷得连我上学3元多的学费也交不起。每年的寒暑假，我都要半夜起床同父亲一起抬木料到自贡张家沱去卖，赚点角角钱补贴家用。荣县桥头距自流井张家沱几十华里，我那时才十二三岁，没鞋穿，光着脚在碎石马路上还要抬着沉重的木料，卖了木料我和父亲又饿着肚子往回赶，回家“犒劳”我的只是一碗清稀饭。平时父亲出工去了，我就去捡狗屎割牛草挣工分。那些日子那份苦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现在想起来也很佩服自己———那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能受得了的！
记者：你初中毕业就辍学，还发了誓？
曹德权：家里穷，不能再读书了，我必须回家挣工分帮助父亲养大三个小弟弟，还要为母亲治病。初中毕业之前，班里开了个座谈会，会后全班同学合影纪念。我那时穿的衣服是被盖单布用青膏子染的，又破又难看；没钱买书包，用一个小红口袋装书。照相时我不敢走拢去，怕同学们笑话我，嫌我穷不愿和我站在一起。就这样，我躲在学校后墙边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们欢天喜地地照相，眼泪忍不住顺着腮帮不断流淌。我在心里喊：“我穷，不能读书，但我长大后要当这个乡最大的官，我还要当作家，我要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学生给老师同学看！”
记者：儿时的遭遇对你的性格形成有什么影响？
曹德权：儿时的经历使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矛盾的性格：坚强中含脆弱，自尊又固执，自信而自疑。经过几十年的磨砺，现在才稍稍成熟了。
记者：你是怎么当上乡长的？
曹德权：回乡后我走得很顺，仅4个月便当了队会计，第二年被选为村团支部书记。23岁入党，半年后便当了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会计，不久又被抽到县委“社教”工作团机关工作队任工交组副组长。“社教”结束后调乡担任财政干部兼机关党支部书记。28岁时担任乡党委副书记，不满30岁便当了桥头乡乡长。那时的乡镇主要领导年龄都比较大，像我这样年轻，文凭又低，也算是破格提拔吧。原因不是因为我有多能干，而是肯干。
记者：你是如何从乡长到作家，实现第二个梦想的？
曹德权：我当了一届乡长，而且干得很好。但当作家更是我的向往，为了当作家，我可以不要仕途。我正儿八经地向区委写了辞职报告，并于1988年调到市文联，那时我已经着手长篇报告文学《天下第一难》的写作了。就我的调动，区委当时也有争议，但考虑到我对文学创作已“走火入魔”，也就由我去了。
人生的梦想
记者：听说你小时侯吃过很多苦？ 曹德权：小时侯我家里很穷，母亲身体差，一直生病。我在家中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三个弟弟。老大出世不久就死了，我这个老二就成了长兄。全家六口人只有父亲是劳动力。为了给母亲治病，家里被迫卖掉口粮，这样一家人全年中5个月没饭吃，许多时候晚上只有酸菜汤喝，饿得饥肠辘辘。家徒四壁，一间谷草房，连床都是用竹子捆扎的，一扇遮风挡雨的木门是向舅舅借的，家里穷得连我上学3元多的学费也交不起。每年的寒暑假，我都要半夜起床同父亲一起抬木料到自贡张家沱去卖，赚点角角钱补贴家用。荣县桥头距自流井张家沱几十华里，我那时才十二三岁，没鞋穿，光着脚在碎石马路上还要抬着沉重的木料，卖了木料我和父亲又饿着肚子往回赶，回家“犒劳”我的只是一碗清稀饭。平时父亲出工去了，我就去捡狗屎割牛草挣工分。那些日子那份苦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我现在想起来也很佩服自己———那可不是一般人家的孩子能受得了的！
记者：你初中毕业就辍学，还发了誓？
