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困的社会_在线百科全书查询

被围困的社会

《被围困的社会》一书第一部分致力于探讨新的全球性舞台：由于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人们已找不到外部的、隐蔽的空间去逃避和躲藏，过去的领土战争让位给了新型的“侦察战”。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由生活政治掌控大局并繁荣起来的背景。鲍曼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能否找到新的途径将我们人类命中注定的差异重铸为使命性的团结一致。

书名：被围困的社会

作者：齐格蒙特鲍曼

ISBN：9787214038838

页数：259 页

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年12月

装帧：平装

开本：32

基本信息

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页码：259 页

出版日期：2006年12月

ISBN：7214038838

条形码：9787214038838

版本：第2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丛书名：汉译精品思想人文

《被围困的社会》内容为：社会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它在两个阵线上遭受攻击：一是全球前沿地带，在此旧的结构和规则已经无法保留，而新的尚未来得及成形；二是流动的、不确定的生活政治领域。两个阵线之间的空间——迄今为止被主权民族一国家所统治，并被社会科学家理解为“社会”——益加难以被想象为一个自我包围的实体。这对社会科学中已确立的观念提出了新挑战：主权和权力正在脱离区域性民族一国家的政治，但尚未在新的空间内走向制度化。社会生活的深刻转型带来了哪些后果？它将为21世纪创造什么样的世界？

这部由当今最富独创性的社会思想家之一书写的非凡著作，试图寻求这种转型的轨迹，并试图评估它给普通个体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后果。书的第一部分致力于探讨新的全球性舞台：由于全球化的强大力量，人们已找不到外部的、隐蔽的空间去逃避和躲藏，过去的领土战争让位给了新型的“侦察战”。第二部分主要讨论由生活政治掌控大局并繁荣起来的背景。鲍曼认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能否找到新的途径将我们人类命中注定的差异重铸为使命性的团结一致。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教授，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著有《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Holocaust)、《立法者与阐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Ethics)、《后现代性及其缺憾》(Postmodernity and ItsDiscontents)、《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被围困的社会》(Society Under Siege)等。

序言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现为利兹大学和华沙大学退休的社会学教授，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从1972年进入利兹大学到现在，鲍曼仅用英语就出版了20多部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代性“三部曲”和后现代性“三部曲”。鲍曼本人把《立法者与阐释者》(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1987)、《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1989)和《现代性与矛盾态度》(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1991)称为现代性“三部曲”。鲍曼思想的研究者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教授把《后现代伦理学》(Postmodern Ethnics，1993)、《生活在碎片之中》(Life in Fragments，1995)和《后现代性及其缺憾》(Postmodernity and its Discontents，1997)称为后现代性“三部曲”。进入新千禧之后，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并以此来取代“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事实上，他倾向于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流动的现代性”，把先前的现代社会理解为“稳固的现代性”(solid modernity)。在鲍曼看来，现代性从“稳固/固体阶段”向“流动/液体阶段”的过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

鲍曼的著作涉及了众多的主题，从早期的阶级与文化，通过乌托邦和知识分子转移到了大屠杀和后现代，最近又转移到了全球化和“流动的现代性”。他像一只“松鼠”一样，不断地从一个主题跳到另一个主题。他不愿意对自己的著作进行解释，提出问题之后就走开了；他从不自诩其著作的价值，也不愿意谈论他的生活经历。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他的著作缺乏体系性或者相对清晰的轨迹。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鲍曼的著作扑朔迷离、难以把握。在我看来，鲍曼的著作犹如一座大厦，它有许多人口，人们可以从不同的入口进去，但是，他们看到的景象是不一样的。

同鲍曼的许多其他著作一样，《被围困的社会》(Society underSiege，2002)也具有“后现代”特征，它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也缺乏相对清晰的轨迹。该书由“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考察了新兴的全球舞台，包括民族一国家、战争、恐怖主义和难民。在此，由于势不可挡的全球化，“内”和“外”的差别消失了，昔日的藏身之处不见了，过去的“领土战”已经让位于新型的“侦察战”。第二部分论述了生活政治得以进行的背景，包括幸福、电视、消费、苦难和乌托邦。鲍曼指出，我们当今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能否找到新的途径把人类差别重新塑造成人类团结。

该书的基本观点是，社会正在遭受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夹击。在“流动的现代性”条件下，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社会不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实体，不再有明确的边界和规范，以至于个体被迫用自身的资源去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主权和权力正在脱离区域性的民族一国家，但它们并没有在一个新的空间内走向制度化。社会生活的深刻转型带来了哪些后果?该书试图寻求这种转型的轨迹，并试图评估它给日常个体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诸多后果。

文摘

不管体系表面上是关于什么的，其首要目标是自身的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体系通过管理一减轻与消除——威胁它的张力而“维持着自身的模式”。任何有助于完成这一任务的模式，即任何有助于维持现状、并对切向力或剪力具有免疫力的模式，都是“功能性的”；任何不利于管理行为、要求变迁并因此增加张力的模式，都是“反功能的”。只有体系成功地培育了第一种属性，抵制了第二种属性，它才会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即帕森斯所描述的“自我平衡”)。结构和文化是实现双重任务的主要手段。尽管它们的运作方式和使用的工具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它们不仅在针对随机性和偶然性的拉锯战中相互合作与支持，在针对模式变化的拉锯战中也是这样。二者本质上都是保守的力量，都想保持事物的原貌。

尽管对于我们这些碰巧生活在现代性的“软件”而非硬件、“流动”而非“稳固”阶段的人而言，这幅社会现实的图画似乎有些奇怪，但是，它的确相当符合根据行政办公室的模式想象出来的社会。在现代性的“硬件”、“固态”阶段，许多实验数据都把想象推向那一方向。那一社会的男男女女可能要屈服的主要压力，是服从和遵守同地位与角色相配的规范。这种社会或许不怎么喜欢传统的约束，不反对把它废除掉，但是，它却致力于提出自身“新改进的”约束，一点儿也不能容忍个体亵渎这些规范。遵守规范和违规的界限不仅是十分清楚的，而且它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古老的习俗已经贬值了，它仅仅是一种权威资格，但是，旨在控制得更严的新规范却形成了，这些新规范不同于它们日益取代的正在失去作用的旧规范，它们在出现以前就有了很长时间的约束力。个体的人类犹如植物一样，已经被连根拔起，他们被迫“脱离”在旧制度下发芽、生长的土壤，但是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急切地寻求“重新植入”，即“重新植入”在一个规划得更好和理性设计的社会花园所布置的土壤。

现代性是对旧制度逐渐的、但持续的和令人震惊的瓦解的一种反应。这个旧政权曾经拥有大量联系松散的、本质上是自我再生产的区域共同体，而这些区域共同体被极其贪婪的、但管理野心和能力极其有限的超区域的力量所控制。这就是恩斯特凯尔纳所说的著名的“牙科式的国家”——它擅长以折磨的方式拔出。总体而言，统治者的管理技巧局限于榨取剩余产品；然而，他们很少干预剩余产品的生产。

“国家的财富”——如果这一观念已经出现的话——被前现代国家的统治者视为人们可以享用或蒙受的东西，但是他们应该

……