曹德权：家里穷，不能再读书了，我必须回家挣工分帮助父亲养大三个小弟弟，还要为母亲治病。初中毕业之前，班里开了个座谈会，会后全班同学合影纪念。我那时穿的衣服是被盖单布用青膏子染的，又破又难看；没钱买书包，用一个小红口袋装书。照相时我不敢走拢去，怕同学们笑话我，嫌我穷不愿和我站在一起。就这样，我躲在学校后墙边眼巴巴地看着同学们欢天喜地地照相，眼泪忍不住顺着腮帮不断流淌。我在心里喊：“我穷，不能读书，但我长大后要当这个乡最大的官，我还要当作家，我要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学生给老师同学看！”
记者：儿时的遭遇对你的性格形成有什么影响？
曹德权：儿时的经历使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矛盾的性格：坚强中含脆弱，自尊又固执，自信而自疑。经过几十年的磨砺，现在才稍稍成熟了。
记者：你是怎么当上乡长的？
曹德权：回乡后我走得很顺，仅4个月便当了队会计，第二年被选为村团支部书记。23岁入党，半年后便当了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会计，不久又被抽到县委“社教”工作团机关工作队任工交组副组长。“社教”结束后调乡担任财政干部兼机关党支部书记。28岁时担任乡党委副书记，不满30岁便当了桥头乡乡长。那时的乡镇主要领导年龄都比较大，像我这样年轻，文凭又低，也算是破格提拔吧。原因不是因为我有多能干，而是肯干。
记者：你是如何从乡长到作家，实现第二个梦想的？
曹德权：我当了一届乡长，而且干得很好。但当作家更是我的向往，为了当作家，我可以不要仕途。我正儿八经地向区委写了辞职报告，并于1988年调到市文联，那时我已经着手长篇报告文学《天下第一难》的写作了。就我的调动，区委当时也有争议，但考虑到我对文学创作已“走火入魔”，也就由我去了。
创作的佳境
记者：调到文联后，听说你的创作颇丰，能给大家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曹德权：写了一些东西，十几年下来发了300万文字，出了10本书。到文联后，先是痴迷于小小说创作。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搞了两届全国评奖，结果我的作品都被评为一等奖；2004年中国作家协会等四单位评“中国当代小小说20年风云人物小小说星座奖”，我也有幸被评上了。此外，发了6个中篇、近20个短篇。倒是长篇报告文学一连写了四部：《天下第一难》、《重庆棒棒军传奇》、《红岩大揭秘》（三卷）、《铁血警魂－－自贡50年十大重案侦破纪实》。有的出版了，有的正在杂志分章分篇发表。
记者：此前，曾看到一个报道，说你的小说有4篇被中学生教辅教材收选，有4篇被收入中国作协作品年选，是这样吗？
曹德权：是的。《勋章上的微雕》、《残缺的馒头》、《童神掌》、《血剑》分别被收入四种中学生教辅教材；《一生》、《刁民海三》、《大山里来了地质队》、《烟棒》则收入中国作协几个年度的作品年选。
记者：你长达6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红岩大揭秘》在全国引起反响，这部作品的采访创作过程怎样？
曹德权：这部作品从采访到写完，花了一年的时间。白公馆大屠杀脱险志士30名，渣滓洞大屠杀脱险了15名，现在还活着的只有9人，他们分别住在天津、云南、垫江、重庆、龙泉驿、成都、遂宁等地。我一个个都跟踪采访到了；已经去世的脱险志士，我也采访了他们的家属，还采访了一大批烈士子女，以及华蓥山游击队健在的几位指挥员。被江姐等人策反的少尉看守黄茂才、特务头子徐远举的上校情报官林茂（以后为15兵团少将、起义将领）历尽周折我也采访到了。我写的是“一部当事人讲的红岩故事，一部真实的红岩故事”，所以费时费神。我力求做到这部作品兼具文学性、史料性，采访写作都马虎不得。到各地找人，差旅费、打的费就花了一万多元积蓄。每天从晚上写到次日凌晨，从不间断。《中华传奇》、《青年作家》、《龙门阵》分别连载了第一卷。《红岩大揭秘》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首印10140册，《北京晚报》、《羊城晚报》等14家报刊转载。
记者：媒体称你的《红岩大揭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是作家曹德权的一个历史功劳”。你怎样看待这一评价？
曹德权：对我而言，人生的意义就是多写，写出好作品。国家养活着我们，能够为国家、社会奉献一点东西，是理所应当的事，没什么好说的。
生命的质量
记者：听说从前年冬到去年春你连续三次住院，而且病情十分严重？
曹德权：是的，病情很严重。病名就有一大串：慢性胃窦炎、慢性食道炎、左肾结石、肾多囊肿、胆结石、恶性高血压晚期、尿毒症、慢性心衰。单是一个尿毒症就够受了，如果要维持生命，要么终身血透，要么做肾移植手术，别无选择！去年春在四医院第二次住院时，已出现心衰，血压计打到冒顶了也没量出是多少，高压达300多！血压如此之高竟然没有摧爆我的脑血管，真是奇迹。也许是我命不该绝吧。
记者：后来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曹德权：在重庆三军医大西南医院，我连闯了三道鬼门关。先是血压居高不下，输硝普纳，连输20多天，在此期间如果血压压不下来，随时都可能“搞爆”，这算第一关；上手术台做肾移植手术，还没动刀就心衰了，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动刀没几个人能活出来，这算第二关；手术后三次出现心衰，心率达到每分钟170多次！肾科主任带着肾科全体主治医生，守了我一个整夜抢救，终于活了出来，算连闯三关吧。
记者：面对死亡，你害怕吗？
曹德权：说到死，我还真不怕。生老病死，自然法则，一人一回，早晚的事。我一向对生死之类很超脱。再说我一个农民娃娃，出身寒苦，从初中毕业，造化到现在这一步，我知足了。人生两大愿望：乡长和作家皆实现。我向社会奉献了300多万字的作品，我努力过了，有何遗憾可言？虽值壮年，但不算夭亡嘛！也许我能活过来，和我持有的这种心理因素有很大关系。我们那批做肾移植手术的共有3人，有一个28岁的病友在病床左边挨着我，各方面的情况都比我好，结果手术后怀疑手术不好，在病床上老喊痛乱动，结果腿几蹬蹬就搞归一了。另一个是24岁的体育老师，手术一完便吓得吃不下饭，苦着脸对我说：这手术太可怕了，我的血肌酐手术后还200多，恐怕也要出问题？我劝他别乱想，要拼命吃东西。我术后血色素才5克多就在监控病房大吃起来，回锅肉一顿最少吃一斤，炖鸡炖排骨炖猪蹄子，一通乱啃乱吃，晚上还要炒7个鸡蛋，大吃20多天，把血色素“吃”到了10克多！他见我海吃，也学着我的样子大吃起来，这个小伙子也活出来了。那阵子病房里出现了奇怪的一幕：凡是吓得吃不下饭的都来“参观”我的吃法，有的干脆找我伙着吃开了。
记者：战胜病魔显示了你顽强的生存意志和求生欲望，但让大家更感动的是，你在病床上也没有停止创作，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曹德权：我在病房里写了三个作品：《生命之光》、《同江姐一起坐牢的日子》、《大祸复大难：大爱夫妻死生一路悲情感天》。《生命之光》写病房所见所闻，采访了一些医生护士，手术前写了大半，手术后补写了两节。第三篇写我的病友，她所在的病房4个人中死了3个，就她活了出来。我是手术后采访她的，她就坐在我病床前给我摆龙门阵，我闭着眼睛听，然后写，分几天完成的。至于江姐这个稿子，我病危时想抢写出来留个纪念，同时也以此鼓励自己：我能在重症病房里写出作品，我一定能战胜病魔！
记者：现在身体如何？听说你正在写一部《红色记忆》？
曹德权：身体恢复很好。经过四次复查，原有的所有病症都消除了，所有健康指标都达到正常人标准。医生说我是这批手术中最危重的一个病人，但又是恢复得最好的一个。去年10月出院后，回家第四天就开始动笔，每天早上5点钟就开始写作。按常规肾移植手术有半年危险期，绝不能工作，我不信这个邪，几个月下来写了10多个选题20多万字，并且提前了两个月回单位上班。
《红色记忆》计划以自贡现代著名英烈，著名工商、经济、文化教育界人物、著名军事人物及传奇人物为写作对象，列了20多位人物名单，争取一年写完40万字，边写边发，最后结集出书。现已完成30万字，并已在《名人传记》等刊物上刊发。
记者：这次死里逃生，你对生命的感悟是什么？
曹德权：经历了这次病魔的袭击，我更觉得生命的可贵和美好。人一定要珍惜生命，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质量来。生病期间，我反复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世间事物，都有成本，生命也应该有成本。人活着要吃要喝，要穿衣要消费，看个电视要费电，上个公厕也要两角钱呐！我活得更不容易，生命成本很高，国家为延续我的生命花了许多钱，家人亲朋好友领导同事为了我的生命不知花了多少钱和精力。我每天工作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能不能抵回成本？所以我要在生命存在的时候争取多做点事，多写出作品，回报亲友和同事，回报国家和社会。这不是唱高调，我心里就是这么算账的，这么想的。
微型小说
童神掌名玉堂，号宗翁，乃小镇一奇人。他年过八旬，竟能端坐如钟，行走步健，并不要扶手杖。每顿上三两白米饭二两粮食酒，作息极有规律。看情形，这是个奔百岁高寿处走的人。
童神掌不是武林中人，乃小镇一神医，说是神医，他并不精医理，号脉把诊，望闻问切，他却不屑，专治跌打损伤。闪了腰错了颈，歪了脚扭了屁股断了手杆什么的，只要是生伤不曾整断骨头，找到他那儿就是绝对遇到了神医。
他给人治伤很特别，问明伤处，探手给你摸一摸、捏一捏，有的捏你两爪就好了，有的给你两巴掌就行了，有的踢你一脚就对头了。他说这跌打损伤不算回事，实际上就是骨头骨节错了位，两掌整复原了就行了，这叫接逗，算不得手艺的。
他说不算手艺，小镇人却把他这一手看得很神，称他童神掌。名号一响，方圆几十里有此类伤情者便都找上门来，甚至还有从几百里外专程前来小镇找他诊治的，童神掌不论何人，伤情轻重，每人一律收费六十元包好，如没有治好，诊费加倍奉还。但小镇人还从来没见过找他退诊费的。
神掌每日里诊治一、二十个伤者，收入自然可观，但他生性乐善好施，把钱看得并不紧要，且立下一个怪规矩，每收六十元钱中，提五元给小镇敬老院，提十元补贴志愿军老兵的生活，提二十元给镇小学，提十元给军烈属，乘下的才归自己。每月下来，他都要亲自把这些钱送到镇政府有关部门帮他代发。
镇子里的人们，对童神掌的德行皆交口赞誉，其威信自然远在镇书记、镇长之上。
此后小镇出现许多奇事，先是童神掌被选为镇人代会代表，此后届届满票当选，童神掌本是个心性率直的人，现在他是人民代表了，便极认真地参政议政，镇政府对老百姓的提留多了他要提意见，教师工资没按时发他要出面呼吁，干部进了饭馆大吃大喝他要干涉，弄得镇政府的头头脑脑们见到他就紧张。
镇政府的镇长在童神掌当人民代表后，有三任镇长被他弄丢了官。童神掌提意见从不在背后提，大多是在人代会上说，第一任镇长因下乡经常打的，他说下乡打什么的呢，过去的镇领导骑个洋马儿(自行车)不照样下乡吗?政府财政恼火，你下乡一次花几十元打的的钱，你干脆就别下乡还少开支许多冤枉钱!他在会上发这一嗓，结果人代会代表们都听他的，这个镇长就落选了!此后的两任镇长，一个因进OK厅抱小姐，一个因进茶坊同几个包工头打牌赌大钱，皆被他在人代会上发一嗓给弄下了台。
童神掌八十五岁这年，决意不再当人大代表了，他向人说：“现在我们选了个好镇长，再加上我也老了，选好了人我也就放心了。”
好镇长姓段，是个实在人，原来是个村支书，他上台后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深受乡民的拥戴，也是他同童神掌有缘，这天，他下乡帮村民搞稻鱼共生的科技项目时摔下了田，扭了颈子。
段镇长偏着个颈子回镇子找到了童神掌。
童神掌向前瞅了瞅，突地发出口令：“立正”!
段镇长下意识地站好，做了个立正的姿式。
童神掌点点头：“好，好，身正不怕颈子歪哟!”
童神掌说完一耳光扇向段镇长，响亮的耳光中伴着“格喳”一声。
段镇长扭了扭头：“哈哈，硬是一点都不偏了，神掌，神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